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朝康熙年间，一些特定官员在皇帝的许可之下，拥有了秘密奏事的特权，即所谓的密折制度。

康熙创立了这一制度，而且对自己的判断力极为自负，他自认为“人不能欺朕，亦不敢欺朕，密奏之事，惟朕能行之耳”。

而到了接班人雍正那里，自信心远甚于康熙。雍正登基之后，密折制度即上升为皇帝治国的主要手段。

康熙晚年虽一再鼓励臣下密折奏事，但参与密奏者也就一百来人。但雍正在位的短短十三年间，参与密奏的官员竟多达一千一百名。而康熙朝六十一年，留存下来朱批过的密折不过数千件；雍正朝十三年，留存下来奏折万余件，其中大部分属于密折，可见雍正对密折的情有独钟。

密折制度有利有弊。利的方面，是雍正将清帝国的核心官员全部纳入自己的间谍网络之中，官员们的一举一动全在他的掌握之中。弊的方面，是他后来发现自己不可避免地被各种垃圾奏折淹没。

很多地方官员为了迎合雍正的“喜好”，总是通过折子来谢恩和表决心。这类折子除了能体现官员拍马屁的水平以外，几乎毫无用处。但无奈的是，审阅处理这样无用的奏折占去了雍正皇帝大量的办公时间，让他不胜其烦，甚至于读到要吐，也没少用严厉的语气回复官员的这类垃圾奏折。

但尽管如此，对宠信的心腹之人送来的垃圾奏折，雍正的朱批一般较为温情。但他的温情之中仍透露出深深的无奈——越是心腹，越没有办法对他们的垃圾奏折视若不见。比如，他曾如此批复河南巡抚田文镜：“你差人奏折太勤了，何必费此无益盘缠，况朕日理万机，亦觉烦索。你奏来，朕自然批谕，若如此来往，则无宁止矣。”意思是，你递奏折的频率也太高了，不要浪费这个钱，而且朕日理万机，也觉得烦。你送奏折来，朕自然是要批复的，批复了，你再回奏谢恩，朕再批复，这样来来往往，就无休无止了。

遇到非心腹之人送来的垃圾奏折，雍正的批复就没这么好脾气了。比如，雍正五年十二月初十，江南总督范时绎上了一道折子，说自己的辖区瑞雪普降，还造了一尊龙的神像。雍正读完勃然大怒，大骂范时绎汇报垃圾信息，毫不体谅自己日理万机之苦：“朕日理万机，毫不体朕，况岁底事更繁，那（哪）里有功夫看此幕客写来的闲文章，岂有此理！”

可以说，雍正当皇帝的十三年，就是埋头批阅垃圾奏折的十三年。他每天批复奏折的平均文字量高达八千字。他不断责备下面的人不体谅做皇帝的辛苦，不断给自己送来垃圾奏折。殊不知，他自己才是垃圾奏折产生的核心原因。

雍正在位期间亲自批准一千一百名官员有密折奏事的权力，相当于将清帝国中上层的核心官僚全部纳入了一张巨大的间谍网之中。这张网辐射全国，间谍们彼此隔绝，只许与皇帝单线联系。任何情报，无论是身边的还是别省的，无论有没有确凿证据，都可以直接报告皇帝，由皇帝甄别。

可以说，雍正时代的中高层官场，人人都是监视者，人人也都是被监视者。

有个例子很典型。雍正曾通过密折命广东布政使王士俊监视广东巡抚傅泰，同时让傅泰监视王士俊；命两广总督郝玉麟监视王士俊，又命王士俊监视郝玉麟；命傅泰、两广总督孔毓珣、广州将军石礼哈等三人同时监视广州提督王绍绪，三名监视者互不知晓对方的秘密任务。雍正希望通过这种手段，将千里之外的广东官场掌控在手。

在密奏制度下，每个地方官员的命运极大程度上取决于密折（包括自己的和别人的）留给雍正的印象。所以，这些官员最关心的就是如何使自己的折子讨皇帝开心。也正是这个原因，促成了海量的垃圾奏折的诞生。

礼节性的谢恩折子是雍正朝的垃圾奏折里的一个重要门类。雍正曾一再告诫地方官员不要专程派人来呈递谢恩折子，要谢恩的话，可附在其他有实质性内容的奏折里一并送来。

但地方官员绝对不敢把雍正的这些批复当真，因为在这方面有很多“血的教训”。比如，在给山东巡抚陈世倌的朱批中，雍正曾经大骂浙江巡抚黄叔琳，说他多次接到自己的朱批谕旨，竟然不上奏谢恩，实在是可恶至极。黄叔琳当时因他事犯错，惹怒雍正，结果雍正跟他翻起了不谢恩的前账。

于是乎，皇帝的雷霆之怒自然会提醒那些困于密奏制度的中高层官僚，谢恩折子一定要写，而且最好单独写、尽快写。写晚了，送晚了，凉了皇帝的心，指不定就会惹得龙颜不悦，那会有什么下场可就不好说了。

因此，在官员的心里普遍认为，写垃圾奏折至多不过挨骂，不写却很有可能让皇帝疑心自己的忠诚，孰轻孰重一目了然。

其实，之所以费尽心思构建这种“密折情报网”，源于雍正那种“以一人治天下”的坚定信条。

然而，古代皇帝权力再大，统治国家仍然需要一个庞大的官僚集团来协助自己。雍正知道自己离不开官僚集团这个统治基础，但他也把他们作为重点防范对象。

雍正二年七月，他就颁布过著名的《御制朋党论》，大张旗鼓批评官员之间的横向交往，还将儒家知识分子赞颂了几百年的欧阳修《朋党论》斥为歪理邪说。欧阳修说，朋党是个很正常的东西，自古以来就是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皇帝应该做的不是禁止朋党，而是远离小人的伪朋党，亲近君子的真朋党。雍正说，欧阳修简直是胡说八道，他要是活到今天还敢发这种议论，我一定会当面痛斥他，让他幡然悔悟。

正因为如此，雍正试图通过密折制度建设的方式，将整个官场变成一个互相监视、互不信任、互相告密的地狱。

构建地狱的雍正必然会掉进这地狱之中。他在朱批里反复告诫地方官，要识大体，要明白什么事该奏报给皇帝处理，什么事不该奏报。也就是要体谅皇帝的辛苦，不要乱递垃圾奏折。但他的告诫不会有效，因为“以一人治天下”与要求官员识大体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密奏制度将官员集体变成了提线木偶，以至于失去了“工作主动性和创造性”。对雍正朝的官员而言，官场办公的一条根本法则就是：将问题送到雍正案前，求取朱批圣裁，才是理想的工作模式。

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结果：雍正将自己累了个半死，只能在密折里跟心腹宠臣李卫吐槽说：各省督抚十之六七的工作都是雍正替他们做的。

地方官员则不断在谢恩折子里批评自己如何如何愚蠢，赞颂皇帝如何如何圣明。

当然，自批愚蠢的垃圾奏折看得多了，雍正也就明白过来了——这些人自贬愚昧，赞颂皇帝的决策英明，实为懒政。

皇帝既然要“以一人治天下”，臣僚也只好玩“以天下奉一人”，事事禀报，等待皇帝圣裁。

唉，扎心了，雍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