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在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之后，形势终于出现好转的迹象，人们又重新燃起了对国计民生的恢复和发展的希望。

然而也就是这一年，对于身上肩负守卫祖国疆土重任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来说，却也是最多事、最紧张的一年。

彼时，东南沿海局势依旧不稳，包括时任中央军委战略研究小组组长刘伯承以及小组办公室副主任王尚荣在内，纷纷将东南沿海视作当时作战工作部署的重中之重，尤其在毛主席谈话要“有所准备”之后，中央军委作战部更进入战备状态，军事训练、登陆演习更在加紧进行。

然而，出乎人们意料的是，东南沿海的大动静没有等到，西南方向，中印边境的形势却骤然紧张敏感起来。

入夏以后，印度陆军全线接管了边境防务，侵入中国境内，并布置了100多个据点。

这些据点，有的楔入中国边防哨所之间，有的离中国哨所仅几十米甚至几米，更有甚者竟插到中国哨所的背后。

这浓浓的火药味，瞬间吸引了中国决策层和军方的注意力。

历史上，中国和印度毗邻处，有一千七百公里的边界，虽从未正式划定过，但按双方的行政管辖范围，早已形成一条传统习惯边界线。

1914年，英国统治着印度时，却强加给中国一条所谓的中印“边界线”，并以英国外交官的名字命名为麦克马洪线，这条线实际是非法的，且令中印边界传统习惯线被破坏，而我国政府更从没承认过这条线。

后来印度独立后，尼赫鲁（印度开国总理）承袭了英国衣钵，在中印边界问题上继续推行扩张政策，不断向非法的麦克马洪线推进，蚕食中国领土，挑起事端，妄图借此实现他们脑中的“大印度联邦”狂想。

周恩来总理、尼赫鲁

1959年3月20日，尼赫鲁更直接致信周恩来总理，要求将其非法强占的中印边界东段9万余平方公里、中段2000余平方公里、西段2万余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划入印度版图，

王尚荣

当时身兼中央军委战略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作战部部长、总参防敌突然袭击小组副组长数职的王尚荣闻讯，不禁怒火中烧：“尼赫鲁的胃口也太大了，竟要把中国相当一个福建省的12.5万平方公里的领土统统吃过去，这还了得？”

印度方面的无理要求，自然遭到我国的拒绝，但被拒绝后的印度当局反而更加步步紧逼。

出于维护亚洲地区和平及友好睦邻关系的目的，我国一再忍让，坚持着和平方针，毛主席当时甚至提议先搁置分歧，中印双方各自从实际控制线后撤20公里。

结果，印度方面根本不买账，最后只有中国单方面后撤了20公里。

这之后，王尚荣多次根据中央和军委的指示，打电话给边防部队：

严格要求他们在实际控制线3000公里内不开枪、不巡逻、不平叛、不打猎；在20公里内不打靶、不演习、不爆破；对在边境挑衅滋事的入侵印军，要先予警告，劝其后退，当劝阻无效，方可依国际惯例解除其武装，经说服后发还武器，放其离去。

中国边防部队俘虏收容所工作人员向被俘印军官兵分发日用品

但最后，中国所做的一切，竟被印方视为软弱可欺。

尼赫鲁甚至对他的亲信——时任印度国防部长梅农以及印军参谋局长考尔中格说：中国对印度的政策是“只叫不咬”，可以放心大胆地干。

1962年10月1日，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3周年的时刻，在印度首都新德里的国防部里，一个将中国军队清除出本属中国却被尼赫鲁圈入印度版图区域的罪恶计划定型了。

在这次秘密的作战会议上，梅农首先声明，这个计划是在总理尼赫鲁赴伦敦参加英联邦总理会议前，亲自授意他拟定的。

印军参谋部作战处处长帕利特准将叙述了计划的内容。该计划的作战要点是：

在边界东部，印军要占领塔格拉山，将此处中国军队赶走；在西部，要拔除中国军队的21个据点，全部占领有争议的阿克赛钦地区。为了加强东部的军事力量，拟在最快时间内组建印特种部队第四军，参谋局长考尔亲赴东北边境任前线总指挥，并兼任第四军军长。

该计划遭到印度前陆军参谋长蒂迈雅上将的反对，他一眼就看出了这个草率的计划，是出自只善哗众取宠、纸上谈兵的考尔中将之手。

他认为这种仓促地向中国境内推进，只会把印军推进坟墓，并可能导致中国反击进入印度国土。

但除了个别人默认他的观点外，几乎所有的与会将军，都认为他怯懦得荒唐，罪恶计划顺利地通过了。

10月2日，尼赫鲁公然宣称：印度将以军事力量对付中国。此刻，印军在边境西段，集结了五千六百多人；在东段则集结了一万六千余人。

10月10日上午，印军入侵中国西藏扯东地区的一个营，越过克节朗河上游，向中国守军发动进攻。14日，印国防部长梅农发誓要同中国打到最后一个人，最后一支枪，并飞赴边境的提斯浦尔城运筹作战。

这些情况送报中央后，引起毛主席的深深思索：中印两国都是文明古国，有悠久的文化交往历史，又都是为世界称道的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发起国，印度为何非要在边界以兵戎相逼，不惜流血和刀枪相向呢？

这些疑问充斥毛主席脑中，令他接连几天都睡不安稳。

一向心细如发的周恩来总理很快察觉到毛主席的索眉苦思，亲自责成总参作战部负责中印边界问题的副部长雷英夫，与总参防突小组就此进行研究，拿出看法，以供毛主席参考。

于是，雷英夫和防突小组副组长、作战部部长王尚荣、组员们及作战部边防处的参谋聚议了几次。

实际上当中印边界的局势益发紧张后，他们就常在王尚荣的办公室里，探讨和研究相关的情况和对策，在那段日子里，王尚荣办公室的灯总是亮到很晚才熄灭。

雷英夫

最终，他们分析得出，印度方面之所以敢不断在边界挑衅、逼近、制造流血事件，主要原因有5点：

一是印度政府不愿放弃原英国政府的扩张政策，不愿放弃对中国西藏的领土野心。尼赫鲁认为，只要把据点修在了中国的领土上，就有望作为即成事实，进而争得国际上的承认；

二是印度认为大的国际背景对其有利。中国面对着美国和苏联两个方面的政治威胁和经济封锁。

三是为显示威风，印度素来有在南亚地区充当霸主的欲望。

四是为转移注意力，近些年印度国内经济发展迟缓和社会问题上升，边界战事可转移民众的不满情绪。

五是错误地估计了军事形势。印度方面认为，中国的主要正规力量在东南，另外在北面又吸附了中国的大量军力，以致东、北两线即占去中国全部兵力的百分之九十。中印边境一带是薄弱环节，除少数边防部队外，几无正规部队。再则中国尚未从3年自然灾害和经济困难中复苏，没能力支撑战争，更难顾及遥远的西南边陲。印军的推进，不会遭到强有力的打击。印方甚至将中国对印方略归纳为“只叫不咬”。

当毛主席见到雷英夫，向他提出尼赫鲁为什么非要把战争强加在中国头上时，雷英夫便将防突小组分析的5点意见都说了出来。

毛主席当时耐心听完了全部5点，当即表示前4点他也早已想到，对第5点，他尤为赞赏。

显然，不予以迎头痛击，印方的进逼将永无止境。

而得知毛主席有反击意向后，王尚荣立即通知边防部队进入战备状态，并要求两军区抓紧拟制、上报作战方案，提出作战需要解决的问题。

除此之外，王尚荣还根据中央军委的决定，电话通知成都军区司令员黄新廷，将部署在该军区的一个野战军，调往西藏；通知新疆军区副司令员郭鹏，兰州军区的一个步兵师，将进人新疆。

10月18日，毛主席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就是否对印军在中印边界武装挑衅加以反击，进行最后决策。

参加会议的有毛主席、刘少前、周恩来、朱德、邓小平、陈毅、贺龙、罗瑞卿、杨成武、张国华、王岗荣、章汉夫、乔冠华、雷英夫。

在雷英夫和乔冠华介绍了中印边境冲突和各方面的反应后，周恩来对之做了综合分析，得出应立即实施自卫反击作战的结论。

毛主席接着说道：

“多年以来，我们采取了许多办法，想谋求中印边界问题的和平解决，印度都不干。他们蓄意挑起武装冲突，且愈演愈烈，真是欺人太甚。既然尼赫鲁非打不可，那我们只有奉陪了，来而不往非礼也。也许我们反击一下，边境才能安定下来，和平解决边界问题，才有希望实现。但我们的反击仅仅是警告惩罚性质，仅仅是告诉尼赫鲁和印度政府，用军事手段解决边界问题是不行的。”

在讨论中、印双方的军事实力对比和胜负几率时，毛主席转头对上西藏军区司令员张国华的眼睛，特意问到：“听说印度的军队还有些战斗力，我们打的赢打不赢呀？”

印度军方一向高估自己的战斗力，早年就声称其和中国军队作战可以以一当十，在朝鲜战争期间，印军方到前线参观后，看法有些转变，但仍称可以以一当六。

张国华

然而张国华不信那个邪，回答说：“打得赢，请主席放心，我们一定能打得赢。”

毛主席说：“也许我们打不赢，那也没有办法。打不赢时，我不怨天怨地，只怨我们自己没有本事。最坏的结局无非是印度军队侵占了我国的领土西藏。但西藏是中国的神圣领土，这是世人皆知，天经地义，永远不能改变的。”

在场的军方将领们，都认为战胜印军是有把握的。但毛主席一再提醒说：我军没有同印军作战的经验，切不可麻痹大意，要精心布置。

会议同意了由总参和西藏军区共同拟制的反击作战计划，以及总参提出的于10月20日反击的时间。

张国华（中）

10月20日凌晨，印军首先向中国边防部队发起全面进攻。中国边防部队，在张国华主持的东段指挥部和南疆军区司令员何家产主持的西段指挥部指挥下，于东、西两段奋起反击印军。

至第一阶段作战结束时，东段作战部队全歼印军第7旅，俘虏旅长达维尔准将；西段作战部队，拔除了印军建在中国境内的17个据点。

战士们报名参战

24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提出停止冲突，重开谈判，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三项建议。

同日周恩来还致函尼赫鲁希望印度政府对中国的三项建议作出积极响应。并于28日，全线中止反击作战。

然而尼赫鲁不仅拒绝了中国的和平建议，反而在国内宣布“紧急状态”，积极备战，又将三万印军置于中印边境地区。

新组建的印度四军军长考尔，也亲临一线，要同中国军队决一雌雄。

自反击战打响后，王尚荣就昼夜坐镇指挥中枢，了解瞬息万变的战况，向军委和总参领导通报，提出建议，并根据军委、总参命令，指挥协调。

这里虽然没有雪山高寒、枪林弹雨，可殚思竭虑的运筹也非常紧张疲劳。

一位1937年从军的老参谋，晕倒在作战室内，后来他成为作战部最早退下来的干部。

当印军部署的新阵势情报传来，军委和战略研究小组，立即研究了对之实施有效打击的部署。

刘伯承

刘伯承说：“这是一种‘铜头、赐尾、背紧、腹松’的布势，企图是阻止中国部队向毗邻不丹的达旺河以南反击，并伺机再度向中国境内纵深推进。对之应采取打其头部、击其腹背、切其尾部”的灵活战术，分割歼灭。”

王尚荣马上将这一部署，通知了前线。

11月16日，中国部队在印军又一次发动全线进攻后，实施反击。

仅仅3天，中国的作战部队，就打到了中印边界传统习惯线附近，来势汹汹的考尔，差一点成为俘虏。至此，印军共被歼灭3个旅。

印方已经无险可倚，无隘可恃，中国军队可顺势长驱直入，追歼逃敌。

了解边界战事的印度人，当时当刻，大部分都神情抑郁，脑海中不断发出担忧的疑问，中国人会不会打过来？

而处在指挥中枢的王尚荣，则又一次领略了最高统帅的潇洒。

毛主席并不准备“宜将剩勇追穷寇”，而是就地停火，退避三舍，让世界和印度都感觉到我们和平解决边界问题的诚意。

这位雄才大略的军事家，如是告诉他身边的战友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