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元丰八年春（1085年），67岁的司马光来到京城开封，为的是吊唁刚刚去世不久的宋神宗赵顼。
司马光一进开封城，立刻就把皇帝去世的热度给压下去了。开封市民纷纷前来围观著名前宰相的尊荣，造成万人空巷的轰动效应，堪比如今的当红一线明星下飞机后被粉丝包围的场景。
史料记载，京城的老百姓为了一睹司马光的风采，好多人竟然千方百计爬到树上、屋顶、楼顶，就差配上望远镜了。
还有一些老百姓堵住通往皇宫的道路，将司马光团团围住，央求不停。大家都在向司马光诉苦：“大人您不要再走啦，留下来辅佐新皇帝吧，要不然我们都活不下去啦！”
为何老百姓会对司马光说出这样的话呢？
这就得联系到宋神宗在位期间与王安石搞的那场变法改革了。
司马光
王安石
元丰八年，力行改革的宋神宗病逝，一场轰轰烈烈的变法陷入僵局，留下一地鸡毛。
司马光进京奔丧，其实只是履行臣子的本分，本来也是很低调的。但司马老人却意外地成为了开封城的“现象级巨星”，引来众人围观，甚至有人把他当成可以力挽狂澜的救世主，把他自己都惊得不知所措。
想当年，神宗在位之时，力顶王安石的改革大计。身为宰职的司马光却与同级别的王安石政见不同，两人争得不可开交，神宗无法协调。
见皇帝更青睐王安石，司马光便愤然离开朝堂，回到洛阳专心修著他的《资治通鉴》去了。
15年后，神宗病逝，司马光低调奔丧，本以为自己在15年间早已被人遗忘，殊不知却一下子成为广大百姓心目中的“中兴支柱”，不免惊诧错愕。于是在吊唁结束之后，便急匆匆地跑回洛阳了。
之后不久，司马光在太皇太后高滔滔的支持下重返朝堂，打响了对王安石变法的反击战，几乎将新法尽数废改。一向反对变法的他，在生命的最后一年得偿夙愿。
在史书记载中，司马光生前是一位深得民心、颇有名望的官员。意外的是，司马光去世后不到十年，却险被开棺戮尸。他苦心编纂多年的《资治通鉴》差点被毁，朝廷所赐之碑被砸，碑文也被磨去。
此后，他的名声在忠奸之间“反复横跳”，一度被指斥为奸臣，但后来又恢复名誉，被奉为良臣，画像还被供在皇宫。
其实这很正常，任何历史人物都不是非黑即白的形象。尽管司马光不支持变法改革，却并非说明他很迂腐。相反，从某种角度来说，司马光也是一个心怀天下的改革者，只是他的改革与王安石的改革有所不同。
早年耿直正派，敢作敢当
司马光出名的时候，是宋仁宗在位时期，他也算是一个少年早慧的人才。
司马光砸缸的典故家喻户晓，这事大概率是真的，包括《宋史》在内的各类官野史书都有记录。
那年头没有现在这么丰富的新闻娱乐活动，因此当年司马光砸缸救小伙伴的英雄事迹，很快就成为头条新闻，少年司马光因此名扬京洛。
此后，司马光又通过个人努力，证明他不仅善于救人，还善于学习。他考中进士，进入中央公务员行列时，也只有20岁，是科场和官场上名副其实的“小鲜肉”。
刚到中央上班时，司马光就表现出一股“锐意进取，心怀天下”的“正义感”，性格也又冲又直。
早年他当谏官期间没少给仁宗皇帝写折子，且大都是建议皇帝怎么怎么改革、怎么怎么施政。
司马光早已看出大宋的财政困境，他在给宋仁宗上书时说：“臣恐国家异日之患不在于他，在于财力屈竭而已矣。”这正是日后宋神宗支持王安石变法的重要原因，而司马光早已发现这个危机。
但在司马光看来，国家没钱的原因并不是政治经济制度有问题，而是在于用人不当。
司马光曾给仁宗皇帝写过万言书，表达出改革的核心“在于择人，不在立法”。
这是他与王安石最大的不同之处。
对于缓解财政压力，司马光有自己的一套方案，他认为关键在于做到“节约开支”与“藏富于民”。
为此，司马光向宋仁宗提了三点建议：一是停止滥赐；二是提倡朴素之风；三是减少冗官冗兵，肃清贪官污吏。
“冗官冗兵”说白就是政府与军队机构臃肿，不少人在其中只挂空饷不干活，官员贪污中饱，小吏加重勒索，导致“每有营造贸买，其所费财物十倍于前，而所收功利曾不一二”。如此一来，百姓所受剥削甚于以往，国家经费却依旧不够花。
这一时期，司马光针对财政问题写了一系列奏章，而且大都是在说那些直接怼皇帝的话，比如他反对反对皇帝过节游园，反对宫中大开宴会，反对增修皇家别墅，看起来简直是个刺头。
不过，宋朝本来对言官就相对宽容，加上仁宗皇帝又是出了名的“老好人皇帝”，所以司马光不仅没有被皇帝责怪，反而很多建议都被皇帝接受。
后来，在仁宗立储的关键大事上，司马光再次直言纳谏，收获了不小的威望。
宋仁宗
话说，宋仁宗在位末期，没有儿子在世接班，他自己又体弱多病，朝中大臣都急着让他早点从赵家旁支找个合适的人当太子。
但仁宗似乎不甘心，一直借口说“我应该还能行，没准后宫哪个嫔妃明天就怀孕了”。
当时的宰相韩琦磨破了嘴皮，就是劝不动打哈哈的宋仁宗。见此情形，司马光二话不说，一口气连写数道奏章，力劝仁宗说：“只有小人才会天天说您长命百岁，我们这些君子只知道未雨绸缪。我们当然想让您多活个十几年，但关键是我们说的不算，所以得有所防备。您要是老想着自己努力生儿子，却不提前立个储，万一您哪天忽然驾鹤西游，那些奉承您的小人就会私自把持朝政，祸乱国家。唐朝后来那些年不就是这个情况吗？所以，您得赶紧立储。”
司马光的一席话打动了宋仁宗，皇帝立即把立储的批示送到宰相办公室（政事堂）。
后来几经斟酌权衡，宋仁宗终于确定了侄子赵宗实为继承人，即后来的宋英宗。
正是因为司马光在立储一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后来欧阳修还评价他“于国有功为不浅矣，可谓社稷之臣也”。
宋英宗
宋英宗即位后，司马光依旧不改愤青本色。
宋英宗要封曹太后的弟弟曹佾（民间传说中曹国舅的原型）为宰相，司马光就公开表示反对，指出外戚不得干政。宋英宗要给宦官任守忠升职加薪，司马光直接骂任守忠是“国之大贼，民之巨蠹，乞斩于都市”，导致任守忠最终遭到贬黜。
由此可以看出，司马光的早年经历，完全不像是一个顽固守旧派，反而更像耿直忠烈的肱骨良臣，可他最终没有成为宋神宗推行改革的第一人选。
刚正不阿却得罪皇帝
治平四年（1067），宋英宗的长子、20岁的赵顼即位。
这位“有气性，好改作”的年轻皇帝，为改变宋朝内忧外患的困境，在即位之初就思考寻找能够力挽狂澜的辅政人才。
宋神宗
一开始，神宗还是挺看重司马光的，毕竟他的名望与才华一直为人称道。
三朝老臣韩琦下台后，宋神宗就让司马光暂时代行御史中丞之职，将他作为宰相的候选人，并与他就改革问题进行了一番探讨，其中免不了谈到人事问题。
当时朝廷正需要懂得理财的人，宋神宗看上一个叫薛向的大臣，司马光却不以为然。
司马光抱持传统士大夫的价值观，认为善于理财的往往都是小人，这一点在王安石变法遭受的抨击中也多有体现。因此司马光就给薛向扣上“奸邪”的帽子，让皇帝要多加提防。
这下子宋神宗就不太高兴了。
宋神宗对司马光说：“朕经过思虑，任用一两个人才，反被朝野上下非议，恐怕不是啥好事吧？”
司马光直接反怼：“这是好事啊！即便是尧舜也难以知人善任，陛下刚刚即位，万一任用奸邪，大家为了明哲保身而一言不发，那岂不是坏了大事。”
神宗听罢，表面满意，心里不爽。再后来，又一次谈话，让君臣二人关系更加决裂。
宋神宗曾问司马光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巴结宰相或迎合皇帝，哪一个好些？”
司马光说：“都不好。前者固然是奸臣所为，但一味揣摩圣意，见风使舵，也不是正人君
子所为。”
这句话戳中了皇帝的痛点，什么叫见风使舵，难道朕的话都可以不听吗？
其实，司马光内心里要表达的是鄙视阿谀奉承的意思，这是他从政为官的原则。可惜，有时候太讲原则，往往会得罪很多不该得罪、不想得罪的人。
于是，没过多久，宋神宗就解除了司马光的御史中丞之职，让他去做无实权的翰林学士。
司马光显然感觉到了皇帝的不信任，起初不肯接受任命。
宋神宗于是找他来问话，说：“爱卿你又能搞写作、又会搞政治，让你在翰林院搞几天写作，你还搞不了吗？”
司马光硬着头皮说：“我笨，不会写套路化的文章（四六骈文）”。
宋神宗说：“爱卿你可是当年公务员招考的时候考进来的，怎么可能不会写公文？难道你是走后门的？”
司马光依旧坚持推辞，跟皇帝道别后，竟然拔腿就跑。皇帝只好派宦官追上去，硬是把诏书塞到他怀里，一定要他做这个翰林学士。司马光只好认命。
之后，宋神宗召见另一位主张改革的大臣——王安石，也是司马光的老朋友。
同样是讨论改革，宋神宗问王安石：“如果你执政，会怎么做？”
王安石坚定地答道，变风俗，立法度。
此言一出，宋神宗顿觉天赐知音。
与王安石曾是好友，却走向对立
当初，司马光与王安石确实是好友，他俩与吕公著、韩维并称为“嘉祐四友”。四人年轻时都是中央公务员，上班一起开会，下班一起撸串，关系铁得很。
据说，王安石早年为人不修边幅，身上甚至长虱子。对此，司马光还写了一首《和王介甫烘虱》诗调侃他不爱洗澡的坏习惯，说：“但思努力自洁清，群虱皆当远迩播。”
朋友之间能这样互损，这百分百是“好基友”没错了。
王安石雕塑
然而，再亲密的基情友谊，也经不起政见利益的考验。
司马光与王安石天生就有着截然不同的性格，经过多年官场的熏陶历练，自然会发展出截然不同的政治理念。他们对待宋神宗的改革大业，也是持完全不同的态度。
司马光的改革理念在仁宗时代就已经展露无遗：他认为解决财政危机的关键，在于“节流”。
与之相反，王安石变法提出解决财政危机的方法是“开源”。
王安石认为国民经济这块蛋糕是可以做大的，而蛋糕变大了，朝野各个阶层都能从中受益，即所谓的“不加赋而国用饶”。
司马光看问题的角度则相反，他认为国民经济这块蛋糕的大小是永恒不变的，即所谓“天地所生货财百物，止有此数，不在民间则在公家”，因此朝廷想要发财，就必须从民间“取钱”，说白了就是与民争利。
显而易见，司马光自然看不上王安石的那套改革理念。
一开始，司马光没打算破坏这段哥们情谊，他便一连给王安石写了三封信，言辞恳切，表达的意思是：“老王，看在咱俩多年交情的份上，我劝你听哥的话，别整什么变法那一套。你要虚心，哥是为你好，不想你自此遗臭万年。”
然而，王安石“并不领情”，为了个人的治世理想，他毫不犹豫地给司马光写了几封回信，其中就有著名的《答司马谏议书》，对司马光给自己加上的“侵官、生事、征利、拒谏、怨谤”等罪名一一进行反驳。
自此，二人针对新法展开了多次辩论。
王安石说，解决财政困难就是要找到善于理财的人。
司马光却反驳道，所谓理财，就是巧立名目、横征暴敛，民众最终不堪盘剥，只能流离失所。
王安石变法的措施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青苗法。
在王安石的构想中，青苗法实施后，官府可以向老百姓借出余粮，防止灾年荒年老百姓无粮可种，而等秋后收回利息，又可以增加国库的收入，这看起来是一项利国利民的举措。但其中也蕴含着很大的风险：如果遇到灾害，粮食没有收成，农民就无力偿还青苗钱。
司马光敏锐地察觉到，青苗法如果实施不当，很有可能成为地方政府榨取盘剥百姓的苛政。因此极力反对青苗法实施。
随着其他一系列变法措施相继出台，二人之间的关系更加恶化，几乎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
神宗熙宁三年（1070年），司马光见到神宗与王安石关系铁的不行，变法难以阻止，内心失落且愤怒，最终主动要求辞职下放，离开中央，到地方当闲官去了。
这一走，就是十五年。司马光几乎成了官场的边缘人。
反对变法失败，离职著书
司马光离开京城后，先是到陕西任省级官员。任职几个月的时间，正逢关中饥馑，盗贼四起。而此地的地方官员，不顾百姓困苦的现实，打着青苗法的名义，大肆提高借粮的利息，甚至远远超出富人的偿还能力。更有甚者，有地方官为了追求政绩，竟额外勒索百姓，高额偿还借粮。
司马光实在看不下去，于是上书朝廷，请求让最穷困的那批农民借贷青苗而不取利息，或只收薄息。同时，他还请求暂免受灾地区所欠的青苗债，缓解老百姓的生存压力。
可惜的是，由于朝廷及地方党派利益集团从中作梗，司马光的合理建议并未得到理解，反而遭到否决。
司马光内心感到无比郁闷，写下了《登长安见山楼》一诗：
到官今十日，才得一朝闲。
岁晚愁云合，登楼不见山。
而后，心灰意冷的司马光，再次辞官，前往洛阳担任闲职，不再掺和政事。
启程前往洛阳时，司马光依旧牵挂着关中的百姓，并对自己在任时未能缓解当地百姓之困而羞愧难当。他便在《到任明年二月罢官有作》中抒发自己的苦闷之情：
恬然如一梦，分竹守长安。
去日冰犹壮，归时花未阑。
风光经目少，惠爱及民难。
可惜终南色，临行仔细看。
此后在洛阳的十五年，是司马光官运黯淡的时期，却也是他文学创作最旺盛的时期。
十五年间，司马光在刘攽、刘恕和范祖禹等人的协助下专心编撰《资治通鉴》，完成了这部294卷的巨著。
尽管远离了政事的纷扰，并有著书的目标让自己过的充实，但司马光的心情却依然十分复杂。
他一方面感到为官多年来前所未有的闲适。另一方面，他仍然无法摆脱政治，因为反对王安石变法的人将司马光当作了一面旗帜。
熙宁四年（1071年），司马光的好友，御史中丞吕诲因反对变法被罢官，不久后郁郁而终。
司马光还在朝廷的时候，吕诲就天天跟王安石唱反调。而司马光虽然也反对变法，但对于吕诲公然跟王安石对着干这件事，他却劝说吕诲：你斗不过老王的，人家现在正是大红大紫的时候，咱们要等待时机，不要太莽撞。
但吕诲却不听劝，结果最终被罢官免职，抑郁成疾。
晚年重返政坛，却活成自己讨厌的样子
神宗皇帝去世后，宋哲宗赵煦即位，年仅9岁，由宋神宗之母高太后临朝听政。
这位被誉为“女中尧舜”的太皇太后重新调整中央领导班子，将此时年迈多病的司马光请回朝中为相，而此时的王安石，因为变法而遭受各种攻击，最终下台。
宋哲宗
高太后恨透了王安石那一套变法，她支持司马光“拨乱反正”。因此，司马光便开始大刀阔斧地废除新法。
起初，司马光明白，否定新法首先在于广开言路，当年神宗推行新法时，为了压制不同意见而严禁“诽谤”，导致新法实际执行的弊端无人上报。司马光递上《乞开言路状》，请高太后下诏放开舆论，结果，诏书一下，“四方吏民言新法不便者数千人”。
司马光原本的想法是“择新法之便民益国者存之，病民伤国者去之”，这是说新法中有用的留下来，恶法才废除。
可在具体实施的过程中，司马光却做成了自己讨厌的样子。
比如很多人劝司马光：新法毕竟执行了这么多年，已经形成一批靠新法而牟利的集团，所以废除新法要循序渐进，以免过于急躁惹出乱子。
但司马光却不听，因为大权在握的他，似乎头脑发昏，变得跟王安石当年一样一意孤行。
与司马光站在同一战线的邢恕劝说司马光：“废除新法确实有好处，但如果大张旗鼓地干，岂不是让儿子（哲宗）公然反对老子（神宗）的做法？将来小皇帝长大了，会怎么想呢？”
司马光却不以为然：“我明白，但我是为社稷着想，顾不了这么多了。”
于是乎，在重回朝堂的十六个月间，司马光怒写百余篇奏疏，废除了各项新法措施，贬黜了一大批新党重臣，搞了个天翻地覆。
这场政治运动一直持续到高太后去世，史称“元祐更化”。
元祐元年（1086年），王安石在悲愤中去世。司马光在给吕公著的信中说：“介甫（王安石字）文章、节义过人处甚多，但性不晓事……光意以谓朝廷特宜优加厚礼。”
或许，真实的历史中，司马光并不恨王安石，他们的友谊是纯真的。司马光只是痛恨新法，毕竟他亲眼见过百姓因新法而遭受困苦。
司马光与王安石站在了两个极端，王安石只关心新法的益处，以至于不顾它带来的弊端；而司马光只看到新法的弊端，却丝毫不在意它的益处。
两人都觉得自己站在了道德的制高点，进而竭力反对对方的理念措施。但说到底，他们俩其实都是为了大宋的江山社稷。
在司马光人生的最后6天前，已经被病魔抽干了精力，但他扔强撑身体，废除了他最痛恨的青苗法。
起初，司马光还是犹豫的，他觉得废除青苗法一旦操作不当，执行失误，可能会造成更大的损害。但此时，他得知范仲淹的儿子范纯仁在朝中公然奏请继续发放青苗贷款。司马光气得从病床上爬起来，跑到宫中问高太后，是哪个奸贼又在蛊惑陛下发青苗钱？
当初年轻的改革者，彻底沦为疯狂的守旧派。
王安石去世5个月后，68岁的司马光也撒手人寰。
史料记载，司马光一生清贫，虽然居于高位，但衣着简朴，餐食朴素。个人财产少得可怜，与其宰相之职极不相称。他的死讯传开后，京城上万人罢市前去祭奠，沿途护送其丧车返乡的有数万人之多。
尽管变法与守旧两派的领袖人物都已离世，但两派人马的明争暗斗却远未结束。
绍圣元年（1094年），变法派重新上台后，司马光被剥夺名誉，险些被开棺曝尸。到了宋徽宗即位后，奸臣蔡京把持朝政，更是给司马光打上“大奸大恶”的名号。
据说，蔡京要求各地把元祐党籍碑（差不多是污蔑政治反对派的大字报）立在全国各地，其中就有司马光的名字。而长安有个叫常安民的石匠得到官府命令，却不愿刻碑。
他说：“我不是读书人，不懂朝廷立碑的意思，但天下人都认为司马光大人正直，今天反而说他是奸邪，我不忍心镌刻。”
官府听说后，要治他的罪，他便说：“让我刻可以，但请不要刻‘安民’二字于碑上，我不想为后世所指责。”
由此可以看出，司马光生前和死后，都是受很多老百姓尊敬的。
或许以我们现代人的观点来看，司马光的做法更偏向于守旧。甚至有人说，北宋变法中兴的机会就是被司马光给毁掉的。但从当时的情形来看，司马光作为一个官员，在百姓心中有着至高的地位，就说明他至少不是一个贪官、奸臣。
无论司马光是支持改革还是守旧，他从来就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天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