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存史料关于商鞅出身的记载并不详尽。大概可以了解的是，商鞅曾是卫国贵族的远支，最初是在魏国相国公叔痤门下当幕僚，那时候人们叫他公孙鞅或卫鞅。商鞅是他在秦国受封于商后才有的称呼。

后来，公叔痤死了，商鞅在魏国丢了饭碗。而大约在同一时期，秦国新即位的秦孝公发布了人才招聘宣言：“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

商鞅觉得秦国机会大，所以去了那里。

商鞅在秦国两年时间毫无进展，直到通过贿赂秦王的宠臣景监，才见到了秦孝公。据《史记·商君列传》记载，商鞅三见秦孝公，分别谈了帝道、王道与霸道，秦孝公的选择是霸道。在《史记》中，商鞅是这样描述秦孝公的“抉择”的：

商鞅先提出的是儒家的“帝王之道”，但孝公觉得这个道路耗费时间太久，自己等不及；于是商鞅又换了一套“强国之术”，获得孝公的青睐。不过，商鞅认为，秦君的选择虽然很给力，但这条道路将来也会导致秦国“德寡”。

这段“自述”的来历相当可疑。“帝王之道”与“强国之术”的分野是汉儒喜欢讨论的话题，身处战国时期的商鞅不太可能对这两套学说这么有见识。

事实上，商鞅是一个所学庞杂、并无固定思想体系之人。君王喜好“帝王之道”，他就献上“帝王之道”；君王喜好“强国之术”，他就提供“强国之术”。他可以在道、术之间自由切换，毫无思想压力。秦王选择霸道，于是就有了商鞅变法。

影视剧中的秦孝公

严格来说，商鞅变法其实有先后两次。第一次始于公元前356年，也就是商鞅见到秦王后的第三年。这一年商鞅荣升左庶长，颁布了自己的第一份变法令，史书中一般称作“变法初令”。

第二次是在公元前350年，这一年商鞅升任大良造，借迁都之机再次推行变法。

前后两次变法，主旨上并无太大差异。第一次变法时颁布的“变法初令”的核心内容包括：

将民众编为什伍，实施连坐；家中有两个成年男性却不分家者，双倍征收赋税；按军功的大小授爵；禁止私斗；鼓励耕种和纺织；制定明确的爵位和俸禄制度。

不少人认为，商鞅的这些变法措施打击了秦国旧贵族势力，为底层平民提供了一条上升的通道。

但其实商鞅的本意并不在此。这一套变法措施的核心目的，都是提升秦国对资源（包括人力与物力）的汲取能力。秦国致力于消灭国内的贵族。秦民存在的目的就是提供人力物力，给国家添砖加瓦。

按《商君书》（这本书未必是商鞅本人的著作）的说法，要让百姓更好地为国家添砖加瓦，首要之务是消灭“六虱”，具体是指六种危害国家的东西：礼乐、诗书、修善孝悌、诚信贞廉、仁义、非兵羞战。这些东西在今人眼中属于最基本的人类文明，但在商鞅眼中，却构成了对国家强盛的威胁。

商鞅的强国逻辑大体就是：国家贫穷，多搞扩张战争是有益的，既可以损害敌国的利益，也可以保证本国没有“六虱”，国家必强；反之，国家富足，却不对外扩张，百姓生活安逸了，就会追求诗书礼乐，就会讲究孝悌、诚信，就会倡导仁义，反对战争，国家必弱。

《商君书》还强调了国家很有必要推行告密制度，让百姓互相监视。其原因在于

“王者刑用于将过，则大邪不生；赏施于告奸，则细过不失。治民能使大邪不生、细过不失，则国治。国治必强”

大意是：统治者必须在百姓违法之前，提前实施刑罚，如此才不会出现“大邪”；统治者必须赏赐告密的百姓，如此才不会忽略“细过”。统治百姓，能够做到“大邪不生”“细过不失”，国家就会强盛。

影视剧中的商鞅

在中国历史上，商鞅变法是第一次将“告密”纳入国家制度，也是第一次将“事前惩罚”制度付诸实施的变法。

这种体制化的告密之风与秦国的兴亡相始终，直到汉文帝时代才得以改变。据《汉书·刑法志》记载，汉文帝与众臣吸取秦朝灭亡的教训，以宽厚为务，以告密为耻，上行下效数十年，才使社会上的告密风气得到纠正。

商鞅的变法思想里还有一条叫作“国富而贫治”，即：

“民贫则力富，力富则淫，淫则有虱。故民富而不用，则使民以食出，各必有力，则农不偷。农不偷，六虱无萌。故国富而贫治，重强。”

大体意思是：百姓贫穷，就会有求富的上进心（力富）；富有之后，就会放纵、贪图安逸（淫），然后国家有“虱”，就不能强盛。所以，百姓富裕了，就不易役使，那就让他们拿出粮食来顶替外出服役。他们重新陷入贫穷，就不会怠惰，“六虱”就不会产生。所以，让国家富有，使百姓保持贫穷的政策，可以让国家强上加强。

也就是说，商鞅主张将百姓的生活水准控制在最低限度的温饱线上。

将国家与百姓对立起来，强调国家的富强必须建立在百姓的愚昧与贫穷之上，这是商鞅变法的核心理论。百姓越弱、越愚昧，国家就越强、越稳定，这是商鞅变法的核心逻辑。

至于如何引导百姓保持“愚弱”，商鞅也做了一番深入思考。他给出的答案是：

不要在战功与农耕的收成之外，以任何理由赐予官爵，尤其不可让百姓有机会通过知识来提升阶层。久而久之，百姓就会很自然地鄙视学问、专心务农。百姓不重视学问，就会愚昧。百姓愚昧，就不会与外界有过多的思想交流。没有过多的思想交流，百姓就会一心务农。百姓一心务农，国家就会强盛。

为了彻底贯彻“民愚则易治”的理念，商鞅在变法过程中的一些做法相当极端。据《史记·商君列传》记载，当百姓反对变法时，商鞅曾把他们抓起来坐牢，甚至砍头；百姓转变立场，称赞变法，又被商鞅抓起来流放边关。反对不可以，歌颂也不可以，目的是造成一种“民莫敢议令”的氛围。百姓不能议论，就会减少思考。上扬的目的就是要让百姓只需要遵守变法推行的政策，不需要思考政策的好坏。

商鞅的变法措施在现代人看来确实极端且“匪夷所思”，而就连同时代的上层人士中，也有不少反对者。

公元前338年，秦孝公去世，太子驷继位，是为秦惠文王。商鞅失去了保护伞，命运结局必定凶险。

对此，商鞅本人是有预感的。他的变法帮助秦孝公极大地提升了秦国的资源（人力与物力）汲取能力，但这种提升是以打压秦国的封建贵族为前提的。

如今，新君即位，首要之务不在汲取资源，而在君位的巩固。君位的巩固需要获得国内政治力量足够的支持，其中自然也包括势力仍盛的封建贵族。而取悦封建贵族、获取他们支持的最佳办法就是诛杀商鞅。

为了保全性命，秦孝公一死，商鞅就自请隐退，回归封地，希望利用封地的武装保护自己。与此同时，他也积极联络魏国权臣，欲以秦国的利益为筹码换取魏国的帮助。可惜，魏国对商鞅提供的筹码并无兴趣。

最终，秦军攻入商地，“灭商君之家”，商鞅被杀，他的尸体被带回秦都咸阳，公开车裂。

尽管商鞅死了，但他的强国之道却保存了下来，之后的历代秦国君王，其实都在奉行这商鞅留下的那套治国治民的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