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的山西临县教育

1937年“七七事变”到“晋西事变”（1940年1月）期间，临县政权由阎锡山掌握，中国共产党通过统一战线的形式，主要依靠学校共产党员、“牺盟会”会员及进步青年教师开展教育工作。 1937年11月8日，太原失守，阎锡山兵败溃退，到处滋扰，搞得人心惶惶，全县学校被迫停办。 1938年3月，各级“牺盟会”基层组织先后建立，协同政府恢复学校工作，县城和三交镇成立了民族革命两级小学，乡村小学随之陆续恢复。中共党组织利用李西苑在县政府任教育科督学的合法地位，组织青年积极分子对全县小学教师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集中培训，大力开展抗日宣传与教育。会后，约80%的小学教员先后加入了“牺盟会”。在“牺盟会”领导下，县城第一高级小学教员贺要铤组织业余“儿童剧团”，四处进行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如是举动，为临县组织发动群众参加抗日及开展抗日宣传教育工作，从思想上、组织上准备了条件。综观这一时期，各级学校抗日救国的气氛浓烈，但由于局势动荡，教学质量无法保证。 “晋西事变”后，阎锡山在临县的政权宣告垮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民主政府于1940年2月建立起来。3月，边区政府在临县白文张朝里创办抗日军政干部学校——“晋西北民族革命中学” （1942年更名为“晋绥一中”），开始向所辖县、区招收进步青年和少数基层军政干部。其间，日军已占离石、方山，不断来县侵扰，晋绥一中被迫采用游击方式办学，先后在佳县木头峪、兴县、临县化林等地游击办学。 1942年9月18日，日军侵占三交镇并形成顽固据点。自此，临县全县分为敌占区（三交镇）、维持区（三交镇附近村庄、车赶乡、湍水头乡部分村庄）、游击区（本县其余乡镇）三类地区，自然就产生了三种类型的教育。敌占区实行奴化教育，宣传“中日提携”、“东亚共荣”。我八路军、武工队、民兵组织借袭击日军据点之机，大力宣传抗日，所以敌占区学校师生表面应付教学工作，实际从未停止过抗日活动。日伪维持区实行奴化与反奴化并存的教育。敌人来了用的是封建的、奴化的教材，敌人走了用的是晋绥边区行政公署审编的教材。维持区办教育时间不长，却出了不少典型学校。 车赶乡车赶村处于敌人6个据点包围之中。全村110户人家，有8户公开给日军办事，除了大汉奸刘忠厚、刘忠信、刘忠德等，还有暗藏特务搞破坏，“维持”和“反维持”之间展开拉锯式斗争。该村小学教师马玉图（共产党员），用了一年多的时间，把由大汉奸直接控制、神官和老秀才具体管理的学校改造过来，并借此影响了对整个村庄的改造。其典型事迹引起晋绥公署的重视，曾被写成文章，编入当时的语文教材。 大部分地区属游击区，政权归共产党实际控制，学校施行新民主主义教育，培养抗日人才。自从日军盘踞三交镇以后，每季扫荡游击区，推行“三光”政策。临县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一方面组织武装力量，粉碎日军扫荡；另一方面充分发动群众，公办、民办并举，恢复、巩固、发展了不少学校。日军扫荡来了，初级小学学生随家长“清室空野”，高级小学班学生则用“打游击”的方法，转移到安全地点继续上课、学习；日军走了，学校马上恢复上课，真正办成了敌人摧不垮的学校。就在这样动荡不安的情况下，临县的教育形势一派大好。 据1945年5月统计，临县有完全小学4所，国民小学137所，民办小学96所。涌现出各种办学典型，有贯彻教育和社会、家庭、生产、战争相结合方针的典型，有游击学校典型，有“抗大”式办学典型。许家峪小学、石佛山小学、化林小学为贯彻新教育方针典型，其事迹曾得到晋绥边区政府的表彰。 临南县立完小（丛罗峪完小）是游击学校典型，该校从1940年至1944年，仅较大的校址迁移就经历了4次，小的转移、分散无法计数。在其艰苦的办学过程中，共毕业高级班14个，学生500余名，大部分学生参加了革命。经过长期锻炼，不少学生成为党、政、军骨干，分布在全国各地。临县县立完小（王家坪完小）是“抗大”式学校，创立于1940年秋。学校的政治气氛浓厚，学风纯正，学校仿照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的办学宗旨，结合临县基础教育的具体情况，提出“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虚心踏实的学习态度，紧张活泼的生活作风，艰苦奋斗的工作精神”。毕业生或升入晋绥一中等继续深造，或就地参加了工作，从各行业会计、小学教师等做起，相当部分后来担任了县科级甚至地厅级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