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鼎革时期，对于大明宗室而言无异于天倾，无数天潢贵胄叠遭农民起义军和清军杀戮，剩余的也跌落凡尘化作寻常百姓。部分宗室为逃避追杀，甚至选择隐姓埋名，最著名的当属定王朱慈炯。明亡之后，他藏身于民间数十年，却依然没能逃脱清廷的追捕，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这位一生颠沛流离，没有丝毫反清言行的75岁老翁，连同其家人被全部抄斩。

定王朱慈炯晚年剧照

至于明末的各地藩王，或因史料缺失，或因某些特殊原因，清朝在修《明史》时时常张冠李戴，导致很多藩王去世时间成谜。比如前面提到过的秦藩末代秦王为朱存极，《明史》却将没当过秦王的秦世子朱存枢记作末代秦王。再比如晋藩末王为朱审烜，《明史》却将其父晋裕王朱求桂记作晋末王。本文的主角吉王朱由楝，也是明末去世时间成谜的藩王代表之一。

朱由楝（音lian），又作朱由栋，生于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为吉宪王朱常淳的庶长子，吉宣王朱翊銮之孙，生母不详。

其父朱常淳为吉宣王朱翊銮的庶长子，于万历九年（1581年）四月晋封吉世子。次年二月，吉王朱翊銮以庶长子受封世子为由，请求晋封其生母何氏为次妃。

礼部拿出定例表示反对，宣称亲王之妾想要晋封次妃，需要同时满足两个条件：一、儿子正式袭封亲王；二亲王嫡妃已经去世。朱常淳的嫡母龙氏虽然已经故去，但他本人尚为亲王世子，而非亲王，所以其母只能封夫人。

“戊午。先是，吉王翊銮为其世子常淳生母何氏乞封次妃。礼部言：‘亲王之妾，其子已袭封亲王，而嫡妃不存者，方准封为次妃。常淳嫡母妃虽故，尚系世子，应照亲王之妾有子者例，封为夫人。’上是之。”（《明神宗实录》）

长沙太平老街

万历四十六年六月二十，在位47年的吉宣王朱翊銮薨逝。朝廷接到讣告后，按照惯例为其辍朝三日，并于七月初二命吉世子朱常淳管理本府事。

然而朱常淳终究没能熬过老父亲，于本年五月初三薨逝，比吉王朱翊銮还早去世一个月，别说是袭封吉王， 来年吉藩府事都没来得及管。估计年迈的朱翊銮受不了儿子先走一步的打击而一病不起，亦或是他早已卧病在床，不良于行，让整个吉王府都围绕着他安危在转，以至于忘了将朱常淳去世的消息呈报给朝廷，结果闹了个让已经去世的朱常淳管理府事的大乌龙。

直到接到诏令，临时主持吉藩事务的朱由楝才，反应过来自己竟然没向朝廷发过老爹的讣告，这可是欺君啊。遂于八月初七匆忙向朝廷通报朱常淳的死讯，为其请祭葬，并表示父祖故去之后，自己已成为吉藩的当家人，请求朝廷授予相应的封爵。

吉藩的这波操作，直接将皇帝和朝臣给秀翻了。却也只能捏着鼻子接受现实，册封朱由楝为吉世孙，命他管理府事，主持父、祖的葬仪。

天启元年（1621年）五月，守孝期满的吉世孙朱由楝正式袭爵，夫人杨氏被封为吉王妃。

至于吉世子朱常淳，先于万历四十七年十二月被赐谥曰安惠，后在儿子吉王朱由楝的奏请下，于天启七年（1627年）被追封为吉王，赐谥曰宪。

朱由楝继承了吉藩的优良传统，在位期间醉心文学，关心地方，也是一位贤王。崇祯版《长沙府志》称赞他：“英资天纵，敏德性成，法祖独隆孝思，助饷首敦忠悃。端储择傅，一如蒙养之方；友弟和宗，尤严非法之戒。展卷遍观今古，挥翰日洒烟云。辟馆崇儒，一时荐绅觐光乐就。”虽然有拍马屁的嫌疑，却也反映出朱由楝并非是一个为非作歹的亲王。

岳麓山爱晚亭

天启二年（1622年），因经抚不和，导致辽西溃败，为守住榆关以护卫京师，在袁崇焕的建议下明军采取进取政策继续经营辽西。各藩为此纷纷助饷，其中吉王朱由楝捐助一千两。

明末由于政治腐败，阶级矛盾日益尖锐，社会动荡不安，明末农民起义爆发后问题愈发凸显，盗贼蜂起。当是时，朱由楝指示地方官府招募壮丁，以盘查奸细，安定地方。为此他主动捐出二千两白银，和为数众多的米粮，充当粮饷。

崇祯八年（1635年），在地方官的请求下，朝廷恩准为他建“乐善可风”牌坊。据崇祯《长沙府志》记载，他祖父吉宣王朱翊銮在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也获准建立“钦奖贤藩”牌坊。

关于朱由楝的最终结局，《明史·列传第七》称他薨逝于崇祯九年（1636年）。而据与朱由楝同时代的史学家谈迁所著的《国榷》记载，崇祯十七年（1644年）六月甲子，吉王朱由楝之子向南明朝廷通报自己父王因“播迁而薨”。晚清史学家、文学家、经济学家徐鼒的记载更加清晰：

“吉王慈煃，吉贞王之子，英宗八世孙也。甲申南都立，六月贞王薨于淮安舟次，慈煃以闻，命于安吉孝丰卜葬。”（《小腆纪传·卷九》）

一边是官修史书，一边是私人著作，究竟该信谁的呢？

崇祯《长沙府志》给出了明确答案。该版府志由时任长沙知府雷起龙、善化（今长沙）诸生吴道行主持修撰，成书于崇祯十二年（1639年）。崇祯《长沙府志》卷二《封建·吉简王》篇中提到的今王名由栋，也就是朱由楝。这证明崇祯十二年时，朱由楝还好好的活着，《明史》显然不可信。

崇祯《长沙府志》相关记载

结合《崇祯实录》的相关记载，大致可以推断出吉王朱由楝的的迁播路线：崇祯十六年八月，在武昌自立为王的张献忠率部南下湖南，先后攻克岳州（今湖南岳阳市）、长沙，总兵尹先民、何一德投降。朱由楝逃出生天，南奔衡州（今湖南衡阳市）。张献忠追摄而来，他又与封藩衡州的族叔桂王朱常瀛在湖广巡按御史刘熙祚的护送下，西逃永州（今湖南永州市零陵区）。张献忠紧追不舍，再攻永州，至此官兵星散，刘熙祚被擒之后不屈而死，桂王、吉王则逃入广西境内。此后二人分道扬镳，朱常瀛留居梧州，朱由楝则选择北上，具体线路不明。不过从他没有返回长沙观之，应当是先东下广东，而后入江西，选择走水路，沿长江、运河北上。

崇祯十七年六月，历经迁徙之苦的吉王终于一病不起，最终在淮安境内死于船上。死后安葬于浙江湖州府辖下的安吉州孝丰县境内（今浙江安吉县），南明朝廷赐谥曰贞。《一周书·谥法解》曰“清白守节曰贞；大虑克就曰贞；不隐无屈曰贞。”“贞”代表着端直、忠贞，这是一个美谥。

顺便说一句，崇祯《长沙府志》记载，吉宣王朱翊銮“万历丁巳，寿七十五薨”。说明阿越在吉宣王篇中对他的年龄推断基本无误，他的确是吉藩最长寿的亲王。

《明史·列传第七》虽然将吉贞王朱由楝的信息搞得一团糟，但对吉藩末王身份的记载，却意外的没有出错。

据崇祯《长沙府志》记载，吉贞王朱由楝共有三子，分别为朱慈（门焦）、朱慈（火盛）和朱慈煃（音kui）。朱慈（门焦）应当是嫡长子，故于天启七年（1627年）受封吉世子，但最后时刻陪伴在朱由楝身边的只有庶三子朱慈煃一人，其余二子不知是早已去世，还是被义军所杀，亦或是死于流亡途中。因此朱慈煃于当年十月被弘光帝朱由崧册封为吉王，是为末代吉王。

长沙天心阁

不知道哪个大聪明，记载吉藩诸王时在贞王朱由楝与末王朱慈煃之间，生造了一个第九代吉王（包括追封2王）朱慈灶。关键是，给朱慈灶建的档案还存在冲突，一会说他于崇祯十二年袭封，在位时间为1639年—1643年，也即死于崇祯十六年；一会又说他“张献忠入湖南，王入粤。国亡后，死于缅甸”。想要死于缅甸，最起码得等到永历十三年（1659年）以后，所以这个所谓的朱慈灶究竟死于何年呢？

细考这段历史，朱慈灶的出现，实则是为弥合所谓的朱由楝死于崇祯九年，而带来与吉末王朱慈煃之间的异常空位期。结果传着传着，又把朱慈煃的经历按到了“朱慈灶”身上。于是生造出来的“朱慈灶”，其人生档案就变得没法看了。

言归正传。

朱慈煃的人生经历非常传奇。

弘光元年（清顺治二年，1645年）五月十五，南京沦陷，弘光政权覆灭。次月，南明监国潞王朱常淓在杭州出降。这两次动乱之中，很多聚集于江南地区的明宗室，或被动或主动落入清军之手。朱慈煃却侥幸逃出生天，转投福建的隆武政权。

隆武二年（顺治三年，1646年）八月，隆武帝朱聿键在福建汀州（今福建长汀县）遇害，随即福京（今福建福州市）陷落，隆武政权轰然倒塌。朱慈煃再次幸运的躲过一劫，转投立足于两广的永历政权。其后跟随永历帝朱由榔辗转于粤桂湘黔一带。

永历五年、六年，明朝最后的名将李定国先后在桂林、衡州，逼死清定南王孔有德，诛杀敬谨亲王尼堪，史称两蹶名王。随即明军接连收复几十个州县，天下震动，南明又有了复兴的气象。然而挟天子而令天下的孙可望，出于对李定国赫赫战功的忌惮，意图加害于他。于是乎孙李之间爆发内讧，南明最后的翻盘机会就此丢失。

永历帝朱由榔剧照

永历九年（顺治十二年，1655年），朱由榔在李定国的护送下退往云南昆明。其后在清军的打击下一路向云南西南退却，最终于永历十三年（顺治十六年，1659年）退入缅甸。一路上，吉王朱慈煃一直追随在侧。

入缅初期，由于李定国、白文选统领的明军余部尚奋战在滇缅一线，缅甸对永历帝一行还算客气。随着清军大举入滇，并做出攻缅势态，通过政变弑兄上台的新任缅王莽白，顿时翻脸不认人。

永历十五年（顺治十八年，1661年）七月十八日，莽白派人通知永历帝，约他明日过河，同饮咒水盟誓，以结同好。永历朝廷明知其中有诈，可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只得命大学士马吉翔、黔国公沐天波率领部分文武官员前往赴约。

次日上午，马吉翔一行渡河来到约定地点后，被三千缅军团团包围，沐天波战死，自松滋王而下大小官员42人全部被杀。随即缅军突袭永历帝住处，追杀随从300余人。永历帝落入缅甸之手，后被移交给清廷，次年在昆明被吴三桂绞死。

这就是著名的咒水之难。

缅甸同古：制造咒水之难的东吁王朝都城

事起之时，吉王朱慈煃为避免落入缅甸之手受辱，与吉王妃张氏一道，选择挥剑自刎，也算展现了其作为明太祖后裔最后的骨气。

“永历帝之入缅也。慈煃与辽藩松滋王某及岷王子从焉。咒水之祸，慈煃偕妃某氏、贵人杨氏、刘氏自缢死。岷王子流入暹罗国。”（《小腆纪传·卷九》）

崇祯十六年（1643）八月，张献忠攻陷长沙，昔日金碧辉煌的吉王府，与它最后的两代主人一样难逃厄运，被义军付之一炬。清初学者，“楚南四家”之一的攸县人陈之駓，过长沙时触景生情，作五律《吉王府遗址》：

“寂寞龙孙去，萧条鹤苑空。

掖庭存夹道，孤殿受斜风。

草色伤春绿，残阳覆地红。

遥遥北隅上，犹见数株枫。”

1938年11月12日，国民政府以“焦土抗战”为名火烧长沙，全城房屋大部焚毁，居民被烧死2万余人，财产损失无数，史称文夕大火。吉王府遗存也在这次大火中彻底被抹去。不过吉藩在此建藩160多年，到底还是给城市留下了深刻的记忆，比如东牌楼街、西牌楼街，因位于吉王府东门体仁门、西门遵义门外而得名，司门口因吉藩仪卫司驻地而得名。

太平街与西牌楼街交汇处的宜春园古戏台

吉藩家族墓地也在明清鼎革之后遭遗弃而荒废，地面建筑全部被摧毁，只留下部分石像生昭示着关山一带当年的不凡。以至于七代吉王的墓在哪里？一度是个谜。20世纪20年代，美国女作家艾丽丝·提思退尔·何伯特，曾跟随其任美孚洋行驻长沙办事处经理的丈夫，在长沙生活多年，拍摄了许多关于老长沙的珍贵照片，其中一张“稻田中的石人”被认为很可能是关山明代藩王墓室群的遗物。随着近几十年对关山一带文物普查的展开，吉王家族墓地才得以重现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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