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乌打了一年多了。如今这局面，难说谁更占优势。

甚至不少坊间野论，认为在整个北约都支持乌克兰的情况下，尤其是源源不断的高新科技武器输入，似乎已经全面压制了俄军的武器装备优势。

这种论调不乏数据支持。

比如俄军阵亡人数，据央视官方报道，俄军一年多以来，单是阵亡人数就达到1.8万人。

这个数字看起来不是特别多，但是它的比较意义很大。

对比苏军当年的阿富汗战争，苏军打了10年，才阵亡1.44万人。

是什么造成俄军这么多阵亡呢？毫无疑问就是美国、北约国家的高精尖武器。

但奇怪的是，普京一直没有示弱，即使去年年底出现过一些溃败，但仍坚持打下去。底气来自哪呢？是国土面积，还是武器优势，还是能源优势，还是别的什么？

先不着急下结论，换一换视角，看看我国当年的一段故事，就明白了。

一、上马还是下马

1961年，北戴河。

共和国高层领导云集于此。

刚刚在海泳场里，大家还言笑晏晏，尽欢一游。转眼到了会议室，却变得剑拔弩张，毛主席静静听着两派人在争执一件大事。

这件事非同小可，事关一项大工程是否继续下去。

什么工程？两弹。也就是研究制造原子弹和导弹的国防工程。

为什么还会有继续不继续的争议呢？以现今的眼光看，这项工程太重要了，核武器，这是决定一个国家在世界民族之林的地位的最有分量的东西。

但此一时彼一时，当时就是有一些人不太愿意继续搞这项大工程。

坚持继续搞两弹的，是贺龙元帅、陈毅元帅、聂荣臻元帅、叶剑英元帅和育帅，五个元帅一齐表态，此事不能停，更不能缓，否则国防没有办法。

反对继续搞两弹的，是主持经济工作的领导人。

几位老帅言辞不一，态度都十分激烈，陈毅拍桌子说：“就是当了裤子也要把原子弹、氢弹、导弹搞出来！”

反对方说：“老总啊，你还是把裤子提上吧，光着屁股是搞不了原子弹的。”

经济领导人拿出一份1960年的经济报告，其中几个关键数字让大家面面相觑。

粮食产量回落至1951年水平。

生猪存栏量和油料产量，比1949年还差。

轻工业全面滑坡。

……

尤其是1949年这个年份，令在场人都感到头皮一紧。

解放这么多年了，生产水平却跌回解放前，咋向老百姓交待啊。

反对方接着说，我们何尝不知道两弹对于国防的极端重要性？可是现在困难实在太多了，苏联的援助没有了，技术上有很多困难，国家经济困难，工业基础薄弱，搞“两弹”花钱太多，拿不出那么多钱来，会影响常规武器和国民经济其他部门的发展，应该暂时下马，等国家经济好转后再上。

“不能为了一头牛，而饿死一群羊。”这样的分析，得到了大多数人的赞同。

几位元帅都不好再说什么。陈叶林贺几位，都把目光投向了聂帅。

聂帅主管这方面的工作，他更有发言权。

聂帅心领神会，他说：“这就是逆水行舟，不能退，一退就会落后，一步晚，步步晚，一落后就是几十年，将来我们的后代会骂我们的。我很着急，每想到这一点，我就睡不着觉。”

接着，他又说：“两弹的研制已经有了一定基础，导弹研究院、二机部各拥有大学毕业以上的研究人员数千名和一批先进的研究装备，铀矿资源也能满足需求，两弹研制正在稳步取得进展。特别是有一批非常爱国的科学家，这是个决定性因素，这个时候决不能放弃。”

二、一个关键人物

主持会议的是刘少奇。

他是当时主持进行国民经济调整的领导人，大家都以为他肯定会支持反对方，把两弹工程停下来。

几位元帅都很着急。

但刘少奇毕竟是刘少奇，站得高，看得远，没有立足于一时一地。他说，原子能工业的现状究竟如何，是上好还是不上好，是否把情况摸清楚以后再定。

毛泽东当场表示，同意少奇同志的意见比较稳妥，等调查清楚后再定。

元帅们松了一口气。

这个事，应该由聂帅亲自出马。

他当时是国防科工委主任，两弹一星工程的领导人。但聂帅身体不是很好，他直接去抓这个事，虽说名头响，权威大，但底下办事总要有具体人，聂帅抓不了具体事，便推荐张爱萍去。

张爱萍当时是个“一仆三主”式的人物。

他是总参分管装备的副总长，受总长罗瑞卿的领导。

又是国防科工委的副主任，受聂帅领导。

国防工业和军队的装备研究又跨涉国务院，又受贺龙元帅的领导。

所以张爱萍将军和家人开玩笑说，自己是一仆三主。

这既体现了他过硬的能力，又体现了非常好的人品。只有能干又善良的人，大家才会争着要。

调查原子能工业这种事，是个跨界大、事务杂的差使，所以聂帅头一个就想到了张爱萍。

张爱萍第一时间连连推辞，说自己“只知道山药蛋，不懂原子弹”。

陈毅元帅得知，专门找到张爱萍说，不管你懂什么蛋，必须去，必须干好。

张爱萍过去长期在新四军、三野工作，陈毅一直是他的上级。

陈聂两位一齐施加压力，张爱萍硬着头皮上了。他也知道，两大元帅的目的很鲜明，就是要得出一个有利于两弹工程结论。

张爱萍请了三个专家一起去，国家科委副主任、曾就读武汉大学物理系的刘西尧，青年核物理学家朱光亚，二机部部长刘杰。这三位都是行业翘楚，既懂专业，也懂技术。

1961 年 10 月 9 日，张爱萍、刘杰、刘西尧乘坐军委派出的伊尔 14 专机，从北京出发，用三十多天考察了二机部主要的厂矿和研究机构。

张爱萍是个雷厉风行行事干脆的人。

他搞这些调查，不做文章，每到一个地方，开门见山，就问四个问题：

1.你担负的是什么任务、在全局中的位置？

2.进度和遇到的难题？

3.解决这些难题需要什么条件，哪里可以提供这些条件？

4.满足了这些条件，最快什么时候能完成任务？

张爱萍这么一调查才知道，做事情，真不能坐在办公室里凭感觉来。

两弹工程并不是新建一座大楼那样的独立工程，而是蕴含于各个工业部门的综合工程。

换句话说，两弹工程的很多基础工业项目，其实都有人在干，而且是军民两用，哪怕两弹工程停止了，那些生产项目也要进行。

现在两弹工程之所以遇到困难，不是没钱的问题，而是管理和组织的问题。

只要进行强有力的管理和协调，挖掘各个经济部门的现有潜力，有完全有可能搞好的。

张爱牵头写了一篇五千字的报告，他不喜欢写八股文，尤其是这种事关全局的重要报告，不能做官样文章，他没有让笔杆子们执笔，而是让技术专家们牵头来写。

这篇文章充满了各种数据，充满了各种论证，看起来不像是我党我军常见的文件，倒像是西方国家的可行性论证报告。

所以邓小平拿到这份报告时，颇带幽默地批示道：

“送主席、周、彭（真）阅。无时间，看前一页半即可。”

为啥送到邓小平那里了？他当时党的总书记，各种文件先要经过他的批示，再给中央各领导人阅。

这样批示，就是怕后面具体而微的数据和论证看不懂，丧失看下去的信心。

张爱萍这份报告的中心意思有三：

一是，完成时间定在1964年。他回忆说：“工业部的同志建议留点余地，我说，既然有把握，为什么往后推？”他在报告上还是写上了“1964年进行核爆试验是可能实现的”。一年后，罗瑞卿给毛泽东的报告上加了“力争”两个字。

二是、当前遇到的困难，主要不是科研攻关的问题，而是工程进展中的问题。也就是说，经过了几年的努力，到这时，原子弹已经基本通过了科研阶段，更多的是属于工程性的问题了，而工程性的问题则是可以预测的，可以通过加大力度实现的。

三是，原子弹工程，看起来盘子很大，但实际上很多东西都蕴涵在国民经济的各个部门之中。

因此，结论是：由中央和国务院出面，统一协调各中央局、各部委、各省市和军队，进行一次全国性的大协作、大会战，1964年进行核爆是完全可能的。

邓小平很乐观地预计，毛主席看到这个报告，一定会定下决心，支持两弹工程继续的。

可是，谁也没想到，毛主席看后未一言，而是把报告压下来，这一压，就是整整一年多。

兹事体大啊！老人家拿不定主意。

三、两个关键人物

两弹工程怎么办呢？停还是不停？

聂帅和张爱萍商量，反正没说停，就继续悄悄地干。

可是形势并不好。

1962 年4 月 19 日，中央决定恢复中央财经小组，由陈云担任组长，统管财经工作。陈云提出，要准备对重工业、基本建设的指标“伤筋动骨”。刘少奇主持中央工作会议，决定对国民经济进行大幅度调整，进一步缩短工业生产建设战线，将基本建设投资由 1961 年的123.3 亿元减少到 1962 年的 67.6 亿元。

这是不是意味着，真的要停止两弹工程了？

关键时刻，两个似乎与两弹毫无关系的将军，起到了关键作用。

大陆经济形势严峻，让蒋介石认为“反攻大陆”的时机到来了。1962 年上半年，台湾方面反攻的军事准备工作达到最高峰。6 月，我广州军区、南京军区的部队开始向福建方向集结。东南沿海上空，战云密布。

西南的中印边境，形势也越来越紧张。印度方面不断推行“前进政策”，侵入我国领土建立了约 24 个新哨所，战争一触即发。

6 月 8 日下午，伟人在杭州召见杨成武、许世友等，听取东南沿海形势的汇报。

杨许二位不无忧虑地表示，蒋介石不足为虑，关键是美帝国主义。

核武器目前是我们最大的短板。虽说我们不怕打大仗，但武器的不对等，终究靠人力无法解决。

伟人听后，陷入久久沉思。

在那次召见后，伟人终于亮明了态度：“对尖端武器的研究试制工作，仍应抓紧进行，不能放松或下马。”这是伟人对“两弹”应继续攻关的明确表态。

聂荣臻办公室原主任周均伦曾著文表示，在他看来，毛泽东对继续攻关“两弹”的犹豫，就是从此时开始消解的。

1962年8月，中央又一次在北戴河召开会议。

伟人终于拍板定案，就按张爱萍的报告来，两弹抓紧开动，1964年争取实现首爆。

11 月 17 日，中央 15 人专门委员会成立。

这个班子非常强大，周恩来总理担任主任，7 位副总理加入这个委员会：

贺龙（兼国防工委主任）

李富春（兼国家计委主任）

李先念（兼财政部部长）

薄一波（兼国家经委主任）

陆定一（兼中宣部部长）

聂荣臻（兼国家科委主任）

罗瑞卿（兼中央军委秘书长、总参谋长、国防工办主任）

还有7 位分管部领导：

国防工办常务副主任赵尔陆

副总参谋长兼国防科委副主任张爱萍

冶金工业部部长王鹤寿

核工业部部长刘杰

航空工业部部长孙志远

机械工业部部长段君毅

化学工业部部长高扬。

钱学森曾回忆说：“那时中央专委的决定，要哪一个单位办一件什么事，那是没有二话的。那决定也很简单：中央专委哪次哪次会议，决定要你单位办什么什么，限什么时间完成……也不说为什么，这就是命令！中央专委的同志拿去，把领导找来，命令一宣读，那就得照办啊！好多协作都是这样办的。”

在这种体制下，整个国家机器高效运转起来。

1964 年 10 月 16 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举世震惊。

1967年，中国第一颗氢弹试爆成功。

事后回想，真是千钧一发啊！

那时研制核武器，相对来说是自由的，不受什么国际条约的限制，矛盾和困难主要是内部的。

如果因为经济原因再拖几年，哪怕就三四年的时间，到1968年以后，国际核不扩散条约开始签订，那时我们就非常被动了，会招来很多不必要的麻烦。

有了两弹，我们的国际地位，军事威慑，就达到了空前的程度，我们拥有了和美国等世界军事强国对等的地位。

大国之间，尤其是核大国之间，彼此动手，都要再三谨慎。

核武器的作用，从它诞生那天就开始发挥作用，而不是它爆炸的那一刻。

这既是我们的底气，也是如今普京的底气。

俄国面对整个西方世界的挑战，但无论仗怎么打，北约最忌惮的就是普京的核武库。

谁敢真把俄罗斯往死里揍？这就是普京的终极底气。

最后，非常感谢看到这里的朋友们。笔者写这篇文章的主要目的，在于回顾当年我国两弹工程的风雨飘摇的时刻，感叹当年的艰难，以及开国领袖们的大智慧、大定力。之所以有这样一个标题，大家懂的都懂，笔者也是迫不得已而为之。

总的目的还是为了和大家分享这众所周知故事，请各位理解并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