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想到失联30多年的老同学，居然喜欢《道德经》20多年了，那还是他在深圳龙岗区医院专家门诊工作是时候，常年接触到国际友人，他就是受到那些外国人的影响才慢慢喜欢上的《道德经》。

春节前，他从我大姐那里了解到我的电话，相约节后小聚。从他这几天断断续续的电话中，我感觉他对《道德经》的理解比我要熟悉的多。今天他就说到一个令我很震撼的话题。

他说，同样读《道德经》，中国人读出了炼养、人生、境界、修证悟等“人生境界”，极少有人触及“人群”问题。

他说，这跟他的初衷不一样，他当初之所以喜欢《道德经》，是西方人告诉他，老子是“革命的、科学的、民主的和自由的”的化身，他感觉好奇，才引发了他的兴趣。

作为亚太地区骨科学领域的著名医生，为何不是从练养、从修身角度来审视《道德经》，反而是从跟他不相关的“革命自由民主”方面下手呢？

因为，革命就意味着除旧布新，自由就意味着自然和谐，民主就意味着平等待物，而这些都是作为一个医者跟患者良性互动的必备素质。在潜移默化过程中，在让自己生命充实的同时，也会分享给他的服务对象。

他认为，老子身为周王室柱下史，王官之学的学术领袖，他应该站位极高，视野极开阔，他关切的应该是比个人身家性命更高远更宏阔的问题。

他以“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脱”这一章为例，说明西人跟国人在领会文化元典上的差异：

“这一‘拔’一‘脱’，被人注解的支离破碎，网上的注解多倾向于建立‘道心’‘德心’，然后以此引导修行证道。”

“我曾经比较过，历史上的名家，包括那些高道名家，那些以修炼养生为宗的人在内，比如成玄英、李荣、李涵虚、憨山德清等，虽身在玄门、沙门，却不局限于玄门，能辞旨高迈，去玄虚之说，实为难得。”

“而当下的网络注文，不是谈玄说虚的‘境界说’，就是‘九窍四关’的养生说，即使陈鼓应这样的大家也未能免俗。”

“你再看看法国汉学家瑞莲的译文，他认为‘善’就是善于为道者、有道者，他所建立和拥有的的东西，是不可夺取和脱落的。至于下边的‘修之于身、家、乡、邦、天下’，跟一些国人理解的修道一点关系都没有，而是‘治’。”

“一‘修’一‘治’，胸襟大不同，前者局限性太大，只能是修行。后者涵盖前者，极具包容性和开放性。”

他对我搜集的参考译本不以为然，他说他以前也这样，见到自以为好的注本就收藏起来，也收藏约二三百种，后来再看时，都“不足观”了，渐渐地也都删除了，目前也就十几种注本。

我问他，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这种中西方观念的差异？

董寅说：还不是文化土壤？《道德经》就是一面镜子，他照出来的都是他想要的，而不是老子要说的。

玄学就是明证。为什么玄学会产生于东汉而不是西汉？为什么会兴盛于魏晋而不是战国？就像我们西医，为什么是随着列强的入侵而进入中国，而不是中国主动引进？所以，每一种学术思潮或运动，必定由其内外诸多因素交互作用使然。

汉末魏晋时期的文人士大夫“祖述老庄”的初衷，只是为了躲避党锢之祸而全身避害，既然如此，他当然要过滤掉社会的政治的色彩，而在个人修身养性方面大做文章，隐藏进取的锋芒。

但玄学也有功劳，那就是促进了三教的繁荣发展，刺激了佛学的中国化。隋唐以后，三教并立互为镜鉴，影响至今。

可是，《道德经》若是只能用来谈玄论虚而不能用之于社会实践，岂不陷于清谈之学而于人于国无益？

而西人没有我们这种文化影响，就像黑格尔那样的的欧洲中心论者，那么攻击老子孔子，但他还是得承认，老子是与与哲学密切相关的生活方式的创始人。

跟黑格尔同时期的谢林、费尔巴哈等德国哲学家，都认为老子深入到了事物的最底层，波尔则说，他不是理论的创立者，他只是道家的得道者。

李约瑟站在西方科技史的角度总结的很到位，他认为道家对自然界的推究和洞察，不逊于亚里士多德以前的希腊哲学，而且是中国整个科学的基础。他认为道家思想不仅是关于科学、民主的论述，并且在政治上是革命的，“它是后来产生的中国一切科学技术思想的基础”。

美国中国经济问题专家邓正莱则认为《道德经》就是中国的自由宪章。

这样的评价，国人乍看是不会承认的，认为他们在扯淡，我们翻看历史上的名家解读，包括那些修者在内，有几个注本里面不包含这层意思呢？有几个不带有“圣人之治”“和谐自然”的思想呢？

所以，中国真正读懂老子的，大体也是这样，只不过跟队伍无比庞大的社科“清谈”者群体相比，显得声音微弱一些而已。

其实，帝王们也并不是不知道老子真义，比如朱元璋虽然明说“斯经乃万物之至根，王者之上师，臣民之极宝，非金丹之术也”，并且把“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脱”解释为“抱道”“德治”就会国基稳固。

但他的注文念念不忘“奉天承运”之说，他对29章“将欲取天下而为之，吾见其不得已。天下神器也，不可为也。为者败之，执者失之”的解释大体是说：天下国家即民心，此神器也。不可强谋之，只有天命所归而不得已，方为之。

朱元璋这是借老子而抒胸臆，不忘宣扬王权天授思想。唐玄宗则将“神器”理解为“上天赐予的王权王位”。

“老同学，你看到了吧？在君主专制的封建社会，即使能贴近老子思想的大有人在，但归根结底都脱离不掉一个‘玄’字。晏婴说‘橘生淮南’，‘所以然者何？水土异也’。”

严复的评论一针见血：“黄老之道，民主之国之所用也。故能‘长而不宰’，‘无为而无不为’。君主之国，未有能用黄老者也。汉之黄老，貌袭而取之耳。君主之利器，其惟儒术乎！”

“你要说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中西方的文化差异，严复的结论就是我的看法。”

你把“善建者不拔”这一章的大意说说吧？

老同学嘿嘿地笑道：不都说了吗？善建者、善抱者就是有道者，其实就是老子说的圣人，抱道怀德的有道者，他与道同在，他所建立和拥有的不可能被毁弃或丢失，所以子孙后代得以祭祀他们而不被忘怀。

有道者以无为之道管理自身，他的所得才是真实不虚的。推而广之，用它来管理家庭、乡镇、邦国、天下，那么，那样的家庭、乡镇、邦国、天下才能富裕、丰富、惠及百姓。

所以，从个人来看治身，从家庭来看治家，从乡镇来看治乡，从邦国来看治国，从天下来看治天下，其作用是一样的。我怎么知道天下就是这样治理的呢？就是基于上述认知。

最后他提醒我，一定要好好聊聊，要不是我当年帮忙，他可能会在宿州黄口镇医院干到退休呢。我知道他是在推恩于我，作为安医大毕业的大学生被安排在乡下医院，那只是个短暂的过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