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讲的都有道理，可是人家有困难，我们在一旁看着心里不好受呀。”毛主席长长地吐出一口烟，对其他几位中央领导缓缓开口道。

1950年国庆节当天，就在新中国一片欢乐祥和之时，毛主席收到了金日成的亲笔信，在信中，金日成请求毛主席派解放军援助朝鲜，以化解朝鲜战争带来的危机。毛主席长叹一口粗气，当天晚上就召集书记处成员讨论对策。

是否出兵援助朝鲜，中央领导对此顾虑重重，大多数人都没有太多把握，而毛主席则始终坚信出兵比不出兵好，关键在于苏联是否能够帮助弥补解放军和美军之间的差距。

经过反复讨论，最终大多数同志同意了毛主席的意见：出兵朝鲜。

关于由谁来挂帅出征，毛主席第一个想到的人是粟裕，但当时粟裕正在青岛治病，毛主席只得让他先安心休养。既然粟裕无法挂帅，毛主席自然而然就想到了林总。

早在朝鲜战争爆发初期，毛主席就建议组建东北边防军，以应对东北地区受到的战争威胁，林总主动提出调四野部队进入东北布防，因为四野部队中东北籍指战员较多，又在东北打过仗，能够很快适应东北的气候。

大家一致同意林总的建议，四野25万人随即组成东北边防军，进驻东北地区防止美军入侵。为了保险起见，林总还特意换上了邓华和洪学智担任司令员和政委。

考虑到林总的身体情况，毛主席没有直接下令让林总挂帅，而是先征求林总对出兵朝鲜的意见。没想到林总坦率地告诉毛主席，自己虽然赞成重兵驻扎东北，但不赞成出兵朝鲜，并且朝鲜军应该以游击战的方式，和美军继续作战。

对于林总的直言不讳，毛主席并不责怪，但出兵朝鲜的决心已下，因此毛主席之后又多次找林总长谈，试图说服他挂帅出征。最终林总不得不以自己身体情况为由拒绝了毛主席，请中央另外物色挂帅的人选。

对于林总的病，毛主席和中央十分清楚，出于对林总的爱护，毛主席决定将他调到北京工作，这样工作和治病都比较方便。林总到了北京不久，毛主席就指示傅连暲从各地调集专家组成专家组，专门给林总治病。

傅连暲接到这个任务后，立即从各地抽调医学专家，并且一再强调要慎重检查，不能有一丝马虎。整整折腾了一个多星期后，检查结果证明林总根本没有什么大病。傅连暲看到结果后不敢相信，立刻召集专家们开会，并且一再询问：

“你们能够保证没有问题吗？”

“可以保证，我们都是严格按照规程来操作的。”专家们纷纷表示。傅连暲也下了决心，将这个结果如实上报给了中央。

毛主席看过林总的检查结果后，心里虽然有些不快，但彭德怀已经挂帅出征，毛主席也就不再追究。从爱护出发，毛主席手书了一首曹操的《龟虽寿》，既是对林总的善意批评，也是对林总的鼓励。

但对于这样的结果，林总却耿耿于怀，觉得傅连暲让自己在中央领导面前出了洋相，从心底里开始记恨傅连暲。

1966年政治风暴开始后，傅连暲开始遭到冲击，一大帮人几次闯进了傅连暲的家里，翻箱倒柜弄得一片狼藉，甚至傅连暲出版的两本书，被他们当成是吹嘘自己的“罪证”。

傅连暲知道这背后的始作俑者是谁，也开始意识到这场运动并非自己所想象的那样，因此傅连暲连夜给毛主席写了一封求救信，在信中他无奈写下了这样的一句话：

“……1934年你在于都病危时，我挽救了你的生命……希望你现在也能救我一命。”

傅连暲出生于福建一个贫苦家庭，为了生存，傅连暲从小就跟着父母入了基督教，并且有机会在教会兴办的学校接受教育。1911年，傅连暲开始正式学习医学，毕业之后受聘担任旅行医生，后在福音医院任职。

“五卅”运动爆发后，福音医院的外籍院长被反帝浪潮吓走，31岁的傅连暲被推举为院长。

1929年，毛主席率领红四军进占傅连暲的家乡。傅连暲同毛主席等红军领导接触后，觉得他们有真正的救世精神，提出将福音医院改名“红军医院”。毛主席拒绝了这一提议，他认为不改名更能够有利于帮助红军。

两年之后，毛主席率领红军再度打回傅连暲的家乡，并且安排傅连暲建立起一条药品运输线。在毛主席的建议下，傅连暲开办了护士学校，半年时间就为红军培养出60名医护人才。

1932年，毛主席在红军中的职务被撤销后，因病住进了福音医院。在养病期间，傅连暲经常和毛主席促膝谈心，对于共产党和革命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在毛主席的建议下，傅连暲决定将福音医院改为中央红色医院，并且带着医院举家搬到瑞金。

1934年，毛主席在于都连续高烧三天不退，随军医生束手无策，张闻天立刻请傅连暲到于都治病。听说毛主席病重，傅连暲二话不说背起药箱立刻出发，由于不会骑马，傅连暲就让警卫员给自己找来一匹骡子。

这是傅连暲第一次骑骡子，一路上走得跌跌撞撞，整整一天一夜才赶到了于都。见到毛主席之后，傅连暲仔细诊断，大胆用药，第二天毛主席发烧的情况就有所缓解，第三天体温就恢复了正常。

毛主席感谢傅连暲救了自己一命，称赞他是“红色华佗”。可就是这个一生治病救人的“红色华佗”，在政治风暴期间却反过来请毛主席救自己一命。毛主席看过傅连暲的求救信后立即作出批示：

“此人非当权派，又无大罪，似应予以保护。”

尽管毛主席对傅连暲已经作出了批示，但傅连暲仍旧没有逃过受冲击的命运，傅连暲不但受到肉体上的折磨，精神上也饱受摧残，但傅连暲始终坚持不承认强加在自己身上的“罪名”：

“我任何时候都没反对毛主席，也没有陷害之事。”

又经历了几次揭批之后，傅连暲悄悄吞下了一把安眠药，准备离开这个世界。妻子及时发现了他的异样，慌忙喊人将他送到了医院抢救。结果被救回来的傅连暲，在住院期间又遭到了无休止的揭批。

关于毛主席的指示，傅连暲并不了解，一直到半年后，傅连暲的妻子才通过其他渠道了解到批示的内容，如此一来，对于傅连暲的冲击才有所收敛，但一切已经为时已晚，1968年3月，傅连暲含恨悄然离开了人世。

巧合的是，在39年前的同一天，傅连暲的福音医院住满了红军伤员。

1971年9月，随着蒙古大漠的一声巨响，国内的政治形势开始有所变化。傅连暲的妻子回到北京后，左等右等不见丈夫回来，便给余秋里写了一封信，向总后政委要人。

直到这个时候，傅连暲的妻子才知道丈夫已经在三年前去世。当看到火化证书上胡乱填写的死亡日期晚于火化日期时，傅连暲的妻子气愤地说：“真是滑天下之大稽！世上还真没听过在死之前火化的怪事！”

经过多方查找，傅连暲的妻子始终没能找到丈夫的骨灰。傅连暲的遗物除了一块被损坏的表带，再无其他。

参考文献：

[1]叶介甫.毛泽东与傅连暲的交往[J].党史纵览,2010,(01):38-41.

[2]尹家民.毛泽东决策抗美援朝出兵的台前幕后[J].党的建设,2009,(08):56-57.

[3]叶子.傅连暲:毛泽东称赞的“红色华佗”[J].红广角,2013,(11):36-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