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作为皇帝，有一段时间很喜欢给民间的大爷大妈们“发锦旗”、“送喜报”。
最初一次是在雍正六年（1728年）春天。
当时陕西有个棉花贩子叫秦泰，做生意路过河南地界，路上一不留神，把随身携带的钱包（装银子的包裹）给弄丢了。
钱包里装着一百七十两银子，换到现在，差不多是十好几万人民币。
老秦很着急，可那时候没监控、没移动互联网，银子上也没有条码序列号，就算给官府报了案，也没法整。要是被人捡了，拿去自己花，也就那样了。
老秦不甘心，于是先找当地官府报了案，然后贴出寻物告示。
为了能够激励捡到的人物归原主。老秦忍痛在告示中宣布：哪位恩人要是能够把钱包还给我，我愿意把里面的钱跟恩人对半分。
但即使这样，常年做生意的老秦也知道，人性这东西多半不可靠。你说对半分，可人家就愿意自己独吞，十万块跟五万块哪个多，傻子也知道。
所以到了第二天，没等到音讯的秦泰就开始感到绝望了。
正在他准备认栽走人的时候，上苍派了一位朴实木讷的乡下老大爷，一分不少地把一百多两银子送到了秦泰手里。
这位老大爷名叫翟世有，乃本地一个地道的庄稼汉。翟老汉昨天白天在路上捡到一大包银子，知道是有人弄丢的，所以在原地苦等失主前来认领，一等就是一整天，但不见来人。
第二天听闻当地告示的信息，于是就找到了秦泰，并把银子还了回去。
老秦激动不已，打算把银子对半分。但翟老汉认为不是自己的东西不能要，何况是这么多钱，一旦要了，这辈子的老老实实积攒的功德就全废了。
老秦激动得一个劲儿磕头，最后死活要认翟老头为干爹才算罢休。
这事很快成为当地时政头条，引发官府和民间的热议。
后来这事被河南山东总督田文镜上报给了朝廷，雍正帝在奏折中得知了这件民间热搜。
雍正看罢，感慨之余甚至有些小自豪。他觉得在自己的治下，民间竟出现如此质朴纯真之人，恰恰说明了自己的“德治”工作非常有效
随后，雍正下达了一道一千二百余字的《恩赏义民翟世有顶戴银两谕》，在其中高度称赞老汉翟世有是国家的道德模范，同时表扬河南地方政府以及河南地方长官田文镜的道德文化建设非常成功。
与此同时，当了一辈子农民的老汉翟世有，被皇帝赏赐了七品顶戴和白银一百两，甚至地方官府还按照皇帝的意思，给翟老汉刻了一尊雕像，以示皇赏浩荡。
皇帝重赏老农拾金不昧，老汉从此逆袭穷苦人生。
为此事大受触动的并不是民间老百姓，而是广大地方官员。这可是炫耀“仁德政绩”的大好机会。
于是乎，“翟老汉事件”过去不久，各地纷纷“响应”皇帝的心思，上报各类拾金不昧的“感人报道”。当然，其中的主角大都是那些家徒四壁、大字不识的贫苦老百姓，情节也基本都是“无意捡到巨款，诚心等待失主”的桥段。
雍正看到这些地方上奏的“新闻头条”类折子，不但不表现出怀疑，反倒更加欢喜。
为此，雍正还不止一次地对京城的大小官吏们说：你看这些平民百姓都知道做人讲诚信、做事讲良心，反观你们这些读过书的和当着官的，还有多少人是踏踏实实干事的？不都是在贪污腐败吗？
很快大家就明白了，雍正这是在借机敲打那些对自己不忠的读书人和科举官吏。
紧接着，雍正就找到了一系列“反面教材”。其中最典型的是钱名世。
钱名世是江苏常州人，在当地乃至全国文学界都算是上层知名人物。
但雍正对钱名世非常不爽，这主要是因为后者曾经对年羹尧过度谄媚，反而忽视雍正这个皇帝。
年羹尧曾是雍正在位初期的权臣，功高盖主，甚为雍正所嫉恨。
年羹尧
年羹尧最嚣张的那段时间，钱名世曾写诗给他拍马屁，其中有一句“分陕旌旗周召伯，从天鼓角汉将军”刺痛了雍正的敏感神经。
这句诗用的是周成王年幼，周公与召公辅佐成王分陕而治的典故。本来主要是称赞年羹尧当年拥立辅佐雍正当皇帝的功劳的，但雍正觉得，这分明就是在说自己是个“小屁孩”。心里当然不爽。
更要命的是，雍正觉得钱名世是在借这句诗，宣扬所谓“皇帝要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思想。
雍正觉得，汉人以前对这些读书人太“迁就”，比如宋代、明代那些臣子，仗着读过四书五经，天天给皇帝讲道理，让皇帝干这干那，又不允许皇帝这样那样，烦得很。而且宋明两代的那些臣子又非常倔，导致很多皇帝处处受制约。
雍正认为，天下是他爱新觉罗家一点一点打下来的，这皇帝是他们爷爷辈的列祖列宗拿命换来的，就应该是全天下由他们爱新觉罗家说的算。你们这些汉族读书人当中，有几个曾经拿着刀帮着我爱新觉罗家打天下的？凭什么要跟你们这群人分享权力？所以，老老实实地给我打工当奴才就对了。
基于以上的思想，雍正虽然表面上贯彻“满汉一家亲”的国策方针，争取汉人，特别是读书人的支持，但骨子里又特别讨厌这些人整天嚷嚷着“仁义道德”来要求他这个皇帝干这干那。
所以，钱名世由于公然赋诗谄媚奸臣，又骇然宣扬“瓜分皇权”的思想，自然就被雍正树立为反面典型。
当然，雍正不会为这事把钱名世诛九族，那样反倒显得皇帝太残暴，而且会把钱名世变成“清流烈士”。他要的是狠狠地羞辱钱名世这种读书人。
雍正四年（1726年），皇帝发了一道上谕，公开开批评钱名世谄媚奸臣、逆贼年羹尧。
然后，雍正还亲自提笔，为钱名世书写了一块“名教罪人”的匾额，用老百姓的话翻译过来差不多就是“斯文败类”、“文化流氓”之类的意思。
雍正要求钱名世要把匾额挂在家里最显要的位置，每天对着它反思过错。同时，为了防止老钱家落实要求不力，雍正还下令当地官府每逢初一、十五要去找老钱打个招呼，顺便看看匾额有没有挂在显眼的地方。
再然后，雍正又要求帝都京城的所有公务员都得写一首诗来讽刺“斯文败类”钱名世，而且不能有抄袭重样的。
等到京官们把诗都写好之后，雍正将这些诗汇编成集、装订成书，又寄给了钱名世，让他好好拜读。“看看大家都是怎么关心你、批评你的。”
当然，这本册子也公开发行，绝大多数读书人都能看到。
钱名世彻底“臭了”，全家全族都抬不起头。
知道内幕的，内心里或许同情他，但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之下，绝大多数人是不知道什么内幕的，只会认为钱名世的确是皇帝所说的“名教罪人”。
而所谓的内幕，无非就是帝皇对自身权力的极度迷恋，对分享权力的极度抗拒。如此，才能理解雍正为何要给钱名世题写匾额“名教罪人”，也才能理解雍正为何要给所有在京科举出身的官员布置任务，命他们写诗讽刺钱名世，而不是更直接的将钱名世砍头、灭族。
“名教罪人”的匾额也罢，集体写诗骂钱名世也好，其实都是为了规训所有的 读书人，摧毁他们残存的“与士大夫治天下”的政治理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