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菅人命（cǎo jiān rén mìng），原意是把人命视作野草，把杀人当作除草；比喻轻视人命，任意残害人命。成语出自《汉书·贾谊传》，“故胡亥今日即位而明日射人，忠谏者谓之诽谤，深计者谓之妖言，其视杀人若艾草菅然。”

贾谊，西汉初年洛阳人，生于汉高祖七年（前200年）的他，少年时期便已经颇有才名，后师从荀况的学生张苍。

汉高后五年（前183年），贾谊因能诵诗书善文闻名于当地，河南太守吴公遂将其召至门下，在贾谊的辅佐下，吴公将河南郡打理的井井有条。

高后八年（前180年），汉高后吕雉去世，陈平、周勃等开国功臣和朱虚侯刘章等宗室联手诛灭吕氏族人，废黜高后所立的后少帝刘弘，迎立代王刘恒为帝，是为汉文帝。

汉朝初期，因沿用秦朝的军功爵制，朝中大权多由开国功臣所把持。文帝即位以后，鉴于功勋集团势力太大，已经严重影响到了皇权，于是大肆提拔寒门士子和地方官员进入朝廷，以平衡朝中局势，巩固皇权统治。

河南郡太守吕公因政绩斐然，被汉文帝提拔为廷尉，吕公入朝后又向汉文帝推荐贾谊，求贤若渴的汉文帝遂征召贾谊为博士，时年仅二十一岁的贾谊，乃是众博士中最为年轻的一位。

贾谊虽然年轻，但却才学出众，在商讨国事时多有独到见解，汉文帝因此对其十分欣赏，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贾谊便经过多次提拔官至太中大夫。不过，也正是由于太过年轻，缺乏施政经验的贾谊，在制定一些政策时往往操之过急，显得太过锋芒毕露。

贾谊针对“君弱臣强”的局面，建议改革礼制，加强对功勋集团的约束，结果此议立即遭到周勃、灌婴等开国功臣的反对。此外，更定汉制、重修礼制，势必要自上而下掀起一场全国性的“革新”，这显然与新帝刚刚即位、急于求稳的形势不符。

结果，贾谊的主张非但没有得到汉文帝的采纳，反而导致自己成为了功勋集团的眼中钉。

汉文帝四年（前177年）十二月，丞相灌婴去世，御史大夫张苍继任丞相，趁着这次人事变动，汉文帝本想将贾谊提拔为公卿，但此议立即遭到老臣们的强烈反对。

意识到贾谊已经引起众怒的汉文帝，为了缓和矛盾，遂将贾谊外放为长沙王太傅，让其前往长沙国辅佐长沙王吴著。汉文帝此举，本是为了让贾谊远离朝廷的权力漩涡，以保全他的性命，并让其得到充分锻炼，然而贾谊却认为自己乃是因为遭到排挤被贬，以致途经湘江时，写下《吊屈原赋》，抒发自己的怨愤之情。

贾谊被贬以后，汉文帝借助有人告发周勃谋反之事，进一步打压功勋集团，贾谊这才意识到了汉文帝的良苦用心，遂收拾心情尽心理政，并时常通过上书来参议朝政。

汉文帝六年（前175年），在外放长沙两年后，汉文帝重新将贾谊征召回朝廷，并在未央宫宣室接见贾谊，与之详谈整日。经过一番长谈，汉文帝发现贾谊经过锻炼，虽然才能得到了一定提升，但性情却并无改变，遂放弃了将其提拔进朝廷的想法，又将其任命为了梁王太傅。

梁王刘揖不仅是最受汉文帝宠爱的小儿子，而且其封地距离京城不远，汉文帝认为贾谊虽然不足以承担重任，但作为出谋划策的谋士还是十分称职的，将其安排在梁国，为的就是能够随时征召其入京。

彼时，汉朝国力虽然蒸蒸日上，但外有匈奴虎视眈眈，内有诸侯王蠢蠢欲动，再加上长期推行无为而治，以致律法粗疏、礼制崩坏，针对这些问题，贾谊在出任梁王太傅后，多次上书陈述应对之策，这便是著名的《治安策》。

在《治安策》中，贾谊提出应当加强对太子的教育，他认为，“秦始皇派赵高做胡亥的老师，教他学习断案判刑。胡亥所学的，不是斩首割鼻，就是夷人三族。因此，胡亥今日即位，次日就用箭射人，将忠心进谏者说成诽谤朝廷，将远见卓识者说成妖言惑众，将杀人看作割草一样。这难道是胡亥天性凶残恶毒吗？不过是赵高诱导胡亥学习的内容不符合正道罢了。”

贾谊在《治安策》中的建议，可以说极富针对性，尤其是他提出的“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建议，更是对文景两朝拆分诸侯王乃至汉武帝推行“推恩令”，都有极大的指导意义。

然而，当时汉文帝历经多年努力，好不容易使汉朝进入安定发展期。当时，功臣宿将威胁不再，诸侯王尽皆臣服，边关少有战事，百姓安居乐业，商业蓬勃发展，自秦末战乱以来，国家好不容易进入和平发展时期，无论是汉文帝还是朝中大臣，都不肯再去打破这番安宁。

因此，对于贾谊的建议，汉文帝并未全部采纳，即使采纳的部分措施，也没有立即予以实施。

汉文帝十一年（前169年）六月，入京朝见汉文帝的梁王刘揖不幸坠马而死，陪同入朝的贾谊因为心怀愧疚，再加上多年来自己的建议始终难以得到皇帝的重视和采纳，贾谊最终于次年在犹豫中死去，年仅三十三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