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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12月珍珠港事件以后，美国政府任命“中国通”史迪威将军为中印缅战区美军司令，并兼任盟军中国战区总司令蒋介石的参谋长。美国政府和蒋介石都认为，装备和物资对于打这场战争至关重要，美国答应提供30个中国师的装备。由于日本控制了西太平洋，中国的南方出路因日军占领缅甸而被切断，战争物资只能飞越喜马拉雅山驼峰运来。
美军开始在印度雷多训练中国部队。中国政府在云南靠近中缅边境地区也集中了一批军队，即所谓“Y部队”。美国军方要求美、英、中三国军队一起参加来收复缅北地区，以打开进入中国的陆路通道。蒋介石要求英国同时从印度洋发起两栖进攻，以配合中国军队在缅甸的作战行动。
但是英国坚持说两栖作战并无必要，蒋介石也就不肯打缅甸。
这是1943年开罗会议和会前会后中美两国商讨的一大问题。虽然蒋介石后来由于美国压力，同意已在印度接受史迪威指挥的3师中国军队到缅甸作战，但是他从未同意派“Y部队”出征。
几乎一直到日本投降前，驼峰空运是中国和西方盟国间的唯一通道。
1、罗斯福与蒋介石的龃龉在开罗会议期间，罗斯福和蒋介石达成一项秘密协议，由美国在租借法案项下向中国提供90个师的装备。
对于中国和美国说来都不幸的是，并非所有美国军事装备和补给都是用在对日作战上的。
蒋介石手下的大将陈诚说：
“中国军队收到的每一颗子弹过去和今后都将只分配给那些受命在反攻中对日作战的部队。但是，如果任何不友好的部队袭击中央政府军，中央军便不得不以所拥有的任何武器来保护自己。”
美国在华军事行动主要是由空军进行的。“飞虎队”在1942年7月停止作战，由驻印度美军第10航空队所属的在华空军特遣队取代。
1944年春，特遣队并入新成立的美军第14航空队，陈纳德被提升为将军，任14航空队司令。美军轰炸机在中国领空频繁飞行。
这些轰炸机来自三个方面：第一批是杜立特上校指挥的B-25中型轰炸机队，它们是1942年4月18日从太平洋上的航空母舰“黄蜂号”起飞的，在轰炸日本本土后降落在中国。第二批属于陈纳德第14航空队，大部分是B-24重型轰炸机和B-25中型轰炸机。第三批是沃尔夫准将指挥的第20轰炸机司令部所属的B-29超级空中堡垒。它们从印度飞来，或以成都附近为基地。
这些B-29用于轰炸中国境外的目标，常常穿梭于成都和太平洋上塞班岛之间，途中轰炸日本本土。陈纳德的主要任务是配合中国地面部队作战。当1944年6月日军发动大规模攻势时，第14航空队的作战基地几乎全部被毁。日军沿湘桂和黔桂线进入贵州，逼近贵阳，威胁重庆和14航空队司令部所在地及驼峰空运终点昆明。
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在1944年7月4日报告总统：
“如果日军继续西进，陈纳德的第14航空队将失去战斗力，我军超长距轰炸机在成都的机场将会丢掉，中国必然会垮。”
它还说：
“中国所处的严重困境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军方处置不当和玩忽而造成的。除非中国的一切力量包括正在对付中共的军队在内，都用来对日作战，中国在战争结束前是不可能起什么作用的。”
参谋长联席会议向总统提出了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案：任命史迪威为全部在华盟军的指挥官。罗斯福批准这一建议，并给蒋介石发去了电报。
华盛顿的军方高官们正确地指出了造成形势日益恶化的某些病因，但是他们开的药方是完全错误的。蒋介石作为中国最大的军阀，把军队看作生命，看作是贾宝玉脖子上挂的那块石头。他是永远不会把军队交给别人的。再说，即使他肯交出军队，又有哪个美国将军有这么大的本事，能以中国军队总司令的身份来应付复杂的中国局势？蒋介石当然不肯让步。
作为反措施，他请罗斯福派一名政治代表来，并说此人应有全权来商谈战争和政治问题。罗斯福派赫尔利担当这一角色，任命他为“私人代表”。
美国跟蒋介石的关系因美国政府和中共的来往而进一步复杂化。虽然早在1937年和1938年，罗斯福就派卡尔逊在中共区域做情报官，但从未派过正式代表。正如外交官约翰·戴维斯在1943年6月24日的备忘录中所指出的，日军最多的地方和日本第二大工业基地是华北。在那里，中共成为全国最团结、最守纪律和最敢打的抗日集团。
1944年2月，美国陆军建议向华北中共地区派遣观察团以收集日军情报。罗斯福支持这一计划，并在2月9日发给蒋介石一封电报。电文中说：“能否请您对此事给以支持和合作？”
蒋介石在两个星期后回答说，他欢迎来观察员，但只能到他控制的地区。这一来，就从根上不让美军人员进入中共地区。罗斯福也是个善于打掩护的大师。
他在3月1日致电蒋介石感谢蒋的复电，表示将尽快派出观察员，但是没提这些美国人要去往哪个地区。1944年3月20日罗斯福再次提到派人的问题，但蒋介石还是不让他们进入中共地区。最后，在华莱士副总统1944年6月访华时，蒋终于在原则上同意让一个观察组进入解放区。
这时日军正在向蒋管区发动大攻势，减少了蒋介石讨价还价的本钱。
2、史迪威被罢黜在赫尔利1944年9月赴华前，美国陆军观察组，又名迪克西使团，已于当年7月22日到达延安。组长是老中国通包瑞德上校。观察组成员除军事和情报人员外，还有像谢伟思那样的外交官。这样一来，就等于美国政府给了中共以某种事实上的承认，而在官方讲来，仍可说观察组并无任何政治使命。赫尔利在1944年9月7日经伦敦和莫斯科抵达重庆。同来的有率领经济代表团的纳尔逊。
赫尔利后来告诉杜鲁门，当时罗斯福让他设法使丘吉尔和斯大林同意美国的对华政策，其内容主要是：
采取一切必要行动以使中国抗日军队统一起来；支持一个自由统一和民主的中国政府；继续坚持要蒋介石自己做出决定，他得对自己的政策负责，由中国自行决定命运。
赫尔利说丘吉尔和斯大林都对以上政策表示同意。赫尔利还告诉杜鲁门，华莱士从中国回来后，对罗斯福讲过蒋政府很快就会垮台。这一看法，跟1944年访华的参议员布鲁斯特和钱德勒看法相符。这两位参议员回国后对罗斯福说，除非出现奇迹，中国政府是非垮不可。
有鉴于此，罗斯福派赫尔利到中国防止政府垮台，使中国军队继续起作用，调和中美军方的关系，以及将抗日军队统一起来。赫尔利到达重庆后，蒋介石便告诉他，准备让史迪威来指挥全部中国作战部队。
美国人当时可能没想到蒋介石是在放烟幕。当盟军和日军在缅北鏖战时，史迪威向蒋抗议“‘Y部队’在云南按兵不动。罗斯福也表示支持史迪威。但是赫尔利在蒋面前表示，他怕因此事伤了两国和气，这就使蒋更加坚持己见。最后，在1944年9月25日，蒋介石要求把史迪威从中国战区调走。他说他将把全部中国作战部队交给一位美国军官指挥，只要此人不是史迪威。罗斯福无奈，只好召回了史迪威”。
关于史迪威去留一事，多年来众说纷纭。
基本的讲法有三种：蒋介石说史迪威是因其态度令人无法忍受而被召回的，赫尔利同意这一说法。史迪威说他被调走是因为蒋不肯再打下去了，支持这一说法的人颇多。后来蒋介石又有一种说法，他讲“史迪威事件的真正关键”在于“中共提出的要求：一是关于盟国对华军援的分配问题；二是撤除政府对中共边区的封锁”。蒋的这一说法也有一定道理。
在中国这些年来流行的看法是，史迪威被黜是他批评蒋不肯打日本和他对中共的同情态度。看来，史迪威被黜很可能跟上述三种说法都有关系。
史迪威对蒋介石的态度，不应作为他被黜的主要原因，但罗斯福的确对此感到关切。罗斯福在1944年3月对当时的陆军参谋长马歇尔说，史迪威讲蒋介石令人烦恼，不好对付，所提要求愈来愈高，这些都是事实。但是不能板起脸来跟蒋介石说话。罗说“我们大家都得记住，委员长到今天是不容易的”。“再说，委员长认为有必要保持至高无上的地位。如果我处于他的位置也会像他那样做”。马歇尔力保史迪威。他俩在20世纪20年代时曾在驻天津的美国陆军第15团有过上下级关系。马说史迪威碰到了中国人一种“让这家伙去干”的态度，而任何派到这一战区代表美国利益的人“都应把纠正这种态度列为首要目标”。
马歇尔还赞扬了史迪威对中国的了解和他的汉语能力，还谈到了他在缅甸战役中表现出的“坚忍不拔的态度”。
史迪威的确是二战中盟军最优秀的将领之一，应当充分肯定他的功绩。但是，考虑到他战前在中国的经历，我们也可以设想，他大概不会把对一位中国领袖说话的口气用在自己的美军上司身上。这里仍然有一个列强怎样看待中国人的问题。
3、和中共走近在接近1944年底时，美国任命了新的驻华外交和军事代表。高斯大使在11月里辞职，赫尔利继任。魏德迈中将接任史迪威的职务，成为驻华美国陆军司令。我们从上面可以看出，美国的战争援助和作战行动怎样跟美国在国共关系上的参与紧密交织在一起。但是，如果不探讨罗斯福对华政策中的苏联因素，是难以对上述复杂关系作出正确判断的。
在调和蒋介石和史迪威关系的努力失败之后，赫尔利开始促进国共谈判。他1944年9月过莫斯科时，苏联外长莫洛托夫曾对他讲，有些中国人称“自己为共产党，但他们跟共产主义毫不相干”。“不应把苏联政府跟这些‘共产分子’连到一起”。
在跟纳尔逊谈话时，莫洛托夫也把中共叫做“所谓共产党人”。赫尔利认为，如无苏联援助，中共是无力推翻蒋的，因此国共双方达成政治协议是有可能的。在赫尔利抵达重庆前，国共两方已经在商谈统一军队的问题。赫尔利来华后，便采取积极措施在政治上和军事上调停国共两方分歧。
1944年11月7日，他前往延安跟毛泽东会谈。这是他当大使前的事。在这之前，当约翰·戴维斯在10月初离重庆去延安时，他曾劝说赫尔利去这一解放区的中心。他说赫尔利将看到，使他能“和他们(指中共)领袖面对面谈判”的障碍都会被扫除干净，他将成为在总统面前对中共做出估价的人。
戴维斯还答应赫尔利，会为他把“欢迎的地毯铺好”。赫尔利访问延安的结果，是有了一份国共五点协议的草案。
这份草案是1944年11月10日由毛泽东当着赫尔利的面签字的。赫尔利把草案带回重庆，但是国民党不肯接受，反而提出了一份三点协议的草案。这一来，等于是赫尔利在延安向中共开了一张空头支票。
两份草案的主要分歧在于中国未来政府的组成问题。中共要求将现在政府改组为一个民主联合政府，由所有抗日政党和无党派政治团体参加，并由各抗日军队的代表组成。
所有军队都须服从和执行新建的联合政府和军委会的命令。国民党则坚持要在政府改组后将中共军队并入国民政府的军队，所有中共军队均应由国民政府通过军委会进行控制。国民政府也将指定一些共产党员为军委会委员。是“改组”，还是“并入”？这跟后来美、苏、英三国在波兰临时政府的组成问题上发生的争论差不多，而争论的结果则大不相同。
为了推动蒋介石进行认真的谈判，罗斯福在1944年12月15日指示赫尔利去对蒋介石说，美国人和俄国人都认为他的政府跟“华北军队”之间建立一种工作安排，将会大大加速实现把日军逐出中国的目标。总统让赫尔利向蒋“强调‘俄国人，三字”，他的意思是，苏联很快就会参战，如果蒋介石不能早日跟中共达成妥协，到那时苏联就会支持中共。
罗斯福的这一表示并不说明他在国共之间持中立态度。据总统顾问霍浦金斯后来说，罗斯福装备国民党军队的意图之一，便是让蒋介石在战后有实力去对付“中国不听话的派别”。
不消说，这些“派别”首先指的就是中共。
赫尔利当上大使后，在1944年12月向总统报告，蒋介石过去曾认为中共是苏联政府的工具，现在他相信中共不是苏联的代理人了。蒋还觉得问题可以得到解决了。
赫尔利暗示，有可能即将到来的中国内战并非不可避免，蒋介石已深信，跟中共达成协议后，他便可以统一军队，避免内战。
这位新上任的美国大使未免过于乐观了。在蒋介石的一切头衔中，他本人最珍贵的是黄埔军校的校长。蒋还是国民政府属下所有军事性质学校的校长；不论这学校是陆军、海军，还是空军的。其原因在于，传统上“师”在中国享有跟“天地、君、亲”并列的地位。作为中国军官中大部分人的校长，蒋用“师”的头衔甚至于比“委员长”办起事来还要方便。同时，赫尔利也可能没理会毛泽东的一句名言：“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若要国共两方放弃对自己军队的控制，是比登天还要难的事。
4、联合政府背后的美苏因素就在这以后不久，罗斯福、斯大林和丘吉尔于1945年2月在苏联南方雅尔塔会晤，讨论大战最后阶段和战后世界的问题。
三大国领袖在雅尔塔达成了一项关于中国的秘密协定。协定允许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外蒙古独立。协定给了苏联以原来沙俄在中国东北的殖民利益，其中包括在东北的“优先利益”，租借旅顺口军港，中苏共有东北铁路主权等。这些利益的一部分，沙俄已在1904一1905年的日俄战争失败后让给了日本。美国得到了在东北的“门户开放”利益，如大连的国际化。
罗斯福允诺，他将跟斯大林一道来说服蒋介石接受这一秘密协定条款。苏联给了蒋介石“两根胡萝卜”——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和协助中国对日作战。
雅尔塔关于中国的秘密协定粗暴地践踏了中国的主权。
什么是美苏两国对华政策的共同点？
要回答这个问题，需要先想到罗斯福的对华政策有着双重的目标：一是打败日本，二是遏制苏联。越是接近大战胜利，这个政策中的苏联因素的分量越大。
罗斯福战后外交政策的基石是美、苏之间存在着竞争。这一政策的要点，是承认和进行竞争，但要避免让竞争发展成为冲突。由于苏联能够接受罗斯福这一设计，这才在雅尔塔达成了协议。因此，在研究罗斯福战时对华政策时，一定要跟他的对苏政策一并考虑才行。美、苏两国在华的共同政策基础是它们各有一块势力范围，而且它们都认为只有蒋介石才够资格来统治中国。罗斯福在雅尔塔对苏“让步”，除了换取苏联出兵打日本外，也是为了让苏联支持国民党，而不支持共产党。
为了使中国成为维护美国在亚洲利益的中坚，罗斯福在中国成为四大国之一的问题上起了作用。但是大国地位又促使蒋介石采取更加不妥协的顽固态度。就在雅尔塔会议后不久，蒋在1945年3月1日发表演说，表示将不会把一党专政改为联合政府，而且还要在11月里召开国民大会。蒋介石继续表示要承认中共的合法性，条件是中共同意将其军队和各地政府置于国民政府之下。周恩来在3月9日致赫尔利的信中代表中共表示，蒋介石的演说已使讨论关于联合政府协议的草案不再有必要。
中共再次要求，在去旧金山参加4月举行的联合国大会的中国代表团中，中共应占3个名额。
蒋介石在关于跟中共合作问题上的顽固态度，是跟罗斯福的实际做法相一致的。罗斯福当局从未给过中共援助。不管说得多么好听，也不管美国大使馆里的二等和三等秘书的判断如何正确，罗斯福当局外交政策的最高决策层从未答应帮助中共打日本。
罗斯福只答应如果中共不去争着上台执政，他将支持把中共纳入蒋介石政府。他显然认为，一旦中共上台，就会有利于苏联而不利于美国利益。有人说美国在整个大战期间给中共的陆军物资是一副双筒望远镜，这是美军观察组长包瑞德送给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的礼物。
1944年夏派往延安的美军观察组的主要任务是情报。罗斯福怠慢中共并非由于他不知道中共在战争中的贡献和它的重要性。总统急切要求派观察员去中共地区搜集日军情报，便是明证。美国军方曾和中共磋商一旦美国海军陆战队在中国沿海登陆后双方协调作战的问题。后来未及美军登陆日本便投降了。问题在于，罗斯福当局缺乏足够的洞察力和远见，未能认识到蒋介石政权在战后是短命的；而这一点是任何外国，不管是美国、英国还是苏联都无法改变的。
赫尔利大使在1945年2月返回华盛顿述职。他对中国局势仍保持乐观态度，但承认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经过再三交涉，中共在赴联合国成立大会的中国代表团中获得一席位置。与此同时，统一军队的谈判被挂了起来。
赫尔利于同年4月初离华盛顿经伦敦和莫斯科重返中国。他于4月6日在伦敦对英帝国参谋总长伊斯梅说，美国在华的首要任务是打日本。他认为蒋介石不肯跟中共达成妥协的主要借口，是中共受了外国援助。
赫尔利曾跟苏联人谈了这个问题，苏方说并未援助中共。但是蒋介石听后不相信。赫尔利需要苏联再次确认这一点，以便说服蒋。赫尔利说，如果能做到这一点，“达成妥协便不难了，这样国共双方部队就可以团结起来打日本了”。
赫尔利的上述看法，也就是达不成协议并非由于中共方面的错误，是对头的。
他在来华途中听到了罗斯福总统去世和杜鲁门继任总统的消息。
然而他还是回重庆返任，继续他在中国的使命。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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