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教士眼中的成都血屠

1645年11月，大明王朝覆灭的第二年，39岁的张献忠下令自己的军队封堵成都城的所有出口，把二十万老百姓困在其中，然后打算亲自指挥导演一场“屠戮盛宴”，以满足自己嗜血的欲望。

张献忠

11月23日，大屠杀开始了。

一个白天的时间里，二十万老百姓几乎被屠戮殆尽，有幸活于刀下的人寥寥无几。

其中，有两个来自欧洲的传教士被张献忠“奉为上宾”，受邀观看这场“杀人盛典”。

这两位传教士一个是意大利的利类思，一个是葡萄牙的安文思。

那一天，两位传教士被张献忠请到东门城楼，方便他们把屠城的画面一览无余。

当然，两位传教士被城中此起彼伏、声震苍天的惨叫声和鲜血喷溅、火光冲天的城中景象吓得肝胆俱裂。

等到张献忠骑马巡视杀人现场来到东门的时候，两个人赶紧跪在张献忠马前，涕泪横流地为成都老百姓乞饶。

张献忠没有对两个洋人传教士动怒，只是告诉他们：这些人，该杀！

正在此时，东门附近还未被屠戮的老百姓赶紧跑过来给张献忠疯狂磕头，哭嚎着向张献忠哀求：“我们都是大王您的子民，一直安分守己，大王为什么忽然要杀我们啊？”（大王是我等之王，我等是你百姓，我等未犯国法，何故杀无辜百姓？）

张献忠见到魂飞魄散、苦苦哀求的这群老百姓，非倒没有丝毫怜悯，反而怒气横生，当场纵马踩踏跪在眼前的人群，口中呼喝：“一群该死的叛贼！”（该死该杀之反叛！）

随后，士兵一拥而上，刀砍矛刺，众人纷纷哀嚎倒在血泊之中。

就在现场的两个洋人传教士也被近在眼前的杀戮场景吓得魂飞魄散。

此刻，在他们眼中，张献忠就是“撒旦在世”、“死神降临”。

他们想要离开此时此地，但已被张献忠的军兵盯住不放，只能忍受着巨大的恐惧目睹眼前的人间地狱。

到了傍晚，杀戮渐停，两个传教士已经惊惧过度，几近崩溃。

他们终于脱离张献忠爪牙的监视，走在血流成河的街道上，呼吸着夹杂浓烈血腥味和刺鼻焦糊味的空气，近乎麻木地经过一座座用残尸堆积而成的尸山和一座座焚烧殆尽的房屋，迷迷糊糊地往住处走。

路上，他们遇到过不少倒在血泊中奄奄一息、绝望求救的人，其中有一些还是幼孩。

安文思看到重伤痛苦，呻吟不止的孩子，忍不住泪如洪流，但却不敢放声痛哭。他只能一路为这些临死前的孩子们施以洗礼，祈求他们的灵魂能够升入天国。

一路上，安文思共抚慰了12名濒死的孩子。

其实，从成都屠城两个月前（1645年9月），一直到张献忠死于四川西充凤凰山（1647年1月），利类思和安文思一直跟随在张献忠身边，也亲身经历了张献忠在四川四处杀人种种行径。

等到张献忠死后，两个传教士逃离了控制，并在之后把那两年的所见所闻写成了回忆录。

据说，此回忆录在之后的三百多年间，一直只在西方入华的传教士间秘密流传，中国人没有看过的。

一直到1917年，一位来华的传教士古洛东将这本回忆录翻译成中文，并于次年取名《圣教入川记》正式出版，中国人才得以目睹文献所载内容。

尽管后来有人怀疑该书属于污蔑，但其可信度和珍贵价值则一直被史学界所认可。

毕竟，后世的人鲜有亲身经历过魔王屠刀的，却往往喜欢根据自己的好恶对此妄加评论。

而真相到底是什么？张献忠果真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魔王吗？

时势造“魔王”

张献忠生于明朝万历三十四年（1606），是延安卫柳树涧（今属陕西延安）人。

张献忠小时读过一些书，认识一些字。年轻的时候在老家延安府当过地方警察（捕快），但可能是因为没有背景，所以经常受同事欺负排挤。

郁闷不平的张献忠愤而投军，但当兵的经历也不顺，因为犯了一回法，差点被砍头，最后虽保住了命，但也被逐出军营，流落民间，成了无业游民。

时值明末各地灾荒不断，尤其以陕北地区最为严重，老百姓饿得活不下去，无奈起来造反。李自成就是从那时候起家的，而24岁的无业游民张献忠觉得起义军有搞头，于是报名加入（崇祯三年，1630年）。

张献忠年轻气盛，打起仗来有股子莽劲儿，身边的人都佩服他。加上他个子高，脸发黄，胡子还贼长，力气又大（身长瘦而面微黄，须一尺六寸，僄劲果侠），农民军战友都称他为“黄虎”。

张献忠名气越来越大，逐渐成为农民军一支队伍的独立领导人，他还自号为西营八大王。

张献忠带兵打仗比较有天赋，队伍逐渐扩张，并转战于陕西、山西、河南、安徽、湖北、四川等地。

虽然名气上来了，队伍也壮大了，但作为领导人，张献忠有干事的激情和能力，却缺少先进创业理论的指导和对时势的准确判断力。

在经历过饥荒、遭受过鄙视、品尝过底层艰辛的张献忠看来，带弟兄们打仗的目的，无非就是“抢钱、抢粮、抢女人”，过上纸醉金迷的生活。

只有好好享受，才对得起刀尖舔血的日子。

于是，张献忠和他手下的农民起义队伍，从原先的受压迫者、被虐待者，转身成了压迫者和施虐者。而但凡有人阻碍他实现这一身份价值，他就会无情地将其毁灭。

杀戮的基因，在张献忠身上被激活。

1641年，张献忠攻陷襄阳后，又攻打鄱阳，然后将俘获的鄱阳官兵全部“人断一手”；1642年，张献忠部队攻陷六安后，又将六安城所有的百姓无论男女，每人全部斩断一只手臂，“将州民尽断一臂，男左女右”。

当然，张献忠部队跟其他农民军一样，也希望不遭遇抵抗，所有人对他言听计从。因此，他的军队经常宣传的一句口号就是：“早早开城投降，秋毫不动；若是攻开，鸡犬不留。”

只要遇到有城市敢于抵抗，张献忠部队一律进行屠城，以此震慑大明军队和地方百姓。

比如1643年张献忠在攻克武昌后，为惩戒武昌对自己的抵抗，将城中幸存的民众要么砍手砍脚，要么挖眼睛割鼻子，不允许城内出现一个身体健全的人（或刖手足，或凿目鼻，无一全形者）。

更骇人的是，在将武昌当地壮丁掳为士兵后，张献忠又下令继续砍杀剩余民众。由于杀人的士兵杀得太累，于是又故意打开武昌城的汉阳门，强迫武昌民众疯狂往长江逃命，结果大量民众又溺水死于长江，以至于大量尸体堵住了长江河道，蛆虫爬满江面，尸体腐烂以后的油脂烂肉飘满水面（浮胔蚁动，水几不流。逾月，人脂厚累寸，鱼鳖不可食）。

张献忠虽然攻占了武昌，但跟北面的李自成势力相比，仍然比较弱。

自知敌不过李自成的张献忠于是向南开拓，率军南下湖南、江西。

但是，张献忠的流民军队一直实行屠戮和抢劫的政策，在南方得不到人心。而且，当时明朝在东面的扬州等地，仍然有左良玉的数十万军队驻扎。在北有李自成，东有左良玉的情况下，手下军师汪兆龄建议张献忠先往西打下四川，再北上拿下陕西，最后征服中原（欲取秦必得蜀，得蜀以为根本，根本既固，然后北伐，四征天下）。

张献忠觉得有道理，于是向四川进军，“图谋霸业”，由此掀开了“屠蜀”的残酷一幕。

疯狂杀人的皇帝

张献忠手下的农民军基本上是“流民”出身，在暴动成军后，在“抢钱、抢粮、抢女人”的原始谋利驱动下，四处转战居无定所，东打一枪、西放一炮。

这样的流民军尽管难以围剿，但也本身也难以拥有稳定的根据地。而长期的流动作战，使得流民军队上至主帅、下至兵士，都趋向于一种杀光、抢光、烧光的短视行为。

从1630年起事，到1643年底，尽管到处杀掠攻伐，但张献忠始终没有一块稳定的根据地。

1644年正月，就在李自成挺进北京城的同时，张献忠携带着从两湖和江西地区掳掠的所有金银财宝，以及强行征募的数十万士兵，向四川挺进。

6月，张献忠攻占重庆，由于重庆军民坚决抵抗，张献忠下令将重庆全城数十万人“皆断右手”。

为了“杀鸡儆猴”，张献忠又将重庆周边地区的一万多壮丁全部割掉鼻子和耳朵并斩断一只手。之后每攻打一处城池之前，就押着这些“残疾人队伍”到城墙下面游行，以震慑守城军民，让胆小的赶紧献城投降。

这一招确实有效，张献忠军队所过之处，不少州县纷纷主动投降。

7月，张献忠顺利攻占成都，随后，在此正式称帝，并建国号“大西”。

之后，在张献忠的礼部尚书吴继善的推荐下，开头提到的利类思和安文思两个洋人传教士被张献忠授以“天学国师”之职留在身边。

一开始，两个洋人觉得张献忠这人器宇不凡，脑子好用，做事果断，有当大领导的气质（智识宏深，决断过人，天姿英敏，知足多谋，其才足以治国）。但相处时间久了，两人才发现张献忠隐藏的“暴虐杀戮”基因。

这个大西皇帝每天不杀个一二百人，心里就不得劲，结果一年的时间里就杀了将近十万人。他尤其喜欢杀和尚，搞得成都城内和尚都被杀绝了（每日均杀人一二百，为时一年又五个月，累计杀人十万。张献忠不喜僧人，屠杀僧人两千多，成都城内僧人无一漏网）。

在如此暴虐的君王手底下任职，导致利类思和安文思整日提心吊胆。

在成都屠城二十万人后，张献忠曾满怀正气地对传教士利类思和安文思说：“这里的老百姓受到天谴，我只是替天行道而已。”（四川人民未知天命，为天所弃……今遣我为天子，剿灭此民，以惩其违天之罪）。

可见其杀人早已成性，甚至成为一种畸形的“天命信仰”。

魔王末路

当然，张献忠统治四川短短的两三年时间里，也曾经有过短暂的平和时光。

张献忠在成都建国之初的一段时间，张献忠的部队钱粮不缺，周边形势也暂时安定下来，于是军兵很少骚扰老百姓，甚至有的主动跟老百姓做起生意来。

但不久之后，大西政权在与李自成的势力相互争斗过程中逐渐失利，导致郁闷的张献忠再次爆发嗜杀本性。

当时，张献忠想要争夺川北的要地汉中，结果被李自成势力击败。而此时重庆地区又公然造反，再次归顺大明，导致四川境内那些对张献忠暴政不满的官兵民众纷纷效仿，起来造反。张献忠军队为了镇压叛乱，开启屠杀威慑模式，但却是越压越反弹。

等到张献忠称帝后不到半年，即1645年3月，明朝军队先后收复重庆地区和川南地区。而在四川民间又有平民陈登皞、雷应奇等拉起大旗公开反对张献忠，并一呼百应，成燎原之势。

如此一来，当初以义军自居的张献忠部队，彻底走到了人民的对立面。

在李自成军队、明军以及民间义军的联合攻击下，张献忠四面楚歌，大势已去。

此时的张献忠却不仅不反思自己的暴虐行径，反而认为蜀川百姓最卑劣，最叛逆，才导致自己失利，所以全部都该杀。

当时，以颜天汉为首的一干成都书生联合写密信给李自成，希望引入李自成的势力取代恶魔张献忠。结果密信被张献忠的部队截获，导致张献忠开启了新一轮的疯狂杀戮。

1645年，他先是假装以科考的名义，将其治下府县的5000多名士子全部骗到成都大慈寺进行集中屠杀。随后，丧失理智的张献忠向成都城内的百姓也举起了屠刀。

于是，开头那场大屠杀就这样发生了。

据史料记载，当时很多人曾劝说张献忠恢复理智，避免屠杀。

他的养子孙可望等人苦劝：“这种天理不容的事，是当皇帝的人能干的吗？您要这么干下去，以后谁还愿意跟着您？”（苟不修王业，将士随王亦无益矣）

张献忠显然听不进去。

等到后来，张献忠手下一些军兵因为参与大屠杀，亲手杀戮众多无辜老百姓，以致精神压力过大，心理崩溃，不少人“负罪自杀”。

但即便这样，张献忠依然心安理得，甚至对传教士利类思和安文思说：

“我杀他们是让他们脱离苦海，其实都是因为爱他们。”（吾杀若辈，实救若辈于世上诸苦，虽杀之，实爱之也）

其实，这只是张献忠的一种心理自我安慰罢了。

现实是，他自知在南明和后来清廷的围攻下，难以长期占有四川，那么他就宁可将四川毁灭，也不愿意将这样一个富庶繁盛的地区留给后来的占有者。

这是一种变态至极的占有欲表现。

等到了1646年5月，清军南下击败了李自成部队，占领了陕西汉中，从北面对张献忠形成了进逼之势。于是，1646年7月，张献忠决定放弃成都向外突围。

临出发前，张献忠将自己身边的280多位妃子杀死，只留下另外20人伺候自己。对此，他还满心欢喜，自以为从此没了女色的牵绊（离妇女之厄，身无挂累）。

当然，大部队离开成都后，张献忠不忘命人把皇宫点火烧个精光。

之后，报应终于来了。

1646年8月，张献忠率众携带众多财宝乘船从岷江出逃，但途中遭遇南明将领俞忠良的截击。张献忠的部众大败，多年劫掠而来的金银财宝大多都沉入江底。

为了方便逃离追击，张献忠跟手下心腹商议后，决定把随军的妇孺斩杀殆尽，以甩掉累赘。同时，因为担心部队中的四川士兵造反，又在途中把四川籍的士兵几乎杀光，仅有少数侥幸逃脱。

对于部队中有人质疑为何要自相残杀，张献忠震怒说：“老子何用许多人？直须劲旅三千，自可横行天下！”

谁才是屠戮四川的元凶

1647年1月，张献忠率领残余的军队扎营于四川西充凤凰山。

不久后，从张献忠杀川兵的屠戮中逃生的叛军，引导南下的清军，对张献忠部队发起了突然袭击，导致张献忠兵败身死。

关于张献忠之死，根据传教士利类思和安文思的回忆，他死于自己的鲁莽行为。

话说当日（1647年1月3日）得知清军前来围攻，张献忠当即决定亲自前往侦察，于是没有穿甲胄，也没带太多的武器，只带着七八个随从就出发了。结果到了山头观察敌情时，被暗箭射中，当场毙命。

41岁的魔王张献忠突然死亡，使得全军大乱，随后，他的部众慌忙之中草草埋葬了其尸体，然后四散而逃。

后来，清军寻得了张献忠的尸体，并将其斩首悬挂在成都示众，以此向成都城无辜被杀的二十万民众谢罪。

张献忠死后，其麾下仍有一部分残军留在四川与清军周旋，并继续为祸民间三十多年。

据说，到了清朝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张献忠已经死了38年了。那时清廷统计四川人口，竟发现整个四川只剩下1.809万人。而按照史书记载，在107年前的明朝万历六年（1578年），当时官方统计四川人口为310.2073万人。一百年的时间里，四川人口一下子少了99%，当然，考虑到当时康熙年间统计手段落后，以及人口瞒报等因素，四川实际人口数量应该远不止1.8万，但也不会差距太大。

只能说，明末清初那段动荡岁月，加上张献忠魔王临世，确实给四川百姓带来了恐怖的灾难，实在让人触心惊哀叹。

即便四川人口锐减有多方面的原因，但张献忠的作恶，只是原因之一。

当然，根据史学界后来的研究，除了张献忠以外，接替他占领四川的清军其实也没少在当地做出杀人放火的勾当。而在此之前，蜀地乱军横行，贼寇丛生，张献忠、李自成部队在此征伐，南明军队和清廷军队也在此夺势。后来，不满清朝统治的各路小军阀在此不断起事。再往后，清初三藩之乱，四川也是战场之一。一直到康熙二十年（1681年），清廷才最终平定整个四川。

军阀混战、四方开打，带来的只有死亡。

根据史书记载，当年清军在对四川进行征服的过程中，也经常以“民贼相混，玉石难分”为由，搞屠城，或者杀光男丁，只留妇孺。

而当年的南明军队和四川本土军阀对四川人民的屠戮，也是异常残酷的，他们为了获得饷粮或者避免敌对势力得到生力军，经常屠杀无辜良民。

而连绵不断的战争和屠杀，又导致饥荒和瘟疫横行，使得更多人饿死或病死。

种种因素纠结在一起，最终导致了康熙年间的人口普查发现四川只剩2万人不到（有户籍的）。

然而，在这些明末清初时那些人的回忆中，张献忠依然是四川人口锐减的关键元凶，这也是此后张献忠“屠蜀”恶名广为流传的原因。

而后来的清朝统治者，也乐于把罪名都往张献忠身上推，以洗脱自己的恶名，甚至把自己美化成“为明复仇”和“替天行道”的人设，宣扬自己统治的正义性和合法性。

因此，有关张献忠“屠蜀”的恶行在史实的基础上被不断夸张演化，才造就了他屠戮蜀地的千古恶名。

然而，参与屠戮四川百姓，称得上“魔王”恶名的人，岂止张献忠一人呢？王朝兴衰更迭之时，有多少人曾挂着伪善的面具，自称是做替天行道的正义之事，实际做的却是杀人放火的血腥勾当。

只能说：兴，百姓苦！亡，百姓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