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获爱情
五十多年前，我和她都在同一个学校读书。不知是天意还是巧合，我们在同一天坐同一辆汽车去同一个集体户插队，又是在同一天坐同一辆马车到深山老林里的同一个林场参加工作。这么多的相同使我们从相识到相知、相爱，组成家庭。光阴荏苒，如今我们都已白发苍髯，正无忧无虑、悠然自得地安度晚年。回首往事，百感交集，深切地感悟到苦涩和快慰像一对形影不离的孪生兄弟，伴着我们度过了那段难以忘怀的知青岁月。
1968年深秋，晨曦中的操场上，聚集着三五成群的同学，有的穿着棉衣、带着棉帽、背着挎包默默地坐在行李上；有的和送行的亲人、同学说着话有的静静地站着，时而向远处张望。操场北端和教学楼之间有一条东西走向的路直通校门。二十多辆解放牌汽车头朝东顺路一字排开，每辆汽车的大厢板上都贴着红底黑字的大字块，上边写着“热烈欢送毕业生到农村插队落户”。几位老师站在车厢旁开始按名单点名，大家帮着被点到名的同学把行李放到车厢里，当这位同学上车后，老师才把毕业证书交给他。我们这个车厢坐了10个同学，有7个男生，3个女生。我和她来自不同的班级，彼此并不熟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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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徐徐开动了，送行的亲人和同学都跟着汽车跑。汽车出了校门上了公路向北驶去。亲人和同学们离我们渐渐地远了，听不清他们喊什么，只看见有的挥动双臂，有的呆呆地站着，两眼直勾勾地看着远去的汽车。眼泪在我的眼眶里嵌着，我没让它流出来。再见了母校，这座曾经给我许多美好理想、留下许多美好记忆的学校。
汽车轰鸣，尘士飞扬。我们坐在车厢里东摇西晃，说不出话，也听不清别人说话。老实说，这么多汽车和这么多同学一同从学校出发，到同一个公社插队，我们没有孤独感，也没有惆怅，都憧憬着未来的某一天。学校又用汽车把我们接回来，重新坐到教室里，复习功课，参加高考。我们一边欣赏着蓝天白云下的远山近水、农田小路，一边猜想着要去的生产队是什么样的地方，那里的人又是什么样的人…
汽车颠簸了一天，天快黑时我们到达舒兰县东部山区最远的公社所在地一保安屯，这里距舒兰县城约60公里。新开大队派来一辆马车，等着接我们。等马车载着我们10个人出保安屯时，天已经完全黑了，看不清周围的景物，只模糊地看到一人多高的树丛夹着一条灰白的土路，还有冷风摇曳着树枝露出山峦起伏的轮廓和无边的天际。四周静悄悄的，只听见清脆的马铃声伴着马蹄“嗒、嗒”地响，还有车老板偶尔发出一两声短促的吆喝。一种莫名其妙的孤独感和担心袭上心头，我下意识地拾头看看其他同学，正好和她四目相对，无神的眼睛告诉我，她也无可奈何。
马车把我们送到新开屯孙家的三间泥草房前，男生把行李搬到西屋的南北两铺炕上，又帮女生去送行李。黑暗中我顺手拿起的行李竟然是她的，她跟着我，一直来到后街的田家。回到孙家，昏暗的煤油灯下，生产队派来的一位四五十岁的大娘正在大锅前做白菜汤，锅台上放着一大盆小米饭。大家吃完晚饭，带着一天的疲劳躺在热乎乎的炕上，很快进入了梦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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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次不经意的接触竟促成了我们后来的姻缘。她的形象刻在了我的心里，随着后来一次次的不期而遇，变得越来越深刻，以至于我竟然鲁莽地为她做了几件“傻”事。
天气一天比一天冷了。我听户长说她的一条腿关节痛，就以为她得了关节炎，马上跟生产队长请了假，走了两公里到公社卫生院买两盒“天麻丸”。回来后，趁着女生宿舍没人，放到她的箱子上。第二天，另一位女生把两盒“天麻丸”拿回来，微笑着说：“她不要，还给你。”
夏天，我们和二十多个社员铲地。垄很长，一眼望不到头。我们都铲到头了，她还剩二十多米，一个人孤零零地铲。我拿起锄头，从这边向她那边铲去，还剩两三米时才停住手。向回走时，社员们瞅我直笑。
冬天，生产队刚给集体户拉回一车树桩，还没劈成烧柴。这一天正巧轮到她做饭，她费力地举起斧头劈柴，几个回合也没劈断一根枝叉，只好捡些短小的树枝回屋做饭去了。我马上拿起斧头帮她劈，不一会儿就劈好了一堆烧柴。房东大婶正走过我身旁，笑呵呵地问我：“今天是你做饭吗？”我尴尬地一笑。
插队后期，我和她都在大队小学当民办教师。放寒假前，学校发民办教师补助费，一个人全年三十多元。我拿着刚刚领到的钱到供销社，花17元给她买了一双棉的万里式红皮鞋。小伙子买女式皮鞋，很不好意思，心里“突突”地跳，眼睛也不知往哪看，交了钱，拿起皮鞋就走。给她送去后，不一会儿她找到我，说：“你也不看看，这双鞋一只36号，一只37号，换一只吧！”我把这双鞋放到背包里，回到供销社。营业员说：“就这一双，没有了，换不了，也退不了。”我只好无奈地回去了。
我们结婚后，她才告诉我，这双鞋她一直没穿。
5年过去了，我和她没有花前月下的卿卿我我，但从她的表情和眼神中，我知道她懂得我做这些事的目的。
招生和招工是知青返城的主要途径，家长和知青都使出浑身解数争取机会。在血统论盛行的年代，我和她在一次次的招生、招工中落榜，最后，同来的10名同学只剩我们俩人，怅惘、郁闷时常笼罩心头。大队又从别的集体户合并来几个同学，使得我和她的关系又近了一些。一天晚饭后，我们在公路上邂逅，不约而同地一块走了一段路。话不多，只说了“该走的都走了，该剩的都剩下了，只好在集体户继续生活下去”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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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天是山里核桃收获的季节，校长布置我和她带一个班的同学到山里捡核桃。山林中飘荡着清新的空气，各种小鸟“唧唧喳喳”地叫，满眼的绿叶、红叶和黄叶。山里的孩子熟悉山路，不多久就捡了一小筐，一路歌声、一路笑声地往回走。我和她也被感染了，仿佛也回到了童年，都轻轻地哼起了歌曲，像学生们一样轻快地走着。
1974年初冬，当地林场要在距场部20公里外的工段办学校，需要两名能扎根的知青做民办教师。我和她都报名了，并同时被录用。林场派一辆马车接我们，车老板戴着狐狸皮棉帽，穿着黑棉大衣，他帮我们把行李放到车里，然后“啪”地一声，长鞭一甩，马车就沿着运材路向山里进发了。透过飘着的雪花，我们看到村屯越来越稀落，山也越来越高，越来越近。雪越下越大，想到别的同学坐汽车回城，我和她孤零零地坐马车去大山深处，和下乡时轰轰烈烈的场面相比真是天壤之别，心里沉甸甸的。如果是一个人，我和她谁也没有勇气去深山老林扎根落户，而两个相爱的人在一起，就有勇气去追求新的生活。
第二年林场大兴土木，修建了砖瓦结构的家属住宅，也分给我们两间。在鲜花盛开的季节，我们结婚了。面对新的家，新的生活，新的工作，新的环境，我们又有了新的企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