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朱温同时代兴起的另一位来自底层社会的豪杰，叫王建。他生于唐宣宗即位的大中元年（847），比朱温大五岁，又比朱温晚死六年，活到了七十二（虚）岁。他比朱温活得年岁长，死得也比朱温体面。虽然有传说他是被徐贤妃给毒死的，但总没至于被政变的儿子乱刀砍死。

在一定意义上讲，没有朱温篡唐，就没有王建在蜀称帝。朱温代唐时，王建忽悠着联合诸藩镇，复兴唐室。那个时代的军阀都精明透顶，没人搭理名叫“贼王八”的他瞎起哄。王建闹了没趣儿，干脆自己称起帝来。于是，大唐旧土就分成了梁蜀两国、东西二帝。

他之称帝，没像朱温那样，要先投降，伪装自己的真实动机，而后再冒枪林箭雨之险，奋力厮杀。没有黄巢之乱，则无朱温之兴起，没有朱温之称帝，则无王建起哄。可以说，王建在唐末黄巢之乱、藩镇混战中，稳稳地拿到了政治头彩。用俗语说，那真叫天上掉馅饼、金疙瘩砸了脚 面。

比起朱温来，王建更不是东西。朱温少年时代只是穷横，好打个架什么的，至于不愿干活儿则是无赖的通病。而这个王建可不得了，欧史说：少无赖，以屠牛、盗驴、贩私盐为事，里人谓之“贼王八”。

大体看来，出生在安徽的朱温手脚还算相对干净，也没什么商业头脑——为什么不贩私盐呢？安徽地方比王建的河南更接近海边，贩盐不更便利吗？看来，与王建同时代的朱温，脑子确实不如王建活络。

王建出生地，一曰许州舞阳（今河南舞阳市），一曰项城（今河南沈丘市），但无论舞阳还是沈丘都是中原腹地，这贩盐的风险肯定非常之大。当然，风险与利润同在，凭王建杀牛的出身，他是不会胆小的。

至于说到“盗驴”，则更能说明羊肉、鹅肉与驴肉是肉中上品。这三种肉又多为高级官宦人家所享用。至于牛肉，推论而言，大多是下层社会所食。王建的顾客肯定有上层人士，因为唐时有“笼驴”之食，相当于现在的“烤全羊”做法。

从上层人士那里赚驴肉钱，肯定比从底层社会那里赚牛肉钱要多。今天的话说大体上是“十斤猪肉的赚头不如两斤海鲜的得利”。

说到“贼王八”的外号，薛史中无此说，无法与欧史互相佐证。但有一点，应该与现在说人甘心让老婆保持婚外性关系的男人不一样，至少不准确，即与性关系不大。其一者，其爱作贼，故“王八”前有贼字，估计其家兄弟多，排行在八，又姓王，故有“王八”之谓。此说，有所依托，唐人称人有依兄弟（甚至涉及一爷之孙的统一排行），称为“刘十五”、“张二十四”等；又有后唐末帝李从珂小字是按出生日起的，即为“二十三”。

其二者，王建即初为无赖，总有个团伙（哪怕很松散），在团伙中可能排行第八。此外，今日又有考证曰：王建有过抢劫犯罪记录，曾被判刑。似可推论在他周围有一个犯罪团伙，并且贩私盐本身就是团伙活动。

清代大史学家赵翼为了王建的“贼王八”之称号着实费了一番考证功夫，在《陔余丛考》中，他说：

“《五代史》：王建少时无赖以屠牛、盗驴、贩私盐为事，里人谓之‘贼王八’。此王八之称之所始也。《金史》亦有王八，与王毅共守东明，兵败被执。王八前跪将降，毅以足培之。此则不可与王建并称为贼。明之小说又谓之‘忘八’，谓忘礼义廉耻孝悌忠信八字也。”

可以肯定地说，明朝的王八之称是首先指文人的，与王建这等下层社会人无关。至于由“贼王八”的始祖称法辗转流传而“文明化”，则不在考证之列。

王建经过服刑生活后，投入到军队，成为忠武军的军卒，经过几年的奋斗，获得了“队将职务”。正如黄巢之乱给了朱温机会一样，王建在唐僖宗广明元年（880）十二月黄巢攻入长安后，也在杨复光的讨贼事业中迅速崛起。

杨复光将讨贼立功的来自忠武军的八千精兵分为八都，原领八千兵的鹿晏弘与手下王建又奇迹般地各成了一都之将。当然，这个奇迹是对王建而言的。鹿将军呢，也不算太亏，在杨复光死了后其复为八都之首，率兵西进，到蜀地迎请唐僖宗还驾长安。

这鹿将军虽经权力一分又一合，名义上是迎驾，但纵容军兵抢掠仍是他养兵的基本策略。到了兴元府（治南郑，即今陕西汉中，辖六县），他们就把节度使牛丛赶跑了，自称留后。

唐僖宗也不追究责任，反而“看主流”即护驾之功，顺情确认鹿晏弘为节度使。原来的手下如王建等人全都弄上了地方官职，“建等八都头皆领属州刺史”。但是，鹿将军在自己得了实权并给手下带来好处后，不再去执行护驾任务，反而“拥众东归”。看来，是个成不了大器的人物。

王建得刺史之职后，没有与鹿将军一起东归，选择了与其他四都头继续奔蜀的方向。困苦当中的唐僖宗，见之大喜，将五支精干队伍称为“护驾五都”，并把他们转到十军观军容使田令孜的手下。

田令孜看出王建这支政治股票的行情，又特加感情投资，将王建收为养子。在王建等五位都头将僖宗护送回长安后，王建等人就成了神策军军官，保护皇帝的安全。经过六年的颠簸，年轻的皇帝希望过过安稳的日子，不料想权臣之间发生恶斗，再次扰乱了他短暂的安静生活。

田令孜与王重荣为争盐利，结恶交兵，李克用倾向王重荣，联军逼向长安。才过了八个月好日子的皇帝只好再度出逃。此事发生在光启元年（885）十二月。

光启二年三月，可怜的青年皇帝从凤翔再往西逃，奔兴元府。王建任临时指定的一个相当于某某委员会主任的职务，叫清道使，并背着玉玺紧跟青年皇帝。

一行人走到当涂驿，恰逢原来为田令孜手下、后投靠王重荣的李昌符火烧栈道。

还好，栈道没全烧毁，王建给僖宗牵着马，小心翼翼地从浓烟中穿过。想想电视剧《西游记》中孙猴儿给唐僧牵马过险境的镜头，就知道王建的辛苦劲绝不比文艺作品中的孙猴儿少一点儿，甚至更为艰苦卓绝。

走过险路，僖宗疲惫至极，在露天地里就睡下了。等他醒了，却发现自己的头枕在比自己大十五岁的王建的腿上。虽说皇帝名义上是龙种，但毕竟是有血有肉的凡人，二十五岁的年轻皇帝激动得痛哭流涕。除了那块象征权力的石头之外，他再没什么值钱的东西了，于是脱下自己的御衣，送给了王建。那场面很感人，然而本质上，皇帝不过一个赌得分文不名的穷汉而已，现在只有把衣服交给当铺了。这家政治当铺的老板兼掌柜就是王建。得到御衣的王建终于在精神上与皇权水乳交融。

王建真的赢了，他在黄巢发起、朱温哄抬筹码的这场政治六合彩中，博得了头彩。

由于有这个头彩作资本，他干爹田令孜终于归服他的权杖之下。

说起来，这田令孜也不是什么好东西。本姓陈，因入宦官行当，才得以飞黄腾达。唐僖宗即位后，称他为阿父。一个十三岁的小皇帝让他玩于股掌，因此本已败坏的唐朝政治就越发是痨病鬼儿喝盐水儿——喘得更厉害了。

黄巢之所以能攻进长安，政府方面人事腐败占了老大诱因，他田令孜又是“诱因的诱因”。等他与皇帝过了五年的流亡生活后，不思悔改，反是变本加厉。回到长安，新建五十四都新神策军，每都千人。有了这些大兵，他就越发猖狂，终于与领军实力人物王重荣发生了公开冲突。

此中一个非常微妙之处就是，老田的新军实际上压制了王建等五位都头的上升势头。也许王建玩得高，根本没有形于色的现象；也许老田太狂了，没察觉到王建的不满。但是等到了兴元府，安下身来，田就有所反省了，认为“天子播越，由己致之，惧得罪”。

这老家伙开始盘算如何离开权力中心，找个安身保命的地方。西川节度使陈敬瑄是老田的同母兄弟，他打算去那里找个避风塘。

老田顺利地以西川监军身份到任后，本该安分，却不死炫耀之心。

在王建以壁州（治诺水，今四川通江）史名号扩充自己地盘的过程中，触犯了陈敬瑄的潜在利益，因为王建拿下阆（治阆中，即今阆中）、利（治绵谷，今广元）二州后，已经有了与陈敬瑄正面冲突的可能。面对此局，老田对自己的哥哥吹大话说：“王八吾儿也，以一介召之，可置麾下。”

王建听得老干爹招自己到西川，大喜过望，立刻将家属交给自己的旧交东川顾彦朗，准备带两千精兵去成都效力。他喜滋滋地说：“十军阿父招我，我欲至成都见陈公，以求一镇。”

王建的期望值很高，不愿仅以壁州刺史身份占着三个州，他要当一个能辖十几个州的方镇节度使。当王建部队急驰到一个叫鹿头关的地方，接到陈节度使的命令，要他们停止前进并返回壁州。

陈节度使后悔并不代表王建后悔，王建一怒之下攻破鹿头关，拿下汉川（治雒县，今广阳），正式侵入陈节度使的领地。

顾彦朗也跟着起哄，出兵增援。于是，以成都为中心的西蜀大地兵乱如蝗，相关县州惨遭践踏。双方决定性的一战，在眉州（治通义，今眉山）附近的新繁展开。此战王建军士无不以一顶百，将眉州刺史山行章的部队打了个鸡飞狗跳，横尸四十八里，并且俘虏了一万余人。现在想来，也真奇怪，冷兵器时代没有机关枪压阵，两千人怎么能看得住一万人呢。要么是在攻破汉川时扩充了兵员；要么是眉州兵已经让王建的威名吓破了胆——连皇帝称为“阿父”的田令孜都怕他，别人就甭说了！二者必居其一。

在打烂西川人心的一仗之后，双方陷入了对峙僵局，败军之将的山行章又得陈敬瑄拨兵七万抵御王建的攻势。

为了避免更大的冲突，才接班但尚未正式上任的昭宗皇帝派人去调解，来人官称“两川宣谕和协使”。跟着起哄的顾彦朗说：“罢兵可以，但要朝廷设持旌节代皇帝行权的大臣镇守蜀地。就让王建将军充当此任吧！”

皇帝还顾及面子，没答应顾将军的要求，以“和稀泥”的方式在文德元年（888）六月，以宰相韦昭度改任西川节度使，从西川中分出邛、蜀、黎、雅四州为永平军，任命王建为节度使。

果如此，王建的追求目标“得求一镇”算是实现了。但，偏这陈敬瑄不想让位，这下子激怒了新皇帝李晔，他可不像哥哥僖宗李儇那么窝囊，立刻下令韦昭度率顾彦朗兵击陈敬瑄。王建当然在此军中，任招讨牙内都指挥使，相当于前敌总指挥。

人被动摇根本利益之时是要拼命的，故而陈敬瑄全力抵抗，让宰相出身的韦昭度也没了办法。

王建脑子就是活络，见此机会，开始“挤兑”主帅，他对老韦说：“你率了好几万兵，困在西川，出师时间长又没立什么功，不是个好事呀！现在，唐室多故，东方的藩镇又纷纷起兵作乱，你以宰相之身当去稳固中原。在这蛮夷之国，不是个长法呀！”

下完这剂“药”后，王建又促“药”效及时发作：他指使得力军士抓捕了韦昭度的几个卫兵，杀了吃肉。王建对既疑又恐的韦昭度说：“士兵们饿急了，就把不打仗的人先吃了吧！”

老韦一听，就吓毛了，赶快留下西川节度使符节，一溜烟地往长安方向跑了。

老韦一走，王建立刻兵扼剑门，从此占据西川咽喉。随后，他又发起了强大攻势，第一击就把山行章打服了。山行章率军投降。既而，又兵向成都，一路上，资、简、戎、茂、嘉、邛诸州不战而降。

王建兵临成都，田令孜也改了干爹的派头儿，把姿态放到极低，在城头向“贼王八”喊话：“老夫与相公相厚，何嫌至此？”

王建见老田已软，也装起正经来，先私后公，说服老田：“您老人家对我的如父之恩，我绝没忘记。但是，我率兵讨伐你哥哥，是因为他拒交出职务。讨伐他，是皇帝的命令！”

陈氏兄弟无可奈何地投降了，但王建没容这对反复无常的兄弟找到东山再起的机会，先后谋杀了他们。

顾彦朗看到了老朋友的胜利，王建被朝廷任命为检校司徒、成都尹、剑南西川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管内观察处置云南八国招抚使。

老顾认为，有此人在西川为屏障，他的东川可保无虞。于是，他带着起哄的收获闭眼了。

然而，他想错了。俗语云，“不怕贼偷，就怕贼想”，当王建接到朝廷那一系列有虚衔且实权更重的任命后，又开始谋划如何夺取东川。

顾彦朗的弟弟彦晖接任东川节度使，唐政府认可，便派了一个叫宗道弼的宦官送旌节来。偏偏东川辖内官员有不服气的，此人叫常厚，任绵州刺史。他抓了宗宦官还不算，还带兵进攻东川镇的治所樟州。真是天赐机缘。

王建立即派出两名得力将领，率兵讨伐反叛者。名义上也算替老朋友的兄弟维持秩序。不过，此中他早已下了深计，暗示两将之一李简说：“一旦击破常厚，彦晖必然出来犒赏你部。你要把他带到我这里来，免得我动身去他那里。”

可是，这顾彦晖也非等闲之辈，等内乱已平且拿到唐政府的旌节后，就装起病来。

预谋的新版“鸿门宴”没演成！

既然你识破我，那么我也就别假斯文了，敞开干就是了。唐昭宗乾宁二年（895），王建派出精锐部队，东进顾氏领地，到年底，兵围东川首府樟州。

第三年五月，唐昭宗也没原来下令讨陈敬瑄的火气了，又改回说和的老路子。王建算听了中央一回，收兵回成都。

但这次听话只是表面的，是为更大规模的进攻作方案调整。一年后，他在第一波攻击已展开的情况下，亲自率军入东川。不管唐昭宗如何劝，他铁了心，不听。

唐昭宗下令罢了王建的西川节度使之职，让李茂贞去接替，可李茂贞比王建还坏，说什么也不去。没办法，皇帝自打耳光算了，再下一道书，恢复王建的职务。

恢复与否已经无所谓，反正王建已成了蜀地的最大实力派。不久，他的军事压力让东川将领实在抗不住了，大将顾彦瑶召集将吏，喝毒酒，集体自杀。

自杀群体中当然有顾彦晖。

朝廷又一次经历了无可奈何的感觉，顺势任命王建的亲信王宗涤为东川节度使。

朝廷敢不这么做吗？此前，王建已经任命王宗涤为留后，就是为接节度使职务的。然而，由自己的亲信代自己实控东川总不如自己名正言顺地应号蜀王。这是王建的一个人生目标，就像当年卖牛肉时，还得偷驴赚大钱一样。

如何将西川作为腹地而发展出战略性边缘地带，成了大问题。首先帮王建试验解决这个问题的人是强势军阀李茂贞。当时，李茂贞不但是凤翔节度使，实控凤翔及陇井，而且势力范围已经扩展到梁、洋、秦等州。李茂贞同样野心不小，但不如王建工于心计。他开始图谋王建的地盘。王建忍着，等待时机。

昭宗天复元年（901），李茂贞终于出了大麻烦，朱温诛杀宦官，宦官余党韩全晦劫持昭宗“幸凤翔”。皇帝出逃，奔凤翔，也在情理之中。问题是朱温正好要除掉李茂贞，借机围了凤翔。天上掉下的馅饼变成烫手的山药蛋子。对抗几年下来，李茂贞顶不住了，开始向朱温求和。

窥伺机会的王建趁此给李茂贞打气儿：“我发兵支持你，你一 定挺住哇！”

兵是发了，并打着迎驾的旗号，但真实目的是图谋扩大地盘。大将王宗涤五万兵力奋击兴元府，节度使李继业被俘，洋州的武定军节度使拓拔敬思也纳地投降。

当年他起家的壁州，又回到了他的手中。

紧随此次成功的扩张之后，又逢上荆南最初的割据者成汭败于楚地实力派马殷而死，王建遣大将王宗本出三峡，悄然拿下夔、忠、万、施四州，成功地将战略触角伸出了四川，伸向了湖北腹地，进而可望窥伺中原！

天复三年（903），王建得封为蜀王。当后来朱温代唐自立的消息传到蜀地时，他还象征性地作了义举：一是，拒不接待朱梁新朝的使者，不认可篡权行为；二是，传檄四方，结果“四方知其非诚实，皆不应”。

在讨了个没趣之后，蜀地的瑞祥突然多起来，什么凤凰见于万岁县啦，什么黄龙出现在嘉阳江了，各州县得魔症似地报告甘露、白鹿、白雀什么的。

这一切不过人为的造势而已，只为王建快快登上帝位以与中原的朱温分庭抗礼而已。

与其说王建顺从民意，不如说他顺从官意，因为只有他当了皇帝，官员们才会官升一级或数级。王建是个聪明的政治流氓，于是，他在梁篡唐的当年，907年秋天，自动地将蜀王升格为皇帝。

公平地说，这王建很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文化底子差，就倾心启用名人及唐朝宦官的后代，如出任左散骑常侍判中书门事的韦庄，就是唐代名相韦见素的孙子。王建对朝廷内臣们说：“当年我护天子回长安，任宿卫军将时，屡在皇宫值班。每见天子夜召学士，出入无间，皇帝与文臣好比同学、朋友，将帅与宰相哪能得到如此礼遇呢！真让人羡慕！”

王建割据形胜之地，保境安民，又劝农桑，总算为西蜀人民带来一个乱世苟活的机会。在另一方面，他给人民带来了好处，也不亏待自己，在位短短的十二年，上了三次尊号，曰“英武睿圣皇帝”，曰“英武睿圣光孝皇帝”，曰“英武睿圣神功文德光孝皇帝”。

由军阀而皇帝，生活显然变得单调起来。为了摆脱单调带来的苦闷，全国的大官小吏乃至庶民不断地向他上报瑞祥之兆。这一点他不像朱温那个坚决的无神论者，他希望精神生活变得丰富而神秘。

比较有轰动效应的两次一是在永平二年（912）发现的唐皇帝被盗之印——从盗印者田令孜的故宅找出——是真是假，没人较真；第二次是万世稀兽驺虞现于壁山，并有二鹿相随，事在永平三年。这种说法，一直流传到欧阳修写《新五代史》时。

这可把欧阳老先生气坏了，他在《前蜀世家第三·王建》的评论中，几乎到了破口大骂的程度：“龙这个东西，以人眼见不到，才为神物；以能够在云中升腾，行走天际，为得志的征兆。今天在王蜀却暴露出整个身体形态，那就不叫神物了！至于驺虞那玩艺儿，我不知道是什么东西。解脱人的疑惑，在其深信驺虞之类东西时难以奏效，只有等到百姓对这类所谓神物发生怀疑时，才有机会指破它们为不神之物。麟凤龟龙，都是得天下、兴王道之人的瑞物。五代哪有什么够王者道德标准的人呢？更让人理解不了的是，这类的祥瑞又屡见于王蜀，就是一向喜欢符瑞之说的人也不能不对此产生怀疑！”

考虑到王建的出身，他算是一个成功者，虽然他没能成为那个时代的精英，哪怕连个“次品精英”都算不上。

作为成功者，王建对初选的太子王元膺说：“一切学朕所为，则可保国。”

但是，王建这话说早了，由于他在任用文学之士的同时又任用了自己的“嬖人”，即宠爱的男演员唐袭，终使权争白热化。先有养子王宗佶自大之祸在前，后有王元膺被诬告而丧命，权力之棒就交给了混蛋王衍。

正是他这个小儿子王衍，最后率众投降后唐，并致灭族。

就一个王朝来说，其悲甚于秦隋两朝，秦隋皆为暴兴之朝，立法苛酷，生民如畜，最后大毛病又出在第二代选人上，胡亥杨广如同一人。但是，秦胡亥被杀，又有子婴继承，算是又延续了“半世”；隋亦如此，杨广被勒死在江都后，又有杨侑被立（杨侗也同时自号），算得上半世。

可怜王建创业艰难，西蜀王业连“两代半”都没够上。存在时间在十国中为倒数第一，仅十九年。

王建虽以重用文士为荣，但那个时代的风尚还是深深地影响了他。此风尚为伶人得志，或曰在上者喜好男演员并重用其为政治助手。欧史为此专作《伶官传》以警示后来的最高当权者，把任用伶官看作一种政治“忽微”，喻为“千里之堤溃于蚁穴”之意。

王建当年任用重臣的排序，以养子王宗佶为首辅即中书令，以大文豪韦庄为其次，第三名便是唐袭。唐袭担任相当于国防部长兼总参谋长的枢密使。

王建出身微贱，与身为伶人的唐袭有着天然的阶级感情，所以位居第三的重要辅臣，实际上信任程度最高。养子王宗佶本姓甘，是王建起家时从民间抢来的孩子。由欧史“掠得之”一语可见当时军人不但抢掠财物，还抢小孩子。抢小孩子绝不是当小宠物养着，而是好吃好喝好待地让被掠者“归化”自己并成为日后的战斗员与指挥员。

王宗佶干得不错，在军中多有建树，升到武信军节度使之职。等到任中书令（宰相）的第二年，即王建正式使用武成年号的908年，宗佶又被任命为太师。即便身为太师，王宗佶看到王建亲生的儿子宗懿已经长大，开始担心自己的实际地位，试着巩固自己的势力，于是向自己的养父皇帝申请升职为大司马即军队的总司令，统帅六军，开立大元帅府，有关军事方面的事务“便宜行而后闻”之大权。

王建对养子的这一请求，虽然没应许，但因宗佶多有战功，也没责怪。

王宗佶一肚子不高兴，就把火气撒在唐袭身上，他不以官方程式与礼节叫唐袭为“唐枢密使”这样的名号，而是直呼其名：“唐袭，过来！我有事儿问你。”

唐袭对宗佶的粗暴无礼没做出直接的对抗性反应，反而更加恭敬宗佶，欧史说“袭虽内恨，而外事宗佶愈谨”。但是，身为皇帝的王建却容不得宗佶如此：

其一曰，原来的军阀体系现在已经是国家体系，上下级要互相尊重，同为重要宰臣的宗佶与唐袭更当遵行，宗佶对唐袭不恭，是为不尊重国家制度；

其二曰，唐袭本为皇帝密友，身世贫贱，看不起唐袭就是看不起皇帝。

故而，王建大为恼火：“宗佶对我的枢密使直呼其名，这是要造反呀！”

当然这是在内庭说的，说给那些打小报告的人听的。也赶上宗佶不长眼，三次上书，要求设立大司马一职并由自己出任。

王建似乎吃错了药，明知唐袭与王宗佶关系不洽，还要问唐袭设大司马一事是否可行。阴险的唐袭没有借此表达不满，反而是顺水推舟激怒王建，他说：“宗佶功臣，其威望可服人心，陛下即宜与之。”

唐袭这么一抬宗佶，王建疑心更大：王宗佶威望足以服人，再加上统领六军，不是可随时推翻皇帝吗？

王宗佶的末日到了。在他某日入朝奏事时，不期养父翻脸，原来的“优容之”的态度全消，下令大内侍卫扑杀宗佶。所谓扑杀也就是类似乱棍打死的情形，或是一拥而上，拳脚相加，活活打死。

打死了养子，也顺理成章地立了自己的亲生儿子王宗懿，并改其名为王元膺。

王元膺虽说长得很丑，嘴长且牙黄，但有文采又精骑射，可算个基本合适的接班人了。但是，这小子在对待唐袭的态度上比他哥哥宗佶还无礼，竟然在朝堂上拿唐袭开玩笑。王建接受了宗佶事件的教训，实行了“隔离政策”，让唐袭卸任朝中枢密使之职，出任军事重镇兴元府的节度使。

过了不久，不知是朝廷事务少了唐袭不行，还是皇帝思念旧交，唐袭接命卸任地方职务又回了中央。元膺对唐袭归来深有戒心，又在朝廷办公会上公开指责唐袭的过失。又一个宗佶！

王建对这个亲生儿子大为不满，也就埋下了祸根。

永平三年（913）七月，七夕节（注10，太子请客以市恩于群臣，为正式接班打基础。偏有自己的弟弟（集王）宗翰、枢密使潘峭、翰林学士毛文锡不到场。王元膺认为这集王不到是潘、毛二人出了坏主意，第二天将自己的怀疑报告给了老爹。老爹大怒，将给那三个人处分。恰逢太子告完状，唐袭又入奏。

这一出一进彻底改变了王建王朝的命运。

唐袭这回不像对付王宗佶那么阴柔了，直白地说：“请什么客？不过是他欲谋为乱嘛！他想把诸王、诸将一网打尽，再举废立之事。多亏集王没去！”这一说，把王建吓了一身白毛汗，在唐袭的教唆下赶紧调营兵（野战军）进宫，替下禁军。

元膺一见此势，也迅速应变，一边强化警卫，一边动手抓人。将原来没出席七夕宴的潘毛二人擒住，一顿荆答，并给圈在各自家中，不许上朝。随后，对唐袭进行攻击。唐袭急忙应战，双方在首都神武门陷入混战。

合该唐袭害人有报，一支流矢射中了他，他从马上掉下来，摔死了。

太子与权臣的斗争就变成一如西汉武帝时期的戾太子案那样的父子相残，结果自然是太子军大败。元膺先潜藏在水中，而后出来乞食，被百姓认出告发。

王建让集王去劝太子悔改，不期晚了一步，太子被看押的士兵杀了头。王元膺一死，太子的职位就落到最小的儿子王衍头上。

这王衍不像他的两位哥哥那样热衷政治，一心想个“玩”字。当了皇帝后，把政务全交宋光嗣一班宦官处理，自己就领着韩昭等一班狎客寻欢作乐。有一次，喝酒喝得实在不像样子了，王衍的族兄嘉王宗寿劝他以社稷为重，并痛哭流涕。韩昭说：“你说什么来着？！大家看了没有，嘉王在这耍酒疯儿呢！”韩昭这么一说，满席的狎客都拿宗寿开起玩笑来。

王衍是个天生的艺术家，而且还是个行为艺术家，比如“后宫皆戴金莲花冠，衣道士服，酒酣免冠”，免冠后衣发散开，再在散开的头发上敷上朱粉，称为“醉装”。

作为一个艺术家兼词人的皇帝，他还写过《甘州曲》，记述出行盛事，“上下山谷，衍常自歌，而使宫人和之”。但是，他玩乐也给老百姓带来了沉重的负担，如乾德二年（920），他北巡，声势浩大，排了百里长的队伍。回来时，转水路，“自阆州浮江而上，龙舟画舸，照耀江水，所在供亿，人不 堪命”。

任何快乐都是有限的，何况又处于战乱时代呢？也许王衍心中明白这点，所以才及时行乐。他更要为爱情奉献最后一分热情。他宠幸王承休的老婆严氏，因为承休是宦官出身，无性能力，王衍便代承休尽责任。当承休出任天雄军（治秦州）节度使后，自然带老婆孩子上任，王衍想念严氏，就找借口行幸秦州。

即使放在现在，也该是一件爱情壮举：从四川成都出发到甘肃天水去看情人，要骑马，要坐轿，甚至要坐船，有多辛苦？那时既没飞机，也没火车。当行幸队伍到了梓潼（今四川三台县）时，大风把屋子掀了顶，把树木吹断了腰，随行高级秘书人员太史说：“此贪狼之风也，当有败军杀将者。”

王衍根本不听天人感应那套陈词滥调，他要把爱情进行到底。

这时，一直试图占领川蜀的后唐终于动手了。

“把爱情进行到底”的决心也终于受到了巨大打击，想像的性快乐让位给了亡国的现实压力。

但，他组织起来的抵抗几乎没有任何效果，军法也没起作用。高级将领几乎无一例外地投降了后唐军队。

在一场大哭之后，他也想透了：“既然大家都投降，那我一个人也不硬撑了。”

于是，艺术家、词人、歌唱家王衍先生走上了去后唐首都洛阳的道路。

可惜，他没能到达洛阳，中途因后唐庄宗李存勖反悔不杀的保证，而全家被害。

可惜，“贼王八”的事业传到“小王八崽子”只经营了八年，就让人吞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