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我所知，解放战争中，我军在战场上只牺牲了两个高级指挥员。一个是东北野战军的炮纵司令朱瑞，还有一个就是元寿叔叔。他是华东野战军牺牲的最高级别的指挥员，也是级别最高的的闽籍指挥员。”

2013年，张鼎丞之女张延忠在上海参加陶勇100周年诞辰纪念时，被原华东野战军副参谋长张元寿的女儿张晓卫拉住，并明确告诉她，这年也是她父亲的100周年诞辰，届时还要邀请他出席纪念活动。

事实上，如今我们谈论起华东野战军副参谋长，可能更多的想起的是张震，不过张震是1948年3月以后才出任华野副参谋长的，因为那时参谋长陈士榘在前线率领一个兵团打仗，粟裕特意选调了张震来华野司令部辅助他指挥作战。

张元寿是华东野战军成立时的副参谋长，当时一同任副参谋长的还有刘先胜，刘先胜、张震在1955年授衔时都被授予了中将军衔，另外张震在1988年还被授予了上将，1992年任军委副主席。

也就是说，如果张元寿不牺牲的话，可能最低情况下，也会在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有关华野的事儿，我们之前聊的也不少了，但却很少提到张元寿。

在过去革命战争历史上，张元寿既不是军事干部，也不是政治干部，而是专搞后勤的，在多数的时候，我们讲战争年代的故事，讲得都是那些能征惯战的将领，从而忽略后勤上的事儿。

这一惯性思维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一直都存在。

洪学智将军当年就是总后勤部部长，他自己都坦言干后勤工作有情绪，就更别提其他人。

张元寿1913年出生于福建永定，早年在龙岩一家杂货店当学徒，1927年参加革命，结识了包括邓子恢在内的一些共产党人，1928年3月邓子恢、郭滴人等同志率领的龙岩“后田暴动”。

当时大革命刚刚失败，闽西的革命斗争一度很艰难，后来毛主席、朱老总率领的红四军挺进闽西，极大的鼓舞了当地革命斗争，张元寿也因此奉令回乡组织农民运动，并建立起苏维埃政权。

1929年，张元寿率领赤卫队加入红十二军，1930年年底，正式转入中国共产党。

张元寿起初是在作战部队，并陆续出任排长、连长，然而他的专长显然不是在指挥打仗上，后来调红35师任军需处处长后，张元寿基本上就没再离开过后勤岗位。

也正如许多人在回忆起张元寿的时候，总也离不开这样一句话：

“他是我军后勤工作的创始人之一。”

当然，干了后勤工作虽然相对而言比较安全，可是这也意味着同前方炮火连天的战场告别，虽然在现代战争环境下，后勤保障工作无比重要，但很多人在谈论这件事的时候，还是会若有若无的忽略后勤。

张元寿甚至还来不及回忆他光辉的革命经历，就过早的牺牲，不能说是件遗憾的事。

张延忠后来在回忆文章中曾这样写道：

“历史的参与者比历史的旁观者更知道后勤的重要。参加过长征的人，回忆起那个岁月，都会说：最困难的是没的吃，连树皮、草根都拿来当食物了。为了解决供应问题，身为中革军委先遣司令部后勤处处长的元寿叔叔，想尽了办法。部队一到驻地，别人休整，他却要带领同志们，一边做群众工作，一边征购粮食，经常半夜才回来；不待天明，别人尚未启程，他已早早踏上征途。有时沿途群众跑光了，他就远离主力，冒险深入敌后搞粮。在他的努力下，有效地保证了中央机关的后勤补给。”

在中革军委总供给部工作期间，他负责粮食、布匹、医药等军用物资的筹措，在中央苏区被敌人严密封锁的情况下，这些工作是非常困难的。

在很多资料中，形容张元寿搞后勤工作是“井井有条”。

抗战爆发后，张元寿调任中央军委供给部部长。

1938年，张元寿代表八路军赴汉口参加国民党政府主持召开的后方勤务会议，因日军占领潼关，张元寿在会后无法返回延安，后经叶挺邀请，转赴新四军，参与新四军的筹建工作。

新四军成立之初，面临的问题很多，一方面是人员分散，难以聚集，另外一方面就是各种物资粮饷短缺的问题。

张元寿一上任，就调集人力物力，在交通发达的青弋江章家渡成立了总兵站，并自任总兵站站长，几乎是在很短的时间里，张元寿就通过这个总兵站建立起了四通八达的交通线。

总兵站在当时不仅负责将零散在南方八省的新四军转移至皖南泾县安置，还负责从全国各地征集物资、招收兵员的工作。

尽管总兵站的许多交通线都是处在敌占区以及白区，但因为张元寿筹划周密，往来转运均没有出现差错，而且张元寿始终遵行中央指示，与国民党当局搞好统战关系，极大的帮助了新四军的发展壮大。

1940年，张元寿调新四军军部任参谋处长。

皖南事变后，张元寿与军政治部民运部副部长夏征农一起突围脱险，不久后新四军重建，张元寿调任二师五旅参谋长。

事实上也不难看出，组织上对张元寿有刻意培养的意思在里面。

不过，张元寿虽然出任了五旅参谋长，但除了主抓旅部参谋班子的培养外，更多的还是干了后勤工作。

当时，二师五旅的驻地所在的淮宝地区是新开辟的根据地，当地日伪顽势力虽然被一扫而空，但当地百姓过去曾多受滋扰，老百姓缺衣少食，对新四军也不大信任。

根据资料记载，张元寿自到任后，便花了很大的力气扭转当地百姓对新四军的态度，特别是在政治上大力宣传党的各项抗日政策，揭露敌人的造谣、污蔑和种种罪恶，教育争取大多数群众；经济上在做好部队粮食物资供应的同时，注意解决群众的切身生活问题，特别是吃饭的粮食问题，关心体贴群众。

当地百姓也认识到新四军是一支抗日的队伍。

当时抗战正值困难时期，部队筹粮困难，张元寿不仅组织生产，还亲自下地劳动，为了不给百姓增加负担，张元寿还在秋收后下地去捡粮食，并对身边的同志说：

“眼下正处在抗日战争艰苦阶段，物资非常短缺，而敌、伪、顽又经常来骚扰破坏，因此我们指战员的生活都很艰苦。现在老百姓掉在稻田里的谷粒烂掉很可惜，把它拾回来，可以补充我们的‘伙食’，还能增强节约观念，减轻群众负担。”

一时之间，“参谋长下地捡粮食”不胫而走，被传为一时佳话。

应该指出的是，从抗战后期开始，张元寿的工作已经涉及军事方面，1943年五旅开辟路西根据地后，张元寿兼任了军分区参谋长，日伪军对新四军恨之入骨，抽调了大股兵力扫荡，张元寿不仅配合旅长成钧、政委赵启民指挥作战，还奉令亲赴前线。

1946年内战全面爆发前，张元寿被抽调出任华中军区副参谋长兼华中野战军参谋长。

尽管参谋长的主要分工是配合军事首长指挥作战，但张元寿因为擅长后勤工作，因此他工作的侧重点主要是在军区，协助司令员张鼎丞、政委邓子恢分管后勤。

从某种程度来说，对张元寿也算是一种重用。

苏中战役时，张元寿全力主持后勤工作，是粟裕、谭震林七战七捷的极大保障。

两淮保卫战时，华中野战军被紧急抽调北上，当时许多物资因为来不及带走，都滞留在苏中根据地，是张元寿不顾危险，亲自赶赴一线指挥，确保物资一个不剩的转运至作战前线。

1946年冬，华中野战军、山东野战军合并成立华东野战军后，张元寿又出任了华野副参谋长，仍然肩负后勤重任。

之前我们曾无数次的聊过华野作战吃后勤的问题，这一点直至1948年濮阳整训后，才有了根本缓解，而华野整个后勤体系的建立，都是在张元寿的努力下一点点建立起来，为华野大军能够进行持久作战奠定了很大基础。

1947年2月，国民党军制定“鲁南会战”计划，在南线集中8个整编师，南线以整编第19军军长欧震指挥8个整编师21个旅为主要突击集团，由台儿庄、新安镇、城头一线分三路沿沂河、沭河向临沂进攻；北线以第2“绥靖”区副司令官李仙洲指挥的第46、第73、第12军为辅助突击集团，由淄川（今淄博市淄川区）、博山（今淄博市博山区）、明水（今章丘）等地南下莱芜、新泰策应。

当时，华东野战军以临沂为诱饵，主力伺机向北转移，计划拿李仙洲集团开刀。

整个战役胜利，同华野整体后勤保障体系是分不开关系的。

张元寿在莱芜战役期间，动员了17万民工支前，不仅源源不断的把物资送到一线，还保障了参加此战的所有军民每人每天2斤粮食、1斤肉、几钱油，这其中还不包括一些其他物资，例如虾皮、海带等等。

时任华东野战军司令员曾盛赞张元寿：

“张元寿同志很好，见到军队吃、穿、用的事就抓，他是后勤专家。”

粟裕也称：

“有元寿同志协助，打起仗来，我无后顾之忧。”

应该说，粟裕虽然是分管打仗，但也并不是完全不操心后勤，但有张元寿在，粟裕至少能少操心后勤上的一些事情，全力确保战事胜利。

1947年3月，莱芜战役胜利后，华野在大矿地召开参谋长会议，张元寿与时任华野参谋长陈士榘、副参谋长周俊鸣一起到附近周村采购物资并查看国民党军遗弃的武器，没想到车开到张店地区时，突遇国民党军飞机俯冲扫射轰炸，张元寿在此次敌袭中不幸中弹光荣牺牲，年仅34岁。

张元寿的牺牲不光是华野的损失，同样也是全军的损失，后来华野在周村召开追悼会，陈老总出席并致悼词：

“张元寿同志是我军优秀的后勤专家，为革命鞠躬尽瘁，贡献了他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