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编辑：涅槃说史

宋蒙钓鱼城之战的硝烟已然散去700余年，我们似乎只能从史书中才能寻找到往昔的血雨腥风和它所创造的辉煌战绩，在这段惨烈的历史中，有人青史留名，有人壮志未酬，有人折戟沉沙，也有人在后世争议不休，忠奸难断。。。

此事还得从南宋端平二年（公元1235年）说起，是年蒙古太宗窝阔台调集蒙古铁骑，分三路挥师南下，宋蒙战争爆发。

自公元1127年宋高宗南渡，偏安东南以来，中原尽失，唯川峡四路借秦岭为屏障抵御北方强敌。作为天府之国的四川，不但在军事位置上极为重要，也是南宋重要的财赋供应基地，势必成为了宋蒙之战的最早接触的主战场。

而应运而生的钓鱼城，自建成之时起，在宋蒙战争中一直凭险据守，在血雨腥风的巴蜀大地上，顽强的抗争了36年之久。

淳祐二年（公元 1242 年）七月，余玠入蜀重建四川防线，在播州（今贵州遵义）冉琎、冉璞兄弟等人建议下，余玠根据四川多山多水的地势，构建了一套完整的山城防御体系，各座山城作为军事据点，以重庆制置司和钓鱼城为枢纽，扼控巴蜀河山雄关险隘，各城之间如臂使指，气势联络，互通情报，互相支持，达到“宋无后顾之忧，蒙无东下之路”的实际防御效果。

1257年，蒙古再次发动大规模的侵宋战争。蒙哥汗亲率蒙军主力攻打四川，意欲发挥蒙古骑兵长于陆地野战而短于水战的特点，以主力夺取四川，然后顺江东下，与诸路会师，直捣宋都临安（今杭州）。

令他没想到的是，尽管蒙军的攻城装备十分精良，却止步于钓鱼城下，钓鱼城区区弹丸之地，却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加之守将王坚指挥得法，军民同仇敌忾，蒙军屡攻屡败，其主将汪德成受伤殒命。而且被围攻达数月之久的钓鱼城依然物资充裕，守军斗志昂扬。

一日，南宋守军将重15公斤的鲜鱼两尾及蒸面饼百余张抛给城外蒙军，并投书蒙军，称即使再守10年，蒙军也无法攻下钓鱼城。相形之下，城外蒙军的境况就很糟了。蒙军久屯于坚城之下，又值酷暑季节，蒙古人本来畏暑恶湿，加以水土不服，导致军中暑热、疟疾、霍乱等疾病流行，情况相当严重。

据《元史》记载，蒙哥汗于六月也患上了病（对于蒙哥之死有很多说法），但无论是哪种说法，总之，蒙哥在1259年7月宣布撤兵，不久死在军营，却是不争的事实。

蒙哥驾崩，为争皇位，南征和西征的各路蒙军仓促班师回到草原，进攻南宋的计划宣告破产。

钓鱼城一役，使南宋的历史又延续了20年，也使得西征的蒙古大军未能进入非洲，蒙古西征的高潮到此终结。钓鱼城后来被西方史学家称为“上帝折鞭处”和“东方麦加城”。

蒙哥死后，忽必烈执掌了汗位，安定了蒙古后，再次对南宋发动进攻， 但钓鱼城又一次成为蒙古军队的伤心之地。

这时，钓鱼城的守将已由王坚的副将张钰接替，张钰人称为"四川虓将"，有勇有谋，他采用外线速决进攻与内线持久防御相结合的方针，多次跳出内线，主动出击，率领部队以阻击、袭击等战术和出敌不意、声东击西等战法，击退外围蒙古军的进攻，确保了重庆和钓鱼城的安全，并收复部分失地。

至1276年，张钰升任四川制置副使兼知重庆府，合州安抚使由王立接任，守卫钓鱼城的重担就落到了王立的肩上。

王立早年便跟随张钰，出生入死，深得张钰信赖。但他接手钓鱼城时，南宋朝廷已经千疮百孔、岌岌可危了。曾支起南宋半壁的西川战区大部分土地均也沦陷。唯剩重庆、泸州与钓鱼城互为犄角，在蒙军日复一日的强大攻势下苦苦支撑。

至元十三年，宋平，唯川蜀久不下。《元史》

1276年1月，南宋都城临安（今浙江杭州）陷落，年仅五岁的宋帝被俘，南宋太皇太后奉玉玺向蒙军投降，同时昭告天下，发布缴械投降的诏书；但四川由于地理封闭，加之战争时期信息不通，“钓鱼城已三年不通诰命”。

四川军民仍以坚强的意志继续着抗蒙斗争，直至蒙古人宣布南宋皇帝投降的消息，他们依然没有放弃。

彼时的蒙古大军南征北战，可谓摧枯拉朽；三度西征，横扫亚欧数十国，更是所向披靡；但是，在征服南宋的过程中，他们却大伤元气，苦斗了几十年而不得法，钓鱼城无疑是蒙古人遭遇的最顽强的劲敌。

1277年6月，泸州城破，守将王世昌血战殉国。

次年12月，重庆陷落，张钰被俘，于押解大都途中“解弓弦自尽”。

从此，钓鱼城成了一叶孤舟，随时都可能被风浪打翻，使人倍感苍凉和绝望。

这时，恰逢四川连续两年大旱，粮食歉收。此时战局，蒙军早也占据了主动，对钓鱼城改为围困之策。果然，在粮草日渐匮缺后，城中居民竟发生易子相食的惨剧。

王立见状也是心急如焚，没有粮草，城破只是个时间问题，城中悲观气氛日浓，人心不一，令王立整日忧心忡忡，他更知道蒙军的品性，钓鱼城城破之日就是城内百姓亡身之时。果然，不久后，蒙军发来最后通牒：若不投降，一旦破城，将屠尽城中的10万居民！这种血淋淋的威胁，让王立更是寝食难安，其实他更相信投降还是不投降，蒙古人肯定都会屠城，但是这么守下去，又还能支撑多久？他没有万全之策。

王立作为一名冲锋陷阵的武将，早将生死置之度外，若是坚持抵抗，以身殉国，自然能保留一世英名，名垂青史，但城中的十余万军民怎么办？想到蒙哥临终前的遗诏，想到这么多年来蒙古军在钓鱼城下付出的惨重代价，城破之时，军民定遭屠戮。

多年来，围攻钓鱼城的基本上是蒙古人的东川军，这支当年蒙哥麾下的军队，一贯嗜杀凶横，这么几十年的仇恨，他们怎能善罢甘休？

说来也巧，王立身边有个义妹，乃是当年王立奉张珏之命攻占泸州时于乱军中所获。不过，这个“义妹”有连王立都不知道的身份：她是被王立所杀的泸州战将熊耳之妻，更是元朝安西王相兼西川行枢密院副使李德辉同母异父的妹妹，后世称之为“熊耳夫人”。

这熊耳夫人在钓鱼城居住了两年多，她善解人意，成了王立的知己，现在，钓鱼城到了生死关头，王立也陷入两难的痛苦之中，她看出王立有投降之心，劝他以个人名节为轻，以全城军民性命为重，南宋已经灭亡，切莫拘泥于忠君的名节，救民于水火，才是真正的大义。并暴露身份，劝其改向他哥哥所在的西川军投降，并利用李德辉的权力保证全城军民的安全。

经熊耳夫人劝说和分析，王立纷繁矛盾的思绪逐渐清晰，他决意舍名节于不顾，把全城的军民从血与火中救出去；但要求李德辉必须满足三个条件：一、不降旗，二、不收兵器，三、不改县志。

熊耳夫人为了证明自己身在钓鱼城，还特地按李德辉熟悉的样式做了一双新鞋，附上家书一封，与降书一并置于鞋内送往成都。

李德辉见到鞋和书信，高兴万分，一是终于知道小妹的下落，二是坚如磐石的钓鱼城36年后即将放弃抵抗。

李德辉是忽必烈宠信的汉臣，他即刻上奏忽必烈，劝其放弃蒙哥遗诏，答应钓鱼城的请降条件。忽必烈闻言也是大喜，随即下诏‘鱼城既降,可赦其罪,诸军毋得擅便杀掠,宜与秋毫无犯。”。李德辉深知东川军与钓鱼城的血海深仇，为确保全城军民安然无恙，他不顾花甲年纪，亲领500人赴钓鱼城受降。

1279年2月，钓鱼城正式放弃了抵抗，城开之日，守城的32名将军拔剑自刎。

钓鱼城受降后，李德辉随即从城外调粮进城实施救济，并命令城中军民将城池全部拆除，以绝后患。随后，也许出于防止东川军报复的考虑，李德辉又下令将钓鱼城军民全部解散。

王立降元后据说差点被东川军杀害，幸好李德辉和安西王从中周转，忽必烈亲自降旨赦免，并封他为安西王府的大将。后来，王立在征讨察合台汗国中战功卓著。但他最终却因为寻找宋的宗室而被元成宗赐死。

钓鱼城之战结束，却是王立的争论的开始，有人说他是投敌，说他失节；有人说他牺牲自己的名节，救民于水火，是大忠大勇，大仁大义。700多年过去了，众说纷纭，莫衷于是。

明朝弘治年间，合州官府在钓鱼城为当年的守将王坚和张钰建祠一座，称“王张祠”，后来又把对钓鱼城抗敌有功的余玠牌位请入，一并供奉，改称“忠义祠”。

清乾隆二十年（1755年），重修忠义祠时再增祀冉琎、冉璞兄弟。

清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合州知州陈大文认为，王立“宁屈一己”而保全百姓，熊耳夫人和李德辉对钓鱼城百姓也有“再造之恩”，故将王立、熊耳夫人和李德辉牌位请入忠义祠，此后133年，历任知州皆无异议；

但至光绪七年（1881年），知州华国英再修忠义祠时，却认为王立当年系无耻的变节投敌，故将三人牌位逐出祠去，并在厅堂楹柱撰联表达凛然心意：

持竿以钓中原，二三人尽瘁鞠躬，直拼得蒙哥一命；

把盏而浇故垒，十万众披肝沥胆，竟不图王立之心!

但合州百姓认为王立、熊耳夫人和李德辉三人虽对宋廷无忠，却对百姓有义，于是另立“贤良祠”供奉三人牌位。

拯救十万民众的王立，时至今日，仍有不少人认为他是奸贼。

不过，功过是非本无绝对的评价标准，辽宋夏金元的迭代也不过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无论是王立、李德辉，还是王坚、余玠他们恐怕都想不到，在领土上征服中原的民族却最终拜服中国文化，在不断学习融合的过程中，逐渐被中华文化同化，才有了今天五十六个民族是一家的美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