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的一天,张春桥在办公室吃饭的时候,突然跟旁人感慨:“总理懂得多国文字,翻译组织文件这样的事,只有他能做。他的学识,他的经历、能力和为人,我这辈子想学也永远学不到了,你不佩服都不行。”
张春桥似乎在作秀,但大家都不太确定,直到他接着提高嗓音说:“有人说我张春桥,一下想争这个,一下又想争那个,好像有什么野心。其实呢,我要说有什么野心的话,我这一生最大的野心,就是想写出一部《毛泽东传》。”
张春桥这番话,明显不是即兴感慨说出的,在场许多人对此都印象深刻。这些话,张春桥在毛主席晚年时常挂在嘴边。
这种话完全没必要当真,作为一个如日中天的政治明星,最大的野心怎么可能是写一部传记。他这样的政治人物,谈到野心怎么可能是像一个纯粹的文人那样,只想到写部传记。这明摆着是戏言,用以掩饰内心的真实想法和抱负,以此降低他人防备、获取他人好感。
张春桥的这番话,是告诉那些不放心他的人,自己没有非分之想:起码退让的姿态摆出来了。
1973年11月21日,一位上海崇明酱酒二厂的党员职工,书写了一封对张春桥看法的信,寄到毛主席手边。信的大概内容是,怀疑张春桥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列主义者,并表示张做个中央委员可以,但进政治局就十分勉强了,当常委更是完全不行。
毛主席对这封来信的态度,颇不明朗,给人一种敲打又鼓励的意味。毛主席批示此信:“印发政治局,此种攻击不妥,但知此类意见是必要的。”
张春桥不说写《毛泽东传》是心愿,而讲野心,立意很明白:自己的一切行为,确实是被野心推动的,这个野心就是写《毛泽东传》。
而毛主席曾在1961年8月,同身边卫士谈到自己对未来的展望和愿景时讲到:
我生平有三大志愿,一是下去搞一年工业、搞一年农业、搞半年商业;二是骑马走黄河、长江两岸进行实地考察,我要请一位地质学家、一位历史学家和文学家同行;三是写本书,把我的一生写进去,把我的缺点、错误统统写进去,让全世界人民去评价我是好人还是坏人。
毛主席的第三大志愿,同张春桥“人生最大的野心”颇为相似,但又有所不同,因为毛主席讲的是志愿,张春桥说的是野心。张春桥的野心说,有着浓厚的政治意味在其中。毛主席的志愿说,则纯粹是个人的理想。
张春桥的野心,说白了还是立足于政治之上,他想成为比肩毛主席那样的政治人物,准确地说是做“周总理”。
张春桥被捕后,在接受公开审判前,有关部门对其进行过多次讯问,当问到周总理之后谁接替总理时,他一时不察,吞吞吐吐地说出真实情况:“他们,嗯,他们(即江、王、姚)的意思是我来。”
在这次讯问后,张春桥意识到多说多错,不自觉地就交出自己的把柄,便选择沉默不语。
遍观古今中外,就没有哪个政治人物说,自己最大的野心是给另一个政治人物写传记的。更何况,张春桥晚年有近20年时间,都没有动笔写过。
好
就一投机份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