看熊大正(熊大缜)、柴恩波的资料,提到过国民党天津党政军联合办事处。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机构呢?查找资料,还真让我找到了一篇详细的考证资料。现分享给大家,侵删。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抗战时期沧陷区殖民文化研究"(11C7S030)、山东大学自主创新基金青年团队项目“政党政治与民主政治发展问题研究”(IFYT1226)的阶段性成果。)
文章出处:近代史研究 2013年第6期
作者:刘志鹏 方艳华
〔作者刘志鹏,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淄博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人文系讲师;方艳华,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济南,250100]
内容提要: 七七事变之后,为应对华北沦陷区党政军分离的态势,国民党以聚集于天津英法租界的人员、机构为班底,联合平、津、冀等日占区的单位组设华北党政军联合办事处,其组织机构及沿革、自身运作情形及对党政军系统的联络推动,展示了沦陷区特殊的社会政治处境下国民党的生存状态及其为化解民族危机所进行的调整以及存在的问题。
关键词 华北党政军联合办事处:抗战时期 沦陷区 国民党
全面抗战爆发以来,随着华北战事趋向平稳,国民党党团组织在沦陷区有所恢复。华北党政军联合办事处(以下简称联办)是以国民党原设于天津英法租界和由华北其他地区移于英法租界的单位为班底,联合平、冀、绥、察、热、鲁等日占区的机构而设立的一个隐蔽性的联合组织,直属于国民党中央秘书处,主要负责华北沦陷区国民党党政军的联络与协助工作。抗战时期在日伪环伺的沦陷区,为了确保安全,一般的抗日组织都采取秘密活动的方式,工作人员不敢暴露身份,各机构也往往分别发展,避免发生横向联系。但是在华北沦陷区,潜伏的国民党党政军组织,却以联办为中心,以天津英法租界为掩护,一反常态地出现了一个“联合办事”的阶段。本文主要利用朱家骅档案,希望通过爬梳该机构的组织沿革及活动,为深人透析民族危机境遇下沦陷区国民党的特殊存在状态提供一个视角。
一、联办的组织机构及沿革
华北沦陷前,面对日本的侵略,国民党党政军组织大部分已提前从原治地点迁到安全地带,未得及时迁出而潜伏下来的少数工作人员及华北沦陷后由中央各部派遣华北地区的工作人员,或因消息隔阻各自为政,或因联络不畅难以相互协力。
为了填补国民党政权退却之后留下的权力真空增进华北沦陷区各党政军工作单位的联系,免去各单位在华北各设办事处或联络点的冗繁及危险,1937年11月,由留驻天津英租界的天津电报局局长王若僖,潜伏于北平的国民党临时党务机构华北党务第三组主任许惠东发起,依托于平、津,冀及北宁路国民党的党务组织,在天津英租界组成临时党政联席会议,后又联合聚集于天津英法租界及平、冀日占区的国民党军政机关人员,于1938 年4月底改组为华北党政军联合办事处。
王若僖被推为主任,绥远省驻津办事处处长黄云白担任秘书长,秘书由华北党务第三组秘书姚晋檠及军统天津站书记曾澈担任。组织方面实行委员制,凡参加联办的各单位负责人均为委员,除王若僖、许惠东、黄云白外,还包括中统华北区主任张庆恩,中统河北省调查室主任沈哲臣、军统华北区区长王天木、国民党华北党务第二组书记长苏吉亨、三青团平津支团部筹备处书记王任远、天津电话局局长张子奇、河北省立工业学院代理院长路秀三、桂系派驻天津代表刘劭襄。(《阴耀武致朱家骅、徐思曾并转蒋介石函》(1940年1月3日),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藏,朱家骅档案(以下简称朱档),301/01/06/201。)此外,还有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驻华北专员、教育部派驻华北战区的督导人员若干人。
其机构职责规定为:
(1)及时明了各党务单位工作情形、人员履职情况,提出对策建议;
(2)沟通军政单位之工作及意见,照料各单位在津事务;
(3)对国民党中央党政机关对于沦陷区国民党和政府颁布的政策法令及时事政情的指示进行通告转达;
(4)为华北党部人员往来经过津市小作逗留,各单位过津人员接头或负重要使命同志需要特别接待者,提供“寓所备用”,并“予以居住、旅行、办公等方便”。(《阴耀武致朱家骅函》(1940年6月1日)朱档,301/01/06/196。)
办事处下设政治、军事、社会建设三个委员会,初规定委员每周开会一次,联络据点设在英租界 56 号黄家花园义聚和米面庄、法租界匡时学校,1940年1月以后,改为每月召集在津各单位负责人员汇报两次。可见,联办并不直接对各单位进行实际领导,参加联办的单位,仍然保持自身行动的独立性,彼此只是通过联办相互联系,沟通意见,交换情报,便利接洽。
1938年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之后,国民党中央将华北沦陷区的各省市党务组撤销,改组为正式省市党部。此后,天津、北平特别市党部以及河北、山东等省党部机构逐渐恢复。联办委员方面随之增加北平市党部主任委员贺翊新,天津市党部执行委员李墨元、赵伯陶,河北省党部委员杜松延,北宁路党部主任委员郭凤翔,察哈尔省党部主任委员裴鸣宇等。
1939年3月国民党在重庆设立战地党政委员会,直属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负责战地党政工作的设计、指导、监督及考核诸事宜。针对联办与战地党政委员会在地域涵盖及职能设置上的某些交叉,有人提议将联办并于以鹿钟麟为主任委员的战地党政委员会冀察分会。但联办侧重于沦陷区范围内“各中央机关联系并交换意见”(《张炎茂致朱家骅函》(1940年1月8日)朱档,301/01/06/200),而“党政会分会侧重执行,限于地方性质,二者不可偏废"(《王若僖致朱家骅函》(1939年6月12日)朱档,301/01/06/199),而且,联办者并于战地党政分会,将随军队辗转战区,交通信息难保顺畅,而天津方面似仍需要有一个类似性质的机构以资联络,经朱家骅与战地党政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李济深商定,由中央秘书处函请战地党政委员会对联办亦予以备案。这样既避免了联办在组织性质、机构归属上的争论,也通过对联办设置必要性及重要性的确认,在一定程度上强化和提高了其职权与地位。
联办成立后,很快成为华北沦陷区各方信息纵横传递的重要渠道,且“关于华北各单位工作之勤惰指劝折冲,每能收联系调整之效”(《联办致朱家骅函》(1940年11月6日),朱档,301/01/06/201。),这日益激起日本的不满。1939年9月28日,日本宪兵队与法租界工部局联合搜捕国民党地下组织人员,包括主任王若僖在内的17人被捕,关押在法租界工部局内,联办不得不暂停工作。两个月后,改由中统华北区区长阴耀武为代理主任,但仍以王若僖为主任,并通过运作各外领及利用王若僖主政天津电报局时建立的社会关系,使王若僖在羁押中仍能继续与外间人员互通消息,直至其1943年初脱险。
阴耀武主持工作期间,对受挫的联办进行了整顿,重在联办权限的坐实和职能的有效履行。
1940年1月,联办重申工作主旨,除加强联系华北各党部工作外,“对冀鲁察绥军政工作人员,亦拟分别予以密切联络,供给一部华北情报,并可减少各省在天津之人力与物力,又可沟通省与中央间之隐隐不能说明之一切困难,更可逐渐帮助达成党政军三位真正一体化”。(《阴耀武致朱家骅、徐思曾并转蒋介石函》(1940年1月3日),朱档,301/01/06/201)
同年11月,联办第80次委员会拟定华北党政关系调整意见,其中包括:(1)扩大组织,由中央指派中委一人为主任委员主持处务;(2)各单位工作报告,应每月送呈联办审查转报;(3)联办对各单位有指导、监督、考核之权:(4)核转拨发各党务单位之经费。
12月,联办将集中议事制改为指派工作人员分区联系制。此时平、津、冀、鲁等地的国民党工作单位尚有20余处,主要分工如下:阴耀武联系北宁路党部,程国瑞联系津浦路党部、教育部河北教育督导区,李墨元联系天津市党部、河北省第五党务督导区,余国瑞联系热河省党部及王若僖家属,尚志泉联系察哈尔省党部、北平市党部,路秀三联系教育部天津教育督导区、河北省第十党务督导区、山东省党务督导区。(《联办致朱家驿函》(1940年12月21日),朱档,301/01/06/201。)
这一时期联办工作虽有起色,但自1941年始,阴耀武遭日方悬赏通缉不能继续任职,由天津市党部主任委员韩振声接任代理主任。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民党驻津各单位已失去租界保护,相关工作人员纷纷离津暂避。1943年2月留守的地下组织亦遭日军破坏,韩振声辞职离津,联办工作陷于停顿。1944年3月,联办宣布解散。
二、联办自身运作情形
直属于国民党中央秘书处的联办被寄望为“北方工作之总枢纽”(《朱家骅致王若僖函》(1940年7月23日),朱档,301/01/06/201,),其首要工作在于联络,然而由于日伪及租界当局的干扰,集中办公难以施行,以电讯为基础、配合个人单线联络是联办与沦陷区党政军组织进行信息传递的重要渠道。电讯通畅是工作顺利进行的基础,天津沦陷后,王若僖所主持的天津电报局虽被迫停业,但仍“在英租界设立无线电台二处,一处在美商利华大楼内,一处在电话三分局,继续办理电报业务"(天津市地方志編修委员会编著:《天津通志·邮电志》,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 年版,第 105 页。),并暗中与沦陷区各单位及重庆保持通信联系。
联办成立后不久,王若僖便利用电报局的电讯设备及技术力量秘密举办无线电训练班,受训人员由各单位派送,经费由各单位分摊。训练课程分为收发报机制造和无线电收发两班,前后共举办两期,第一期20 人,第二期 10 余人。第二期受训时,地址被日本特务发现,课程未完即结束。这些学员结业后主要分赴平汉、津浦两路工作,对于联办及华北沦陷区国民党各单位的联络工作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此外,1940年初联办还设立交通管理处,对各地如何筹设电台、传达信件诸事进行了一定的扶助督导,但即便如此,联办与内部各单位及与中央的通讯也并非畅通无阻。1940年7月阴耀武致电国民党中央,称“津台阻断兼旬,请饬渝台逐日按旧时间、旧波长细心守听,并将渝台情形申示”。(《阴耀武致朱家骅函》(1940年7月25日),朱档,301/01/06/201。) 在重庆的中央党部亦时被与津台的通讯中断所困扰,秘书沙孟海就曾无奈地说:“近来北方电讯隔绝,其他人员亦无音息。今日重庆致于复生(王若僖曾化名于复生、吴世仁。)之电仍托中央社代发,未知能到否。”(《沙孟海致王启江函》(1940年11月28日),朱档,301/01/06/201。)
联办身处日伪经常袭扰的地区,为使行动保持隐蔽,下辖的各委员会内部上下级之间及工作人员之间往往采取个人单线联系的方式。
由于沦陷遽迫,潜伏下来的人员往往欠缺秘密工作的技术与经验,1939年4月王若僖向朱家骅提到,“此间同志多无秘密技术训练,或更有籍仁(王若僖)以资号召者,故除非真正摆脱,如任其名,对外决难守秘”。(《王若僖致朱家骅函》(1939年4月18日),朱档,301/01/06/193.) 再加上一些人意志薄弱、胆小自保,易导致整个组织陷入危险。因此,秘密工作技术训练及人员甄别就显得非常重要。
1939年3月,国民党在重庆举办中央训练团党政训练班,联办派许惠东、路秀三、赵伯陶参加第二期受训。但针对性不足的临时集训难以满足沦陷区的实际需要,为此,联办曾有自行召集组织训练团之议,以解决内部人员及联合单位人员的训练问题,计划分为周定训练及巡回训练两种,然而旋即被国民党中央党部否决,理由为固定训练可由“河北省党部举办,平津同志均可分期前往受训,较在平津敌伪环伺之下办理,自属安全”,巡回训练宏效难期,且“华北党政军联合办事处并非军政法定机关”,之后受局势所限,训练之事遂被搁置。(《朱家骅致阴耀武函》(1940年4月23日)朱档,301/01/06/201)
人员物色方面,阴耀武代理主任期间,非常重视对工作人员个人品行、家庭状况甚至私人生活的审查,并要求在人事管理上避免工作同志的雇佣性质,“如有不妥或予隔离,而不停其生活费以免刺激,或予调至后方重加察看,准给旅费,以免误事”。(《王若僖致朱家骅函》(1940年7月20日),朱档,301/01/06/201) 但是伦理约束与人事安排的应付技巧难以根除组织软化状态下内部人员冒功邀赏、安常蹈故、变节附逆等各种堕落行为,如有人“冒报唐山、张垣设有电台,蒙蔽中央,实则除津台外,吴桥台尚系沈哲臣在津工作时负责所设,并非该员建立”;工作效率低下,“即在津市传达一信件,尚须四五日之久,而尤不知改善”。(《苏麟阁致朱家骅函》(1940年11月14日),朱档,301/0I/06/201) 人员的变节更对联办的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
1939年9月王若僖向朱家骅报告,“汪派叛变后,过去情形,均已熟悉,最近樊祖邦、王文被捕,供出甚多,樊过去时在吴(王若僖)处领款,王文对联合办事处知之亦悉,一有牵扯,随时可生危险”。(《王若僖致朱家骅函》(1939年9月16日),朱档,301/01/06/193。)1940年7月又报告,“华北方面自去岁王天木叛变后,将其旧部张裴两贼拉作内线,以致戴先生领导之华北工作人员大多被捕,复生之工作情形,亦若辈所卖,最近戴处新来负责人倪君,又因张将内部工作员毛某拉去,使毛将倪骗至饭馆被捕”。(《王若僖致朱家骅函》(1940年7月24日)朱档,301/01/06/201。)
联办身处沦陷区,活动开展离不开大量经费的支撑。初时曾有参加各方分担之议,后由中统每月补助2000元。1938年9月起统归国民党中央秘书处拨发,并增加为每月3000元。(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國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会议录》第28 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年版,第200 页)1939年1月中央中央秘书处批准增委员1人,月增日常经费154元、行动经费380元,并准发临时地点房租费2000元、民运补助3000元,另外电讯训练班及华界设电台经费亦准特别报销。1939年,联办经战地党政委员会备案后,中央秘书处发给特别费2万元。
1940年后,受战时环境影响,天津物价腾涨,日常生活支出均较半年前增添四五倍之多,任职各委员均为无薪兼职,办事人员也仅由中央每月拨付30元至100元不等的生活补贴,“以致每月人不敷出,亏累甚多,而各同志亦均典当一空”。(《王若僖致朱家骅函》(1940年2月23日),朱档,301/01/06/201。) 1940年2月阴耀武请求中央“将全体工作同志生活费及办公费均按原有数目增加二分之一,使津贴以资救济”(《阴耀武致朱家骅函》(1940年2月29日),朱档,301/01/06/201)。最终中央秘书处只将办公经费增加至每月5000元,没有增加办公人员的生活费用。
联办的成立及延续,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日军军事势力未到,而英法等国控制的租界具有特殊环境。天津租界由英、法、意、日等国租界所构成,联办成立后,王若僖即从公私两面推动与英法租界的联络。一方面敦请外交部对英法领事颁授勋章,以利工作;另一方面请求朱家骅以私人友谊托英法大使密嘱驻津领事对工作人员予以便利,这些都为联办的活动腾出了一定的伸缩余地。
1938 年9月,英租界工部局警务处虽然在日方彻底清除租界内“恐怖分子”的压力下逮捕了联办委员张庆恩,但英驻重庆大使应国民政府的要求,令警务处对张被捕的消息严加保密,并指示天津领事,勿将张庆恩引渡给日本。
1939年9月警务处以“驱逐出境”的方式,将张庆恩变相予以释放。但是对租界外力扶助的依赖不仅靡耗经费,也往往受易被各种复杂因素左右的租界态度的游移及其不确定的人事变动所掣肘。据王若僖称,“凡与闻仁(王若僖)事之中外人员,均赖馈赠以买得方便”。(《王若僖致朱家骅函》(1940年5月16日),朱档,301/01/06/201)王被羁之后,朱家骅等奔走营救,托“王外长、顾大使、法大使等公私接洽,更请英大使斡旋营救,费已共汇津五万数千元”(《朱家骅致王若僖函》(1940年4月27日),朱档,301/01/06/201),“每月为与外间联络方便及求其优待计,所费仍在五六百元”。(《王若僖致朱家骅函》(1940年5月16日),朱档,301/01/06/201) 阴耀武曾致函朱家骅,称天津英租界工部局警务处副处长“李汉元于津英工部局服务时,对我方协助甚多”,
1939年10月李汉元赴美国考察警政,他的离职以及新任法领事态度的转变直接影响到联办的正常运转,“过去前法领对我态度甚好,英方有李同志掩护,故除有数案弄僵,无法挽救外,马虎了事者,不知若干起。现法领态度极不佳,英方李同志再去,则掩护极难,潜伏殊不可能,除非伏居不动,则失作用。”(《王若僖致朱家骅函》(1939年9月16日),朱档,301/01/06/193)尤其是当国民党的各种组织在沦陷区策划的针对日伪的暗杀及经济、政治上的扰乱,使租界遇到诸如日军1938年底及1939年6月两次封锁通往英法租界交通等的打压时,这种态度游移就更为明显了。
1938年11月,王若僖就已认识到“津英法租界近已渐与敌伪合作,英界水电已收伪钞,法界已劝学校勿用有关政治之旧教本,我随时向其非正式抗议,彼则谓对中国同情,但津环境应以保租界为第一,保租界即所以助我,对小节应勿吹求,请我谅解,实则态度日变”。(《王若僖致朱家骅函》(1938年11月29日)档,301/01/06/193)。1939年7月,日英双方还就租界治安等问题签订了《有田一克莱琪协定》,英国承认在华日军为保障其占领区内的公共治安可以制止或消灭抗日分子,英无意赞助妨害日军镇压抗日分子的行动。
此后,“日方警宪有时至租界搜捕,仅只与英法警同行,可任意搜查各户,即工部局亦不能知其地点人名”。(《王若僖致朱家骅函》(1940年6月10日)朱档,301/01/06/201)。
三、联办的联络及推动工作
联办工作以推动党务活动为中心,这种推动除了王若僖、阴耀武、韩振声任职联办主任期间兼任天津市党部主任委员直接组织领导天津市党务工作外,还包括对于河北、北平等省市党部人事调整的建议指陈及相关工作展布的推助。
交通梗阻的沦陷区环境使联办一度成为“华北沦陷区与中央通信之唯一机关”(杜元载主编、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革命人物志》第9集,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 1972 年版,第 16 页。),1939年4月朱家骅督促王若僖调查“平市党部工作情形如何,各委能力如何……又河北省党部近情如何,各委努力否。"(《朱家骅致王若僖函》(1939年4月21日),朱档,301/01/06/192.)
王若僖报告称“平党部,闻青运工作尚佳,系旧许惠东领导之高挺秀所做者,余无所闻。现闻将由耿委(耿轮升)代理,闻耿为小学教师,作事尚勤恳,资望似不足。”“河北省党部所知者,杜李刘(杜松延、李东园、刘子麟)三委,其中以杜最有能力,李亦拼强去干,刘圆通甚勤恳,但均权力太小。现在河北省党务,必须党政军打成一片,才有办法”等等。(《王若僖致朱家骅函》(1939年5月13日),朱档,301/01/06/200。)
1940 年4月朱家骅再次致电羁押中的王若僖让其告知北平党务情形。据王若汇报,“平市党部工作,在1939年8月至11月,尚称努力,自组织科长被捕后,工作即停顿。1940年4月间,北平市党部主委耿轮升自去冬来津,至今逗留未返,平市各执委及书记长均纷来津居住,彼此标榜,均以主委不返各不归平为口号,刻在津租界。长此不回,北平党务,实难推进。”(《北平市党部工作概况》,朱档,301/01/06/192。)
据此,国民党中央决定改组北平市党部,6月14日又致电王若信请其推荐人选,8月王若复电建议。
10月,国民党中央调整北平市党部,调耿轮升至渝,派高挺秀、路秀三等为委员赴平主事。“12月7日王若僖来电报告平市部各委如高挺秀等仍多留津,乞明令促行”,随后国民党中央即致电高挺秀,督促“应克日人平,展开工作,嗣后不得无故离平,否则以擅离职守论”。(《朱家骅致高挺秀函》(1940年12月9日),朱档,301/01/06/192)经费的顺利补给于党务运行关系甚大,受制于被日伪封锁隔绝的沦陷区局势,国民党中央拨给各党务单位的活动经费统由联办负责转拨。但这些经费又常因后方财政腾挪紧张,天津方面银行迫于日伪压力拒绝转汇或因通讯阴隔难以做到妥实迅速,而致联办不得不经常垫付经费。
王若曾指出中央汇发各处经费,“均是本月发前月者,如临时需款,则非垫付不可”。(《王若僖致朱家骅函》(1939年9月11日),朱档,301/01/06/199。) 阴耀武 1940年9月亦报告“津各单位7月份经费,平察各单位5月份以后经费均未到,甚至王若去年垫焕然旅费 500 元、李汉元1000 元、尹凤藻2000元,迄未返还”,由其经手所发的“热省党委韩金川 1600 元罗大愚 5000元、官梅峰活动费 3000元”亦未补还。(《阴耀武致朱家骅函》(1940年9月25日),朱档,301/0I/06/201。) 这些经费无疑是沦陷区党务活动开展的重要保障。客观条件所限造成的经费转拨困难,也易造成部属怀疑联办克扣经费的误会。1939年9月王若僖致电朱家骅称,“中央有三月经费未到,部属不明,以为克扣,竟至怀恨告密”。(《王若僖致朱家骅函》(1939年9月16日),朱档,301/01/06/193。)
1940年河北省党部第四区督导员王馨泉,屡次向省党部及各方电告阴耀武扣发该区1940年度4月至6月10月至12月6个月经费,后经查只是中央拖延及汇发不顺所致。(《中央组织部关于向阴耀武索要经费一案的批复》(1942年11月30日),河北省档案馆藏,611/1/48。)日本进据天津租界后,联办工作顿失掩护,收转经费愈益困难,自1942年1月起停止经费转发工作。
派系斗争向来是影响国民党内部团结的痼疾。出于民族救亡及集中统治权能的需要,1938年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决定取消一切党内小组织,但“各方派往天津之工作同志,每因派别不同,未能协力合作,驯至互相摩擦,增加阻碍”(《王若僖致朱家骅函》(1938年8月7日),朱档,301/01/06/199。),以联络与协调各方集中抗战为宗旨的联办对此难以回避。王若僖自认在派系立场方面态度超然,不仅与各方私人关系甚佳,且在中央又有朱家骅的格外照拂,对于各派势力的纷争曾试图进行调解。
当时,新成立的中统与军统延续着CC系与复兴社的旧有矛盾,在华北,徐恩曾领导的中统与戴笠指挥的军统因工作雷同,摩擦甚烈,国民党中央令王若僖负责调处两派矛盾。调处伊始,“戴方人员忽又谓奉令停止参加,改派他人,据闻因内部摩擦,而真相不明”。深处两派矛盾漩涡,又无特务及军事工作根基的王若僖在几番电报往来劝慰呼吁双方互相尊重、共济时艰无果之后,无奈只能以“不亲身出面,难以取信于人,亲身活动,则人又不熟”为由,请求朱家骅出面商请贺耀祖、戴笠,徐恩曾联名致电华北方面各工作同志,劝告精诚团结,协力抗敌。(《王若僖致朱家骅函》(1938年8月7日),朱档,301/01/06/1992))
但口号式的政治宣导,对于解决派系间的利益纷争、政见分歧实难凑效,对于此次调处,王若僖最终也只能以“津室人事最难,沦陷区域,欲以纪律维持,恐生意外,几经调整,仍无善法"(《王若僖致朱家骅函》(1939年5月13日),朱档,301/01/06/200)不了了之。此时新成立的三青团系统内部,在华北地区也存在旧有派系的权力争夺。
作为三青团平津支团部筹备处书记的原华北复兴社负责人王任远任用复兴社旧人担任青年组组长,且多数为军事特务人员,引发其他部属不满。与调处中统、军统矛盾类似,此次调解,在王若僖“本党同志不分彼此,新旧老幼不可有过去成见,均须全部合作”(《朱家骅致王若僖函》(1939年6月2日),朱档,301/01/06/199)的一番政治督劝后,也只有遵循老路请求当时兼任三青团中央团部书记长的朱家骅训诫王任远“青运人员务须有大公无私之精神,旧有人员宜乘机甄别之,不可再有任何成见"(《朱家胖致王若僖函》(1939年9月13日),朱档,301/01/06/199),但效果亦十分有限。
1940年11月,北平市党部执行委员苏麟阁曾向国民党中央反映,在津各派“内部复杂,摩擦甚烈,致各地工作单位多派人常驻津负责交涉”,甚至据此认为“办事处实无设置必要”。(《苏麟阁致朱家骅函》(1940年11月14日),朱档,301/01/06/201)这从侧面说明了联办调处派系矛盾的乏力。
联办虽以华北党政军联合办事处命名,但其所承办事项多属党务,尤其是阴耀武代理后期,政治、军事方面已统属甚少,据此阴耀武曾一度拟请中央“将职处改称中央党部华北办事处”。(《阴耀武致朱家骅函》(1941年4月11日),朱档,301/01/06/201) 尽管如此,在交通阻滞,“敌方及租界特别注意,下乡人手太少,以及人事经费等问题牵掣”下,(《王若僖致朱家骅函》(1938年8月7日),朱档,301/01/06/199,)联办在提供华北情报于中央相关部门,沟通华北地方政府及联络散落的军事武装方面也做出了一定的努力。
1941年8月,联办将华北分为“平、津、平绥、德石、正太、豫北、鲁北、冀东、冀中、冀南十区,每区设联络员1人,其任务为调查情报"。(《路秀三致朱家骅函》(1941年8月26日),朱档,301/01/06/201)情报工作的展开最初是王若僖应原交通部次长王芃生所托,之后逐渐成为联办的一项工作内容,“僖呈交部情报及前次交芃公派津人员所呈情报,均嘱特抄我公”(《王若僖致朱家骅函》(1938年4月29日),朱档,301/01/06/200。),再由国民党中央转交其他部门,以供施策之用。这些情报以华北政情、租界局势、日伪动态为主。
为加强与沦陷区业经恢复的国民党地方政权的联系,1939年联办两次遴员秘密分赴河北,协助已转移到河北南宫的省政府开展民运工作及讨论破坏伪币办法、加强党政联系方法等。党军联系方面,负责军事联络工作的是联办下设的军事委员会。
联办成立一年多,在联络整编散落各地的游击队及地方武装组织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据阴耀武1940年1月报告,“直接由本处联络指挥之游击队,不下万余人”,其他各部也与联办保持密切联络,其中又以冀东、冀南及冀中地区最为活跃,包括冀东地区高志远部2万余人,洪麟阁部4000余人;冀南地区王小石部1000余人,葛文华部 2000 余人;冀中地区魏大光部 2000余人,向信文部500余人。冀南和冀中的武装在联办的策动下最终移交冀察战区指挥。(《阴耀武致朱家骅、徐恩曾并转蒋介石函》(1940年1月3日),朱档,301/01/06/201。) 当然,上述武装中不乏挑起反共摩擦事端者,但他们对日本侵略者特别是各县汉奸政权及其武装进行了或多或少的抵抗和打击,对此也应作实事求是的肯定。
联办的设立是国民党在民族危机状态下试图通过政党主导来统合华北沦陷区各工作单位的一种尝试,它的出现因应了国民党在华北的抗战局面,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沦陷区潜伏的各机构的联络与工作。但是,由于日伪搜捕与租界挤压造成的生存空间的逼仄,本身运行机制中“人无定职,事无专责,策无定计,行无始终"(《苏麟阁致朱家骅函》(1940年11月14日),朱档,301/01/06/201。)的结构性弊端,缺乏成熟的对各类政治资源进行调控整合的能力及手段,内部工作人员的意志衰颓、因循敷衍,再加上过多地将自身的存续寄望于态度暖昧的租界的外部支援,难以将补救弊端的重点落定在发掘培植自我延续机理与制度的取径上,这些都影响了联办政治联络动员职能的发挥。
当然,不应否定,联办在沦陷区的危险复杂处境下,仍作了相当的努力。面对沦陷初期华北秩序棼乱的局势,联办以国民党党务组织为核心,联合军政单位所进行的统合各方力景化解民族危机的努力,对于稳定人心、联络后方、抗击日本侵略者及各地伪组织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