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是印度民族从4000年前分出来的支流——英国人的中国热

“中国热”是指新航路开辟后西传的中国文化在欧洲掀起的羡慕、热爱和崇拜中国文化，仿制中国物品的文化现象。

它从17世纪开始，到18世纪上半叶达到高潮，一直延续到18世纪末。然而，一些学者指出，与法国、德国相比，英国思想文化界的“中国热”呈现出“早退”的现象。

钱钟书写道：“如果我们的研究是对的，那么英国对中国的仰慕在17世纪就达到了顶点，在18世纪的英国文学中，中国已失去了她原有的辉煌。她虽依然是待解的谜，却不再具有值得羡慕的荣光。”

  随着中国文献的翻译和各种航海记录的出版，关于中国的信息源源不断地进入岛国，人们开始对这个遥远的文明发生兴趣.

弥尔顿在《失乐园》中把中国视为“最强大的帝国”之一，考莱在《欢迎》一诗中称中国是“富足的、政通人和的中心”，1621年出版的罗伯特·伯顿的《忧郁症剖析》也谈到了中国人勤劳整洁、彬彬有礼，国家富庶、没有乞丐，以及良好的政府管理和选拔人才的科举制度等等。

    17世纪英国人对中国语言表现出很大的兴趣。瓦尔特·拉雷在1614年出版的《世界史》中赞扬中国文明时，首先就谈到了中国语言。这一点有其特殊的背景：信奉新教的英国人在攻击天主教的同时，希望能寻找一种取代拉丁文的通用语言。

17世纪上半叶就有学者开始将汉字与人类的初始语言联系起来。托马斯·布朗纳爵士提出汉语是人类建造“通天塔”之前的“初始语言”。约翰·韦布在1669年发表的《论中国帝国的语言可能即为原始语言之历史》论文中更指出，汉语“简便、概括、准确、适度、实用、简洁、一致”的特征，决定了是它，而不是希伯来语，有可能是大洪水之前全世界通用的语言。

在威廉·坦普尔爵士那里，英国对中国的热情达到极致（注： Chung-shu,China in the English Literature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Quarterly Bulletin of Chinese Bibliography ,Vol.I,no.4,1941,P.371.），他把中国的一切：政治、道德、哲学、艺术、文化知识和医学等都视为英国的楷模。1671年他在《政府的起源及其性质》一书中将父权看作国家权力之源，主张治家之道就是治国之道，这一观点与中国政治理论非常接近。如果说这部书中所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尚难确考的话，那么，到了1683年《论英雄的美德》一文中，他直接地颂扬中国，把中国称为最伟大、最富有的国家，拥有世界上最优良的政治体制，孔子则是最有学问、最有智慧和最有道德的人，他的学说是治理国家的正确原则。他认为中国是“民性中和，地域清静，气候均匀，而又有长治久安之国。”（《中国文化在启蒙时期的英国》，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在《论民众的不满》中他强调：“只有中华帝国历史悠久的政府，才能在最深刻和最智慧的基础上建立起传说中的那种政治。”

从18世纪一开始，我们就看到了笛福(鲁宾逊漂流记作者）对中国文明的攻击和嘲讽。在1705年出版的《凝想录》和1720年出版的《鲁滨逊感想录》中，这种攻击达到顶点。他借鲁滨逊的口说：“但我所注意的，不在乎他们艺术上的技巧，而在乎他们在宗教事体里所表示的愚蠢，和可笑可鄙的冥顽，我竟以为最蒙昧的野人，也比他们略胜一筹了。”

这种态度在安逊的《环球航行记》中也可以看到，这本书告诉人们，中国人不象耶稣会士所说的那样勤劳勇敢，富于智慧，而是“感觉迟钝”和“麻木不仁”。

随着更多中国信息的引入，英国人对中国评价不断降低，学者们认为中国已是“今不如昔”，法律比以前受到更多的金钱腐蚀，商贾比以前表现出更多的取巧，艺术和科学也不及以前活跃了。

    18世纪英国知识界对中国的态度还可从其汉学研究看出。当时欧洲大陆已经有几个象样的汉学家，但在英国，除了琼斯还找不到第二个，而琼斯主要研究阿拉伯、波斯和印度，中国学方面的成就有限。如在涉及中华民族起源问题上，他花费很大的精力证明伏羲氏与印度古史中的菩提氏(Budha)是同一个人，中华民族是印度民族从4000年前分出来的支流。

这位唯一的汉学家对中国的总体评价不高，认为中国哲学处于原始状态，机械技术没有特色，艺术也只有形象而没有理念。

    可见，到18世纪，知识界对中国的热情已经历了它的盛期。尽管也还有熟悉中国文化的人，但他们的评价往往贬誉参杂，亦庄亦谐，人们再也听不到象韦布和坦普尔那样对中国文化满怀崇敬的赞美之声。

18世纪英国的“中国热”无论和17世纪的英国相比，还是与18世纪的法国相比，都显得较为平淡，不曾出现法国那样从“仰慕到排斥”的戏剧性变化。#世界史漫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