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白鹿原》，很多人对田小娥印象深刻。田小娥原是郭举人的小妾，后来跟了黑娃，这并不被白鹿村的亲人所接受。黑娃逃走后，田小娥失去依靠，她顺从了老奸巨猾的鹿子霖，后在鹿子霖的怂恿下把白嘉轩的大儿子白孝文拉下水……

田小娥的行为破坏了白鹿村的宁静，也打开了妇女们心中窥探的欲望，但她还是受到了宗族教义的审判：两次被绑到祠堂挨刺刷，最后她被鹿三杀死在炕上。

田小娥的行为引起了白鹿村的骚动，而制止这种骚动的正是白鹿村的宗族教义。根据宗族教义，人们可以一人一鞭抽打田小娥，甚至可以亲手结果了她的生命。

田小娥的例子反映了我国传统的基层治理的特色，那就是在村一级要受到宗族教义的约束。宗族教义一定程度上维持着传统统治秩序里最基层的一环。

对于传统的政治制度，有“皇权不下县”的说法。所谓“中国官治，至县而止”，中央所派官员到知县就结束了，而县以下的管理事务则无法企及。

真的无法企及吗？那岂不是要沦为真空了吗？

那倒不至于。事实上，历朝历代都不会放松对乡村民众的控制，大致有三种控制方式：

一是国家掌握土地，并将土地分配民众，让民众在土地上劳作，除了自给自足外，还供应整个国家；

二是为了便于管理，国家编排民户，列入籍帐，将民众纳入户口控制体系，并将其与军事、治安、赋役制度联系在一起；

三是编排乡里组织，建立合行政管理、治安与教化于一体的乡里制度。在乡里制度里有村庄组织、宗族组织等，人们可以利用宗族、宗教教义实行一定程度的自治。

以上田制、户籍、乡里制度三个方面构成专制主义王朝国家控制乡村的三个支柱。有人说，它们是三条铁链，构成古代“家国政治”的制度基础。

明朝的王阳明在南赣定乱时，就将以上三点用到了极致。王阳明在清剿匪患后，经过保甲监督和乡约教化的综合作用，尤其是他颁布了“十家牌法”和《南赣乡约》，大力实行社会教育，对闽粤赣交界处的畲民“去蛮化”，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随着人口的激增，以上三个方面在明清时期得到强化，一个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县以下设立了大量的佐杂官，而这些佐杂官后来又参与了基层的治理。

佐杂官一开始只是做做收税征粮、统计人口的工作，随着深入基层，加之有官方背景加持，他们的身份逐步得到官方和民间的认可，从而越来越多地干预和影响基层事务。

这里面有个关键的时间点，那就是在清朝。清朝以前，佐杂官和州县官员同城办公，雍正中期以后，大量佐杂官员的工作重点向基层转移，并且掌握了辖区内的管理权，其所分管的区域成为县辖政区下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这种背景下，乡里制度得到强化。乡就是县以下、里以上，由若干村落或户口赋役籍帐汇总的单元组成；里则以村落和居住地域为基础，是基层行政管理和赋役征发单元；邻的范围就更小了，以五家互保连坐为原则，是最为基层的管理单元。

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在县的统一领导下，乡、里、邻层层发力，编织成网，撒则纲举目张，收则执本末从，非常有效，实现了攫取社会资源、控制基层社会的目的。

一定程度上，乡里制度仍然是国家权力的延伸。所谓“天高皇帝远”其实并不远，在层层传递之下，皇权、国家法律对于普通百姓而言并不陌生。

在乡里制度下，还有两个元素不容忽视，那就是绅权和民治。

所谓绅权，就是对应“里治”，乡绅在道德教化、保障民生、救济互助等方面也有一定的权力，可以为基层治理提供必要的辅助。

这乡绅并不是普通的有钱人家，古代官宦子弟，长居乡村，亦称乡绅，对地方的影响力巨大。古代县官上任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拜访乡绅，表明自己的态度，取得他们的支持。

民治依靠的就是宗族教育和道德约束了，这是国家文化道德在民间渗透的重要一环。这点我们在开头已经提到，不再重复。

有人从宗教的角度对以上治理模式进行阐述，“国权不下县，县下惟宗族，宗族皆自治，自治靠伦理，伦理造乡绅”。这是有一定道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