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出生在重庆某个水码头边的古镇，从小便在大人的一些窃窃私语中听到一些关于XX曾经年轻时是袍哥，XX老头龟儿耿直，以前是嗨过袍哥的只言片语。

可能川渝稍微上点年纪的人应该都看过这部重庆方言剧《傻儿师长》，虽然后来陆续出了《傻儿军长》《傻儿司令》，但是都不如第一部《傻儿师长》经典。

那时很多小孩都会念几句什么

“兄弟我多在山沟少在书房，只知江湖贵重不知江湖礼仪，一切不周不到之处，望各位挽下袖子，亮下膀子，龙凤旗，日月旗，花花旗，给兄弟我打个好字旗”

“袍哥人家,绝不拉稀摆带”云云。

啥子是袍哥？

“袍哥就是黑社会！许文强那种（上海滩）。”我表哥悄悄的给我说。

后来长大后表哥移民去了国外，偶尔聊起小时候，表哥告诉我《傻儿师长》就是乡愁。

言归正传，到底什么是袍哥？

额。。。兄弟我多在山沟少在书房，说得不全之处，我就不怕臊皮了，还望各位哥子帮兄弟扎起。

袍哥的起源，因为哥老会一直处于隐秘的状态，后又经历了长期的演变，头绪众多，内容庞杂，因此袍哥的起源是众说纷纭，目前主流的说法认为：清康熙初年，郑成功占领台湾后，创立反清复明的秘密组织，并派其部将陈近南回四川，在雅州开“精忠山”，拜把结盟，并取诗经上“ 岂日无衣，与子同袍”之义，互助联络，当如兄弟，号称“袍哥”，并警惕勿忘根本，故又称“汉留”。“夫汉留者，汉族遗留也。”

因此，袍哥及哥老会与近代的如义和团，白莲教这些组织相比，没有那么浓厚的宗教迷信色彩。

其实对于来源，香堂总总，我们不是历史学家也不混江湖，这个问题并不那么重要。我更感兴趣的是据有关部门1949年的统计，全川人口中有袍哥身份者的比重之大，阶层之广，对社会影响之深，据调查四川职业和半职业袍哥有一千七百万人，也就是四川竟然高达70%的成年男性都嗨了袍哥，这在全国都是闻所未闻，乃至到现在，巴蜀方言之中还有那么多词汇来自他们所留下来的切口、黑话。

有人说袍哥在四川发展如此壮大，主要是四川在清朝“湖广填四川”大量移民涌入巴蜀，而打破了原来以血缘为纽带、以家族为基础的宗族乡土社会结构，人们需要在异乡生存，并谋求发展，这种打破血缘关系的 “异姓结拜”就成为了他们最佳的选择。

中国近代发生这种大规模的人口迁徙总共有四次，“闯关东”、“走西口”、“下南洋”、“填四川”。但是除了填四川，其他三次大迁徙并没有形成数量如此庞大，具有严格的规章制度、完善的组织形式及囊括了“上到红顶子（官员）下到讨口子（乞丐）”的社会阶层的会道门组织。

在传统的中国文化中，一直存在两个不同的社会，一个是高居庙堂以皇权为约束的主流社会，另一个便是江湖，那什么是江湖？江湖就是飘忽在皇权、宗法和主流社会之外的民间社会。他们中有游侠草莽，畏罪潜逃者，躲灾避祸之人，地痞流氓，落魄书生，跑摊杂耍，坑蒙拐骗，可谓是五花八门，鱼龙混杂。但是总归为一点：它是对主流社会政治秩序的对峙、拨离、挑战和破坏，力图挣脱主流社会的掌控。

因此，当主流社会的管控失调，社会处于无序状态，为了生存与发展，会道门组织便会成为一些人的选择与去处，成为民间政治的实施者。

所以我们可以从史料中发现，袍哥发展壮大起来，恰恰是从清政府风雨飘摇的咸丰、同治年间开始的。常年的战乱和国外列强的入侵，特别是太平天国运动被镇压及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军队大量裁员，数以百万将士没有安置之处，加之战乱打破了封建经济格局，破产者、游民激增，四川这种内部宽松，外部闭塞的环境给民间政治提供了合适的土壤，让很多人因无法生存而加入袍哥，使其势力迅速扩大，活动更加频繁。

这时可以看到在后来的李永和、蓝朝鼎起义、九龙山事件、李洪事件、长江教案、重庆大足余栋臣两次教案的背后，都能看到大量袍哥的身影，这对清朝的主流社会，及巴蜀民众生活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也对巴蜀袍哥势力的发展有巨大推动作用。

而巴蜀近代史上最有名的保路运动，则成了袍哥转型的重要节点，也是袍哥最为高光的时刻。该风潮波澜壮阔，将四川各阶层皆卷入其中，而袍哥是这次重要历史事件的积极参与者，以及贯穿该事件始终的最主要的民间力量，保路运动中，清廷派湖北新军入川镇压，造成武昌空虚，为辛亥革命首役武昌起义奠定了基础，袍哥也兑现了他的承诺，成为了清政府的掘墓人，显示出袍哥民间政治的威力。

随着反清复明口号的结束，也迎来了袍哥的转型，这一隐秘民间组织从此合法化，公开走向巴蜀社会前台，并逐渐渗透到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成为主宰四川现代社会的重要力量。

民国时期，由于袍哥反清政治宗旨已不存在，袍哥组织的香规礼节放松，入会手续从简，致使投机者、寻求保护者等大量加入，在护国战争、护法战争中，四川革命党人纷纷利用袍哥力量，收编袍哥加入军队，时称“拖滩招安”，巴蜀地区著名袍哥范绍增、杨春芳、陈兰亭、何鼎臣、郑慕周、石青阳、覃筱楼、羊仁安等，就是在这一背景下成为了军阀。

到抗战爆发后，长江中下游的洪门、青帮入川，各帮派组织相互竞争和渗透，这时军政人员、党派头目、社团首脑、乡保长、富商士绅、教育文化界人士及地痞无赖等纷纷组建堂口，并借袍哥势力自重。

抗战胜利后，袍哥的势力到达了巅峰，袍哥民间政治更渗透于川渝民间的各个角落及国民党政权中。有文献披露，1945 年秋，国民政府“选举”基层政权及“国大”代表，选举几乎为当地袍哥垄断。 重庆第一届参议员竞选，差不多有四五十人均为袍哥大爷。而有些普通候选人不是袍哥人物，为了竞选成功而临时要求参加袍哥组织。

至此，逐渐失去了信仰的真袍哥，伪袍哥们，离开了那个隐秘的江湖，自觉或不自觉地融入了巴蜀社会的主流，民国政府虽然也了解袍哥的诸多弊端，多次有明文禁止哥老会的措施，但是这时的袍哥的势力已经是渗透到了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关系网错综复杂，盘根错节，所以打击收效甚微。

四川解放后，袍哥作为旧社会帮会组织被人民政府解散，从此在巴蜀大地乃至整个中国历史舞台上消失。

不可否认，袍哥在中国历史的发展过程中，曾经起到十分关键的积极作用，但我们分析一个现象，必须要站在历史的大环境和大视野的高度看问题。袍哥的兴起，发展到灭亡，正是近现代中国从衰亡，沉沦到复苏的历程，袍哥的发迹离不开对社会的危害，杀人越货，贩毒贩私盐等，作为一个落后的秘密结社，在晚清巨大的社会变革中，逐渐蜕变为军阀官僚的工具或黑社会组织。虽然也有正义的一面，如巴蜀人民津津乐道的“吃讲茶”等袍哥习俗，但是袍哥解决事情一般都是依据会规和义气，没有基本的社会规则和道理可讲。到后来四川的政治经济等层面几乎也被袍哥势力所覆盖，由此带来的恶性循环同样极为严重。

袍哥的黑社会性质既然是事实，那能说解放前四川70%的成年男性都是黑社会吗？ 我认为有失公允，倒不如解释为巴蜀人民对晚清政府和民国政府的公信力、执行力的不信任，而袍哥刚好在这个历史时期承担起了一部分本该由当时的政府所该承担的责任。

总之，袍哥荣辱参半的历史是我们不可回避的事实，这跟当时中国特别是巴蜀地区复杂的历史、社会、地理环境及社会变革之中的矛盾冲突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正如表哥所说，《傻儿师长》就是他的乡愁，袍哥消失已经七十年之久了，袍哥对川渝地区文化、地方性格形成、词汇语言的应用等的影响还是能在很多方面都有体现。

最后，奉上一副当年毛主席极为推崇的一副成都武侯祠的对联：

能攻心则反侧自消，自古知兵非好战

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