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晋灭亡后，司马睿建立了东晋。东晋王朝在建立初期呈现出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可是，这种局势没有持续多久就因为内部的骚乱而黯淡下去。这一时期，前赵被石勒所灭，后赵崛起，北方匈奴的内乱暂完结。东晋政权最后落入外姓大将刘裕手中。

公元316年，长安城被攻陷，晋愍帝投降，西晋就此灭亡。公元317年，司马睿称帝建立东晋，史称晋元帝，定都建邺，改名建康。东晋建立初期发展迅速但叛乱不断，晋元帝司马睿也在王敦之乱中郁郁而终。

15岁时，司马睿作为司马懿的曾孙继承父亲的爵位成为琅琊王，在皇室中的地位并不高。司马睿从很早开始就和东海王司马越的参军王导交好。公元307年，东海王掌管西晋大权，随即任命琅琊王司马睿为大将军并统管江南地区事宜，王敦为扬州刺史。

权势不高的司马睿初到江南，想要立住脚跟并不容易，更不用提统领—方了。为了实现共同的利益，司马睿与王导、王敦结成友方，团结一心争取地方世族的关注和支持，打算在江南地区大展拳脚。

对于江南地区的人民来说，三月三是个大日子。于是王敦和王导定下计策，利用这一天为司马睿制造声势。三月三当天，大批整齐的仪仗引起了人们的关注。颇有名望的王敦和王导陪伴着司马睿出游，司马睿坐在轿子上尽显领袖威严。

江南地区的大贵族们这才意识到司马睿是个不能得罪的大人物，纷纷跪伏在路旁，再也不敢造次。三月三出游的计划十分成功地让贵族们对司马睿产生了敬畏之情。之后，王导趁热打铁，以司马睿的名义拜访了江南巨头顾荣、贺循等人，表示希望他们给予司马睿协助。看到统领者选择了辅助司马睿，江南地区的其他世族也纷纷投到司马睿帐下。

此时的江南地区流民四起，不服从司马睿领导的地方势力也很多。为了控制江南局势、铲平叛乱，司马睿派王敦讨伐各方势力，经过多年的南征北战，王敦不负期望地镇压了大部分叛军势力，控制住了湘州（今湖南长沙）、江州（今江、浙、闽大部）等各个重地，巩固了东晋政权。

公元317年，司马睿建立东晋。王敦身兼数职：侍中、大将军、江州刺史、荆州刺史···，成为名副其实的的荆湘地区掌权人。王导被任命为宰辅，其他王氏子弟亦皆有封赏。

然而王敦虽为人臣但一直抱有不臣之心。西晋刚刚灭亡的时候，王敦就因为担心司马睿称帝会危害自身的利益而极力反对。不过，司马睿并没有因为称帝而冷落功臣，而是下放权力，积极支持王敦等人的发展。

随着实力增强，王敦越发不把晋元帝放在眼里，甚至地方事务都不向朝廷报告。司马睿见王敦手握重兵又不服朝廷统治就想要逐渐压制地方世族的势力，集中皇权。但是这种做法刺激了王敦的不满情绪，司马睿与王敦的矛盾越来越深。王敦的反抗行径被司马睿得知，于是晋元帝终于决定不再姑息，着手削弱王敦的兵权。

一天，司马睿将叔父司马丞秘密召入皇宫商量对策。司马丞认为，王敦现在身居高位、势力庞大，但是欲望却没有因此得到满足，如果再这样放任不管迟早会成为心腹大患。一个月后，司马睿无视王敦举荐其亲信掌管湘州的信件，直接任命叔父司马丞为湘州刺史。

这一举动果然招致了王敦的不满，他立刻上书表达了对皇帝和一些近臣的不满情绪。司马睿看到王敦的奏章心中更加害怕王敦起兵作乱，暗中加快了新的军事力量部署。

公元321年，司马睿听从谋臣刁协的建议将大量沦为奴隶的流民组织起来，组成了一支实力不容小觑的军队。

没过多久，司马睿又分别任命亲信戴渊和刘隗为司州（今江苏泗洪）刺史、征西将军和青州（今江苏扬州）刺史、镇北将军，以讨伐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的名义镇守合肥、淮阴等地，实际意图则是防备王敦叛乱。

王敦看到司马睿如此器重刘隗就想要将其拉拢到身边，他压下恨意写信给刘隗，言辞恳切地表达了自己愿意与刘隗联手辅佐王室的心情。刘隗早就看透了王敦的诡计，因此根本不理会他的拉拢，并回信给王敦说自己的志向就是竭尽全力效忠王室。王敦看到刘隗的回信之后勃然大怒，决定与司马睿拼个高下。

公元322年1月中旬，王敦发表檄文声讨刘隗，上书司马睿要求处死刘隗和刁协。之后王敦带领大军浩浩荡荡开向首都建康。司马睿听闻，十分愤怒。

1月底，司马睿颁布诏书，命令各地起兵讨伐王敦，平定叛乱，保卫王城。

3月初，王敦率军到达建康，司马睿命刘隗等人严阵以待。

司马睿没想到，面对王敦的进攻守城将领周札竟开门投降致使建康失守。虽然后来刘隗、刁协率军进行了反扑，但是手下将士终究赶不上王敦麾下的精兵强将。很快，建康沦陷。王敦军进城之后，在城中大肆抢掠，司马睿无奈地坐在宫中等待王敦发落。

但是王敦故意不见司马睿，从到达建康到得胜收兵都没有踏入王宫半步。

公元322年11月10日，司马睿抑郁而终，其子司马绍即位，史称晋明帝。

这时的王敦野心更重，甚至开始准备谋朝篡位。公元323年，王敦逼迫晋明帝授予他佩剑上殿、入朝不必趋行等权利。晋明帝心中不悦却毫无办法，只得遵从。之后，王敦召集大军囤聚在于湖（今安徽当涂），企图再次攻打建康自立为王。明帝深知王敦图谋不轨，于是暗中开始做准备。

不料，就在王敦积极筹措篡夺皇位的时候，突然身患重病。司马绍得知，即刻下诏讨伐王敦一党。王敦虽然心中愤怒但是碍于病重无法亲率部队。很快，前线传来战斗失利的消息，王敦也抱憾而终。王敦之乱就此告一段落。

虽然王敦叛乱平息，但是东晋的内耗并没有结束。

晋明帝司马绍死后，幼子司马衍即位，史称晋成帝。幼子无法主持朝政，于是司马衍的舅父庾亮便成为朝中主事之人。庾亮虽然具有一定的政治才能

但是自视甚高，独断专权的做法很快引起了朝中大臣的不满。手握兵权的陶侃、苏峻、祖约等人素日就与庾亮不和。庾亮碍于这几位朝中大臣功勋卓著，一直无法对他们有太大的动作。

公元237年，庾亮以皇帝的名义下诏，让苏峻返回京都，解除其兵权，另派他职。大臣们知道苏峻与庾亮之间的矛盾，认为庾亮此举纯属公报私仇，于是极力劝庾亮以大局为重。庾亮不听，他将苏峻比作西汉时期的吴楚七国，狼子野心，迟早要反叛，必须尽快处置。

苏峻听闻大发雷霆，无奈此时催促他启程的诏书又到，苏峻只得准备人朝。苏峻的部下劝阻他说：“此行必然丢掉性命，不如起兵讨伐庾亮。”

苏峻认为部下的话有道理，于是扯起反旗，联合祖约一同举兵造反。

庾亮为了防范陶侃叛乱，命令江州领兵按兵不动。如此一来，建康防卫空虚，苏峻等人大军一路东下如过无人之境。这时候庾亮才害怕起来，带着身边的人逃出建康跑到浔阳。苏峻大军进入建康之后并没有大肆屠杀，君臣 均得到善待。

这样，逃到了浔阳的庾亮惊魂才定。思虑之后，他发现除了荆州陶侃再也无人可以平定苏峻等人的叛乱，于是他派人劝说陶侃起兵。陶侃本与苏峻并无冤仇，但是以忠臣自居的他却无法容忍苏峻等人起兵叛乱。庾亮担心陶侃得知实情之后反而怪罪于他，就主动到陶侃处请罪，两人冰释前嫌，又联合了一些朝内朝外的力量共同声讨苏峻等人。

经过几次大战，战局仍然僵持不下。在最后的一次激战中，苏峻因为醉酒，突然在阵前马失前蹄丢失了性命。失去大将，军心动摇，祖约等人只得仓皇出逃。苏峻之乱以朝廷军的胜利而告终。

但是，纵观整个事件可以发现，苏峻叛乱本是可以避免的。庾亮心胸狭窄，处处紧逼才将苏峻推上了叛乱的道路，而经历了两次重大叛乱的东晋王朝实力被明显削弱。

司马睿执政时期的政治局面被当时的人们称为“王与马，共天下”，即司马氏与王氏共同治理天下。晋元帝司马睿登基当天，文武百官都来朝见。为了显示敬重之情，司马睿一见到王导立刻离开龙椅起身请王导同坐，大臣们见到这幅景象十分震惊，自然王导也不例外。他赶忙推辞奉承司马睿说自己只是个普通人，不能和太阳坐在一起。司马睿听到王导的话心中十分高兴，便不再勉强他。

司马睿不仅仅厚待王氏众人，更要为了统治的稳固优待世族大家。司马睿统治期间只任用世族宗人，权贵大姓可以肆意违法而不受惩治。虽然司马睿对大姓贵族采取纵容支持的态度，但实际上，随着世族的经济实力日益增强，司马氏族与几大北方家族之间矛盾冲突也呈现出逐渐增多的趋势。支持东晋政权的四大家族分别是王、谢、庾、桓。在东晋统治时期，南北各大家族反晋和相互纷争不断。

具有缺陷的政治军事制度导致东晋混乱的局面一直没有得到缓解。

王敦、苏峻两次叛乱使得东晋内耗严重，几支大军没有在对外战争中派上用场却在内战的混乱中逐渐瓦解。

石勒，羯族人，本是前赵刘渊帐下一员猛将，能征惯战，尤其擅长骑射。公元328年，石勒称帝，建立后赵。公元329年，匈奴前赵正式灭亡。

早在石勒效力于前赵刘渊之前，就已经显出其不凡之处。石勒曾经在洛阳城做了个小生意。有一天，西晋王衍看到气度不凡的石勒倚门长啸，断定这人若不除必在将来引起祸乱，于是就派人抓捕他。谁知石勒命不该绝，在官军实行抓捕的时候已经离开。事实证明，王衍眼光不差，后来的石勒成为了消灭西晋和匈奴前赵的大人物。

投奔到刘渊帐下的石勒颇受刘渊赏识。石勒一向不满晋朝的统治，所以在刘汉政权攻打晋朝的时候十分勇猛。

公元309年，石勒在进攻中途成立了一个“君子营”，目的在于网罗汉族人中的有识之士，增强自身的力量。“君子营”的建立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很快，石勒的军队就不再是一支只懂得打胜仗的野蛮组织，而成为精通政治谋略的军事力量。

公元310年，王衍率领大军开往山东，石勒听闻后随即将其包围并屠杀，将领王衍被俘。这时的王衍早已经认不出眼前的石勒，更不记得曾经追捕过他。为保活命，王衍甜言蜜语劝石勒称帝，石勒看到王衍样子如此不堪，愤怒地让人将其杀死。

过了不久，晋朝首都被攻陷，晋怀帝沦为阶下囚。一时间，石勒名声大噪，成为刘渊帐下的头号人物。

当时，可以与石勒相抗衡的只有王弥。两员大将共同辅佐匈奴前赵，却一直面和而心不和，相互仇视，甚至已经到了抓住机会就会置对方于死地的程度。

公元311年，王弥在与晋朝将领的对战中遭遇瓶颈，无奈之下请求石勒派兵支援。石勒本不愿出兵，但最后还是听取了手下谋士的建议派兵增援，并准备在获得王弥的高度信任之后将其除去。战后，石勒宴请王弥。这时的王弥对石勒仍然十分信任，于是毫无防备地钻进了石勒的圈套。

石勒趁王弥酒醉杀了这位红极一时的同朝大将，这件事让刘聪大为震怒。只不过，即使刘聪再不满，也不能处罚手中握有国家大部分实权的石勒，相反，还要表现出安抚的态度。可见此时的石勒虽然在名义上还是匈奴汉将，实际上已经拥有了脱离刘汉政权而独立的实力。

拥兵自重的石勒野心不减，他造船练兵希望能够在江南地区的战斗中取得胜利。石勒如此积极地筹备，让南方的琅琊王司马睿心生畏惧，他不得不着手准备战斗事宜。可惜天公不作美，连续几个月的春雨引发了瘟疫，石勒大军耗损十分严重。经过再三考虑，石勒退兵了。

此时，匈奴前朝内部出现了问题。刘聪的儿子刘粲在担任相国期间重用宦官。宦官专权导致朝政日益混乱。刘聪病故，外戚掌权，这令原本已经不稳的刘汉政权摇摇欲坠。后来，刘粲果然在政变中丢了性命，匈奴外戚靳准自立为王。外戚专权，刘氏宗族自然发兵讨伐。在外的刘曜听说朝中变故即刻带兵返回，再次发动政变消灭了外戚靳氏一族。

平息靳氏一族的叛乱之后，刘曜即位，改国号为赵，定都长安。刘曜坐上龙椅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拉拢石勒，封他为赵王。可以说，匈奴前赵内乱至此，气数将尽。但是石勒认为时机仍未成熟，起兵灭前赵还需一段时间，因此他专心致志养精蓄锐，等待与刘曜决战的一天。

刘曜和石勒各自为营，不断扫除前赵的残余力量。眼看北方就要统一，两人终于按捺不住消灭对方的心情，开始对峙。

公元328年，石虎与刘曜会战于蒲阪（今山西永济），石虎兵败退居洛阳，其军队纷纷倒戈投降。正当众人认为刘曜胜利在望的时候，洛阳围城战却出现了相持不下的局面。

刘曜军在洛阳城下围攻整整4个月没有丝毫进展，军心和士气开始下降。另外，刘曜这个人有个很严重的问题——嗜酒，晚年的刘曜即使在对战之前还会喝得酩酊大醉，而这似乎也昭示了前赵的结局。

公元328年12月，刘曜军与石勒军在洛阳城下展开决战。刘曜再次于战前醉酒，终致他在战斗中受重伤被俘。石勒军大胜而归。战后，石勒称帝，建立后赵。

石勒能够灭前赵称帝，不仅仅因为作战勇猛，更得利于他在政治文化等方面做出的贡献。石勒重视文化教育，广招贤良收于麾下，同时制定了很多促进人民生活的政策收拢了人心。石勒称帝期间，严令百官依法办事并严惩贪赃枉法之徒。

对待百姓，石勒下旨减租缓刑，努力缓解阶级矛盾。值得注意的是，石勒虽然提倡依法办事，但是却能做到灵活处理个案。

一次，有个喝醉的胡人骑马闯入了宫门，石勒很生气。因为在石勒成为赵王之后，出入宫门方面有着十分严格的限制，而且不准说“胡”这个字。面对赵王的指责，守卫宫门的人十分害怕，吓得一时间忘了言语上的忌讳。然而，石勒听了守卫的解释之后，并没有按律惩治，反而笑着宽恕了他。石勒知晓人情懂得灵活办事，这大大缓和了当时紧张的局面。

文化教育方面，石勒吸取了晋朝的制度，鼓励国人学习汉族文化，重视修史。石勒本人没有上过学，为了提高文化程度和思想水平，他常常向人请教经史。另外，石勒还派人兴办小学、太学，并亲自到学校考察，褒奖成绩优秀的学生。

石勒虽然文化水平不高，却十分善于求贤纳谏，公元331年，石勒想要迁都到邺，大臣续咸极力劝阻。石勒虽然心中不悦，但最后还是听取了大臣们的劝谏，并且重赏了续咸。之后，石勒借机命令王公大臣们每年都要向朝廷推荐贤良，并且很好地贯彻了“疑人不用，用人不疑”的原则。

除此之外，石勒还推行劝课农桑，禁止酿酒，并亲自行籍田之礼。在战乱年代，这是十分罕见的。石勒心怀高远，特别希望能够看到大一统的局面。只可惜，他的愿望还未实现就死于病榻之上了。

东晋建立之后，中国出现了南北分裂的政治局面。公元317年，琅玡王司马睿定都建康，占据着汉水和淮河以南大部地区。在北方，各个少数民族也纷纷建立政权，匈奴、氐、鲜卑、羌等少数民族首领称帝使得地方割据政权相互对立，混战不断。

公元351年，氐族建立前秦，定都长安。前秦占据着北方陕西关中一带地区，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实力逐渐增强。公元357年，前秦苻坚自立为天王，对内发展经济，努力提高国家实力，对外则不断实行军事扩张。

政治经济方面，汉族贤才王猛得到了苻坚的重用。王猛不负期望在前秦国家内部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将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前秦民间不断兴修水利大力发展农业，朝廷兴办学校、招贤纳士并且十分注重调和民族之间的矛盾。经过治理，前秦成为北方割据势力中最为强大的政权。

对外军事方面，苻坚坚持对外扩张。国家内部的稳定为采取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国富民强的前秦逐渐消灭或吞并了前燕、代、前凉等实力较为弱小的政权，初步统一了北方地区。苻坚的野心不止于此，统一了黄河流域之后，他开始逐步向南进发，梦想统一全国。

公元373年，苻坚的秦军攻占了东晋的梁州和益州。其实早在公元354年桓温第一次北伐时，东晋与前秦就已经有过大战，当时桓温攻入了关中地区。这一次，前秦占据了长江和汉水上游地区，并一路攻陷了几座军事重镇。南侵的步伐过于顺利，苻坚被接连不断的胜利冲昏了头，开始梦想着就这样轻松消灭东晋、统一全国。

公元382年，经过一段时间调整和准备的苻坚认为时机已经成熟，于是亲率大军南下讨伐东晋。公元383年，苻坚领兵从首都长安启程，命令前秦大军分兵南下。

为了攻打东晋，苻坚派出60多万步兵和20多万骑兵，军队绵延千里水路并进，可以说声势浩大。此外，苻坚在出兵前就将东晋皇帝和官员的安置方法想好了，这些都足以显出他对这一战志在必得。

出兵后，前秦军先锋苻坚之弟苻融首先带领25万人突入，苻坚、凉州军、巴蜀军、河北军过了一段时间才抵达预定地点。先锋军首先遭遇了北府兵的抵抗。

北府兵是由东晋谢玄招募，经过长期训练而成的一支职业正规军，开府于长江以北的京口，故名北府兵。

（北府兵也称北府军，由谢氏家族创立，是南朝军队的主要战力。谢氏家族组建北府兵的目的不仅仅是用来抵御北方少数民族的侵略，还要改变扬州的地位。当时的扬州“权重而力弱”，北府兵的建立可以有效改变这一政治局面。公元383年，北府兵于淝水大战中一战击败前秦军队，顿时扬名四海。谢玄被解除了军权之后，北府兵数次易主。公元404年，刘裕率领北府兵反对桓玄，刘裕称帝后，北府军再次成为国家军队的主要战力。）

军队虽然人数不多，但是士兵个个骁勇善战，实力十分强悍。前秦大军南侵的时候，北府兵共有八万人，面对苻坚的百万大军，东晋做好了背水一战的准备。

实际上，前秦队伍虽然庞大但是作战能力低下，军中有不少临时征召的乌合之众，且各民族混杂，其向心力和作战能力的脆弱程度可想而知。年轻的谢玄作为东晋北府兵前锋都督，心理压力极大。于是战前他找到自己的叔父，即东晋宰相谢安讨教应敌之法。没想到，谢安竟然拉着谢玄下棋游乐，丝毫看不出紧张。其实，谢安心中也十分不安，但是为了安抚人心，他才故作轻松鼓励谢玄。

10月，前秦前锋部队攻入寿阳，其他各支部队也纷纷传来捷报。苻融截获晋军的求援信之后告知了苻坚，苻坚即刻亲自率领几千骑兵飞奔至寿阳而把大部分军士留在了项城。到达寿阳的苻坚派人劝降晋军，却没想到使者反向晋军泄露了前秦军的情报。

前秦使者建议守将谢石趁着秦军还未全部到达，迅速集中兵力打击眼前的前锋部队，这样就可以消损秦军的士气，将其打败。谢石认为使者的话很有道理，旋即改变了作战方针。

晋军将领决定变防势为攻势，就派猛将刘牢率领一路精兵奇袭洛涧（又名洛水，今安徽淮南），淝水大战就此拉开序幕。秦军将领发觉了晋军的行动，于是派兵5万人在洛涧抗击刘牢的5千猛士。原本以为胜利在握的秦军将领没想到刘牢分兵两路，一路直接杀奔洛涧，另一路悄悄潜入前秦军后方将其后路切断。刘牢率兵强攻洛水，前秦士兵竟只抵挡了一阵子便四散奔逃，主将被杀，洛涧之战晋军完胜。

一时间，晋军士气大振，谢石指挥将士们乘胜追击，分水陆两部前往淝水，并在一侧的八公山上扎下营寨，与秦军隔岸相对。苻坚远望对岸，发现晋军排列整齐、颇有气势，心中十分惊慌。

晋军方面，谢玄知道秦军数量庞大，恐怕强攻对晋军不利，于是定下一计。双方在淝水列阵对战时，谢玄军首先使用激将法让苻坚同意晋军渡河之后双方在陆上交战。

苻坚盘算着等到晋军渡河到一半的时候发动奇袭，于是答应了谢玄的要求，命令大军向后撤。军中将士犯起了糊涂，以为战局出现了变化。

恰逢此时，前秦军中的奸细开始大喊“秦军败了”，还没明白怎么回事的士兵一听这话，纷纷逃窜，营中顿时乱作一团。

谢玄等人发现计划成功，立刻命令军士渡河发起猛攻。混战中，苻坚的弟弟苻融被杀，秦大军后撤30里。

晋军大败秦军，收复了失地，这个消息很快就被建康的谢安等人得知。谢安看过捷报，丝毫没有表现出兴奋高兴的样子，继续下棋。

到谢安府中做客的人看到谢安不动声色就忍不住问了战况，谢安这才不慌不忙地说：“我们打胜了。”客人一听高兴得没心思继续下棋，赶忙辞行去宣扬这一喜讯。

客人离开之后谢安才表现出兴奋的样子，他高兴得连路都走不稳了。

大战后，寿阳城再次回到晋朝控制之下，晋军收缴前秦军战利品不计其数，而前秦军损兵折将，毫无战意的士兵被杀得如惊弓之鸟，苻坚也在混乱中受伤，一路率军逃回了洛阳。

淝水之战，前秦元气大伤，政权开始瓦解，但中国南北对峙的局面也没有改变。东晋在谢安去世和谢玄归隐之后再次转为守势，几十年后，晋朝政权被刘裕夺取。公元385年，前秦苻坚被杀，原本投降前秦的各个少数民族再次宣布独立，北方又出现了持续混战的局面。

淝水之战作为著名的以少胜多的战役，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重重的一笔。面对强大力量的威胁，东晋取得了转折性的大胜利，以区区8万军打败了拥有近百万士兵的前秦。

仔细分析，我们能够发现东晋的胜利并不是巧合。

当时，前秦的实力确实远在东晋之上。经过多年蛰伏的苻坚已经拥有了坚实的国力，那么前秦打败的原因又是什么呢？实际上，导致前秦败北的原因恰恰在于：兵士太多。

在中国古代战争中并没有先进的武器装备，所以往往是人多的一方取胜。但是，兵太多也会产生一系列的难题，比如：粮草水源问题、人员调配问题、信息沟通问题、人员叛变问题，等等。人越多，正确的战略战术越显重要。所以，有些时候，兵在精不在多。

在攻晋的过程中，苻坚动辄派出几十万大军，挑战了后方供给和战略战术的极限。此外，前秦大军中鱼龙混杂，人心不齐，可以说很难统一控制。况且，苻坚亲自率兵上阵，显示出一战必胜的决心，那么东晋只有竭尽全力背水一战才有胜利的可能，因此东晋将士们作战都十分英勇。苻坚在制定战略战术方面的失误，为前秦的失败，埋下了伏笔。

东晋桓温，汉族人，字元子，是中国历史上杰出的军事家、政治家，其人性格豪爽，是一位有雄才大略的能人。桓温是东晋晋明帝的驸马，公元347年，他率军剿灭了盘踞蜀地的成汉（308年，李雄于成都称帝，国号“成”，史称“成汉”。十六国政权之一）政权，因此名声大噪。

不过，桓温并不满足于现状。野心勃勃的他致力于拉拢人心、总揽朝政，甚至希望有朝一日能够坐上皇帝的宝座。桓温清楚地认识到，想要达到目的必须要在掌握足以和朝廷对抗的实权同时提高自己的名望。他认为，殷浩等人不过是一些只会耍嘴皮子的清谈之士，并无实用的韬略，因此当务之急就是尽力扩充军备势力，消除支持东晋的地方势力。

桓温颇具军事才能，同时又懂得揽权，所以很快晋元帝司马睿幼子司马昱就对声望不断提高的桓温产生了压制之心。他指派心腹扬州刺史殷浩辅政，希望可以制约恒温在朝中的权利发展。

东晋在地理位置上处于江南地区，这并不是因为东晋皇帝偏爱江南而不愿北上。实际上，东晋朝廷内部上下一直有人提倡举兵北伐以收复失地，而这对桓温来说是一个提高声望的绝好机会。司马昱和殷浩自然不希望桓温掌握北伐大权，因为一旦北伐成功，桓温在东晋的地位就无人能够撼动了。

公元349年4月，北方因为后赵石虎的死亡而陷入混乱，东晋统治阶层认为这是一个北伐的好机会，但是桓温却以为麾下实力仍不强劲并不希望即刻出兵。为了在造势的同时观察司马昱、殷浩等人的动静，桓温佯装出兵。实际上，桓温率领军队走到安陆安下营寨，并未采取进一步的动作。

司马昱、殷浩等人果然中计，他们因为害怕桓温发兵北伐而急急忙忙组织军队出发，一路直奔彭城（今江苏徐州）。没想到，征讨大都督褚裒在北伐中失利，第二年便郁闷而死。对桓温来说，这边是少了一个竞争对手。褚裒死后，殷浩亲率大军北伐，暂时防止了大权落入桓温手中。桓温早就看透殷浩没有军事才能，于是只率兵镇守武昌并声称北伐就吓得司马昱和殷浩慌了手脚。

武昌属军事要地，北上可讨伐中原，东下可威胁东晋朝廷。为了稳定局势，一方面，司马昱为了阻止桓温采取进一步的行动而写信给他，另一方面，殷浩继续发兵北伐中原。

公元353年8月，殷浩北伐再次失败。桓温借殷浩北伐不利之由逼迫皇帝罢黜殷浩官职，将其贬为庶人。殷浩兵败，朝中再也无人能与桓温相抗衡，更何况桓温搬出了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司马昱也无力保住殷浩。

就这样，桓温大权在握，终于举起了北伐中原的大旗。经过多年的休养生息，桓温的实力大增。在殷浩下台之后的第二个月，他就领兵发起第一次北伐。这次北伐十分顺利，北伐军一路攻打到灞上（今陕西西安），距离长安咫尺之遥。

公元356年，桓温发动第二次北伐，再次得胜而回。

两次北伐成功致使桓温的威望迅速蹿升。司马昱一方面庆幸东晋的胜利，一方面也承担着来自桓温的更大的压力。桓温在第二次北伐成功之后，开始继续扩张势力。这时，一些不满于桓温的做法和成就的士族终于手拉手与桓温对抗起来。

对此，桓温体现出了非同一般的政治才能。他表面不动声色，暗地里却寻找着这些士族的漏洞，借由各种冠冕堂皇的理由逼迫皇帝罢免了谢万、范汪、庾希等一干反对者。

公元362年，桓温上书请求将永嘉之乱之后流落到江南地区的人北迁到河南地区。这一政治攻势逼得司马昱等人为他加官晋爵。之后，桓温不断身兼各种要职，桓氏一族实力无人能及。桓温做事一向小心谨慎，但是为了夺取仍在朝廷控制范围内的豫州和徐州，桓温决定兴兵进行第三次北伐。

公元369年，桓温再次领兵北伐。按照计划，第三次北伐胜利之后，桓温便可以自立为帝。只不过，这一次北伐并不像之前的两次那样顺利，桓温的军队在枋头（今河南浚县）之战中失利。

颇具头脑的桓温想到将战败的责任推卸到豫州刺史身上，并直接任命其子接替要职。这样一来，虽然桓温的声望在枋头之败中受损，但是却彻底控制了东晋朝廷。

公元371年，握有实权的桓温宣布废黜皇帝司马奕，立司马昱为新帝，史称简文帝，司马奕被降为东海王。但是司马昱只是个名义上的皇帝，而桓温这样做的目的不过是在实际成熟的时候逼迫司马昱“主动”让位于他。

每天惶惶不可终日的司马昱很快一病不起，于是他写下遗诏指派大司马桓温辅政，甚至可以取而代之自称皇帝。司马昱的做法遭到了群臣的反对，于是司马昱便命人修改诏书只安排桓温辅政。

此时的桓温一心等着禅位的消息传来，却没有想到这个梦想因为大臣们的干预而破灭了。

公元373年，桓温带兵入朝。一时间流言四起，传闻桓温要杀掉反对他的两位大臣——王坦之和谢安，并自立为帝。这次事件由于王、谢两大家族联手抵制桓温而不了了之。后来，桓温抱病，很快便带着遗憾撒手人寰。桓温死后，桓氏家族仍然牢牢掌握着东晋的军政大权。

继承了父亲野心的桓玄在公元397年借着骚乱建议殷仲堪讨伐权臣王国宝。之后，殷仲堪起兵攻打京师，桓玄隶属其帐下。经过多年的苦心经营，桓玄再次掌握了兵权。公元399年，桓玄吞并了殷仲堪等人的队伍，朝廷妥协，长江上游的军政大权落在桓玄手中。

公元402年，东晋朝廷下令讨伐桓玄，桓玄听闻随即发布檄文同时率军东进。面对桓玄的大军，朝廷方面除了北府兵无人能与之抗衡。公元403年9月，桓玄接受东晋皇帝的禅让，正式登基称帝。桓玄虽然作战英勇，但是称帝后却是荒淫无度。在他统治下的朝廷腐败、人民生活困苦。

公元404年，北府兵将领刘裕率先发动政变击溃了桓玄的主力。3月，北府兵丢弃储备粮对桓玄军发动了猛攻，桓玄保护晋安帝逃跑重回江陵。

很快，刘裕等人就占领了寻阳。寻阳是荆州的门户，桓玄为防全军覆没不得不再次重整旗鼓率军攻打寻阳。之后，北府兵刘裕与桓玄在峥嵘洲（今武汉新洲）展开交战，桓玄大败而归，并在逃跑的路上被杀。桓玄死后，桓氏的残余势力仍在活动，又经过1年左右才被彻底清除。

可以说，桓温父子的作乱是南北方士族以及北方世族与皇权之间矛盾冲突的结果。东晋时期，拥有谋逆之心的权臣非常多，一些专政的世族拥兵自重，不断将人民带入战乱之中。

桓氏父子的叛乱被北府兵刘裕镇压下去之后，朝廷的大权落入刘裕之手，东晋王朝名存实亡，刘裕代晋已经成为历史的必然。公元418年，晋安帝司马德宗被刘裕派出的亲信杀死，司马德文即位，史称晋恭帝。

公元420年，司马德文在刘裕的胁迫下发布禅位诏书，刘裕顺利登基，建立宋，东晋彻底灭亡。

“大丈夫既不能流芳百世，亦当遗臭万年”是桓温的名言。可以说，桓温也是一代枭雄，他拥有强大的政治和军事头脑，曾经数次北伐平定中原地区，震惊前秦。

人们时常拿曹操和桓温进行比较，认为二人有着相似之处。不过，与曹操相比，桓温的野心更加露骨，不避锋芒。桓温虽然控制了皇室一段时间，但是到最后也没能实现理想。

桓温经常将自己比作刘琨，晚年时，桓温已经是权倾朝野的大人物，但他仍然不满足。桓温对亲近的人说：“如果就此甘于现状，死后也会被司马昭和司马师所耻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