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是搞情报工作的，大多数都没有好下场，中外同行都一样。”面对曾经和自己一起搞情报工作的曾达斋，潘汉年伤感地说道。

1955年初，潘汉年到北京出差，约曾在一起工作的曾达斋会面。当时两人已经有预感马上可能要出事，曾达斋问如果出事了怎么办，潘汉年只说了五个字：

“一切照实讲。”

不出潘汉年所料，没过多久他就被抓了起来，同时受牵连的还有曾达斋、关露等300多人。

刚被关进监狱的时候，曾达斋几乎每天都疯狂地喊叫，捶打房门，无论看守人员如何劝说都无济于事。忽然有一天，曾达斋意识到这样下去真的会丧失理智，便极力克制着自己的情绪，还找看守借了一本书，思想才逐渐安静下来。

为了打发监狱中百无聊赖的时光，曾达斋借来各种书籍阅读，还主动要求做点翻译工作。往后二十多年的时间里，曾达斋的监狱生活变成了读书、学习、写作的生活。

1975年，曾达斋刑满释放，被送到了湖北农场劳动就业。来到了相对自由的环境，曾达斋给自己定了一个“三坚持”计划：坚持劳动、坚持学习、坚持节约，力争做一个有用的人。

可惜由于年龄和体力的原因，适合曾达斋的劳动并没有多少，大多数都是一些轻微的劳动，而且也没有人来要求他做什么。这样的生活让曾达斋不禁有些气馁，感觉自己整日空着双手吃闲饭。

十年政治风暴过去后，曾达斋的儿子有机会到农场看望父亲。坐在长江边，儿子质问曾达斋：“如果你是国民党，或者地富反资本家，我不在乎，人的政治信仰不统，可是在民族存亡的抗日年代，背叛祖国是不能原谅的。”

曾达斋望着眼前滚滚的长江水，很长时间没有说话，他不知道被强加在自己头上的“罪名”还是否能推翻。后来曾达斋有机会到北京探亲，家里人都不同程度地和他谈了恢复名誉的可能性，但曾达斋仍旧迟迟没有回应。

“想不想去北京玩一趟，我请客。”1979年末的一天，曾达斋忽然问医院里一位叫小李的年轻人，在得到小李肯定的答复后，曾达斋让小李去买票，一切费用都由他来负责。

就这样，抱着破釜沉舟的心态，曾达斋在小李的搀扶下，先坐船到了武汉，然后转乘火车去了北京。在儿子那间八平方米的小屋里，曾达斋整日撰写有关劳改犯的报告文学，再让儿子寄给公安部。

很快，曾达斋恢复名誉的事情有了眉目，时任中国社科院院长的梅益让他借住到关露的房子，之后有关部门又给他在香山租了一年的房子。在漫长的等待过程中，曾达斋虽然越来越急，但靠组织恢复名誉的决心却丝毫没有动摇。

1982年9月，中央发出文件正式为潘汉年恢复名誉，很快曾达斋也收到了为他恢复名誉的通知。考虑到曾达斋年老多病，组织上决定不再安排工作，让他享受离休待遇，颐养天年。

恢复名誉之后，曾达斋向组织上提出要求，希望能够用回原名“袁殊”：“总观我的过去，袁殊这个名字没什么见不得人的。”经组织同意，曾达斋的名字彻底成为过去，袁殊重新回到了公众面前。

就在组织上为潘汉年恢复名誉之前，关露已经得到了彻底平反，在完成了手头未完的工作后，关露带着一身清白，服下了一把安眠药，悄然离开了人间。袁殊得知这件事后，曾对儿子这样说过：

“我能够理解她，她是无可奈何。”

像袁殊和关露这种人，年轻的时候心高气傲，又有才华，为社会、为革命做出了不小的贡献，然而新中国成立之后，正处于壮盛之年的他们却遭到了压抑，直到晚年才被允许有所作为，可此时的他们已经才智衰竭，力不从心了。

袁殊出生在湖北一户没落的官宦家庭，父亲是早期同盟会会员。由于父亲常年在外奔走革命，袁殊的童年过得很是艰辛，直到1925年袁绍先在上海创办立达学园，袁殊才有了受教育的机会。

1928年，由于错过了报考国立劳动大学的考期，袁殊过上了四处游荡的生活，期间他遇到了胡抱一，跟随他深入河北大名一带，调查当地的旱情。当看到老百姓连草根树皮都吃光，女孩子连条裤子都没得穿时，袁殊受到了很大的震撼。

有一次，袁殊不慎从马上摔下，伤了右臂，胡抱一亲自将他送到南京医治。出院之后，袁殊没有继续跟随胡抱一到处走访，而加入了无政府主义文学社团狂飙社挣点小钱，之后又赴日留学深造。

1930年回国之后，袁殊决定办报维持生计，从那个时候起，袁殊先后发表了许多作品和译著，成为上海滩小有名气的左翼文化作家。就在他带着满腔热忱要投身反帝爱国斗争的时候，潘汉年找上了他，吸收他为秘密党员，参加中央特科工作。

利用父亲过去在国民党内的关系，袁殊很快进入上海社会局工作，并在上级指示下，利用胡抱一和王亚樵的关系，与程潜部队驻沪代表牵线搭桥。正是因为这件事，让袁殊有机会得到了一个记者的职位，能够了解一些国民党的内幕消息，并且有机会结识到日本外交官岩井英一。

尽管袁殊过去没有做过情报工作，但在组织的精心培养下，袁殊不但成功打入中统，还进入了日本外务省情报机构。

1937年淞沪会战爆发后，国共两党再度正式合作，戴笠主动找上袁殊，要他为自己做抗日工作。潘汉年得知此事后，要袁殊趁机打入军统。就这样，袁殊摇身一变成了军统局上海区国际情报组少将组组长。

上海沦陷之后，袁殊利用自己军统的身份，组建了秘密抗日行动小组，策划炸毁了日本人的军火仓库，还多次组织伏击汉奸的秘密行动。在戴笠的授意下，袁殊开始策划炸毁汪伪特工总部事宜，结果遭到叛徒出卖，袁殊不幸被捕。

所幸潘汉年及时安排岩井英一救人，才将袁殊保了出来。同时潘汉年也趁此机会策划了一场对日情报战，让袁殊以军统的身份与岩井英一“合作”，深入日伪获取情报。

1945年，袁殊接到组织通知，让他做好转移到解放区的准备。与此同时，戴笠委任袁殊为军统上海站站长，授予上将军衔。袁殊敷衍了几天之后便隐蔽起来，在组织的安排下乘船前往解放区，华中局联络部部长扬帆亲自到码头迎接。

原本袁殊打算立刻前往延安学习，但由于交通安排有困难，袁殊只得留在华中局工作。在曾山的建议下，袁殊以曾山亲戚为名更名曾达斋，并以曾达斋的名字重新登记入党。

1946年，袁殊调到山东参加城市建设试点工作，后前往大连继续从事情报工作，为解放战争做支援。北平解放之后，李克农亲自调袁殊到中央情报部门工作，被部里称为“日本问题专家”。

如果不是“潘汉年案”发生，袁殊可能会给新中国建设贡献更多的力量，谁也没想到袁殊的后半生会如此坎坷。对于过去遭受的不公正待遇，袁殊从来没有发过牢骚，但到了生命的最后半年里，袁殊开始不受控制地骂人，宣泄内心的情绪。

二十多年的隔世生活，让袁殊没能认清自身衰老的现实。尽管组织上为他恢复了名誉，让他享受了该有的待遇，但满怀的雄心壮志未能实现，让袁殊晚年彻底生活在了纠结之中，无疑不是一种遗憾。

参考文献：

[1]冯晓蔚.一个与狼共舞14年蒙冤20年的谍海健将袁殊[J].档案天地,2013,(02):29-34+40.

[2]于继增.红色特工传奇——绝无仅有的“五重间谍”袁殊[J].党史博采(纪实),2013,(07):30-34.

[3]袁殊著；《袁殊文集》编辑组编. 袁殊文集. 南京：南京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