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华说史，史说自话。欢迎大家【关注】我，一起谈古论今，纵论天下大势。
麦卡锡主义的主要恶果，是制造了一场美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政治大迫害，导致美国在一九五○至一九五四年间处于一个政治上极端黑暗的历史时期。
麦卡锡主义曾横行一时，几乎“俘虏了两个总统”，左右着美国统治集团的行政、立法和司法各个部门，以至于人们将麦卡锡主义猖狂时期称为“麦卡锡时代”。
在麦卡锡时代，美国政府、国会和最高法院在内政方面制定了一系列新的反动措施。
1、黑暗的“麦卡锡时代”杜鲁门政府和艾森豪威尔政府，在一般的反共、反民主问题上与麦卡锡主义没有实质性的分歧。但是，出于政治上利害得失的考虑，在麦卡锡主义的攻击下，它们不得不以强化忠诚调查等方式，竭力表明自己对共产主义既不软弱，更不会帮忙，在麦卡锡主义兴起后不久，杜鲁门签署“立即开除法”，授予国务院、国防部等十个政府机要部门负责人“立即开除”的权力，即他们有权开除任何一个在他们看来对“国家安全”可能有害的政府雇员。
当麦卡锡主义甚嚣尘上之时，杜鲁门于一九五一年四月二十八日发布第一○二四一号行政命令，把开除政府雇员的标准由“合理的根据”改为“合理的怀疑”：也就是说，对在忠诚审查中所涉及的雇员，只要有所谓“合理的怀疑”，就可予以开除。
艾森豪威尔是在麦卡锡主义极其猖獗时期上台的。他上台后不久，就于一九五三年四月二十七日发布一○四五○号行政命令，即“安全调查法令”，以“安全计划”取代杜鲁门的忠诚计划。
安全调查法令规定：把忠诚审查扩大为安全审查；此外，经过安全审查，不仅有“叛国嫌疑”的人，而且“与国家安全不相符”的政府雇员，都应予以解职。
同年十月十三日，艾森豪威尔又发布第一○四九一号行政命令，补充他的安全调查法令。此令规定：如受审查者拒向国会的委员会提供不利于己的证词，其行为即可视为“违反国家安全利益”，艾森豪威尔的上述两项命令，是对杜鲁门关于忠诚调查一系列法令的发展，大大扩大了对政府雇员审查的范围，在很短时间内，使大批无辜的政府雇员在种种“与国家安全不相符”的借口下，被开除公职。
美国国会受麦卡锡主义影响最深，是麦卡锡时代国家机构中反共最积极的一个部分。国会是麦卡锡主义的发源地和麦卡锡活动的主要场所，国会里有一批死心塌地的麦卡锡的追随者和支持者，他们在立法和其他活动中与麦卡锡相呼应，狂热地反共、反民主，推动政府制订更为反动的对内政策。
一九五○年九月二十三日，国会参、众两院推翻总统杜鲁门的否决，通过迫害美国共产党和其他进步组织的“国内安全法”（即麦卡伦法）。该法案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是一九五○年颠覆活动控制法，包括四十年代末期几次未获通过的蒙特-尼克松法案的内容。
第二部分是紧急状态拘留法，“国内安全法”要求美国共产党及其所谓外围组织得向美国司法机关进行登记，开列其负责人名单和说明经费来源：还规定这些组织的成员必须进行个人登记，凡拒绝登记者应处以一万美元罚款或判处五年徒刑。
该法案还授权司法部长在“国内安全处于紧急状态”时，可逮捕任何“可能进行间谍活动和破坏活动”的人。“国内安全法”实际上在美国历史上第一次以法律的形式，宣布一个反对党和其他进步组织不再享有受法律保护的权利。
根据这一法案，成立了颠覆活动控制委员会，以实施法案中的某些条款：并建立六个拘留营，以便在统治集团认为必要时关押进步人士。
一九五二年六月二十七日，国会又推翻总统杜鲁门的否决，通过反共和迫害移民及外侨的“移民及国籍法”（即麦卡伦-沃尔特法)。这个法案包括“国内安全法”的全部内容，并把该法案的实施范围扩大到加入美国国籍十年以内的一千一百万美国公民和三百万外国侨民，从而在政治上对他们加以限制和迫害。法案要求他们法院坦白是否参与过“颠覆活动”，授权司法部门把任何有“颠覆活动嫌疑”的人都驱逐出境。
一九五四年八月二十四日，国会通过“共产党管制法”(即汉弗莱-巴特勒法)，得到总统艾森豪威尔的签署。
法案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宣布美国共产党不受法律保护，第二部分宣布所渭“共产党渗入”的组织和工会也是非法的。这一法案补充了一九五○年“国内安全法”，进一步加强对美国共产党和进步组织与工会的迫害。其反动性超过美国历史上任何反共法律。
以上三项立法是国会在麦卡锡时代所通过的大批反共、反民主法案中最反动、最具有代表性的。麦卡锡及其追随者和支持者在制定和通过这些法案时起了重要作用。
2、受到迫害的人除了在立法方面以反共名义向人民权利进攻以外，国会的许多委员会和小组委员会纷纷仿效麦卡锡委员会，从事各种“安全调查”，非法审讯民主人士。尤其是反共、反民主的历史较久的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和参院国内安全小组委员会不甘落后，加紧对工会会员、教育工作者、牧师和自由主义团体成员进行调查。
它们的调查都是麦卡锡主义式的调查，是十足的政治迫害。在麦卡锡时代，国会重要的“安全调查”次数迅速上升。
第八十一届国会（一九四九至一九五一年)有二十四次，第八十二届国会（一九五一至一九五三年)为三十四次，第八十三届国会（一九五三至一九五五年)次数最多，达五十一次。国会的一些反共调查，由于政治歇斯底里变得荒唐透顶。参议院的一个小组委员会竟然调查起所谓“共产主义与同性恋的关系”来了。
美国最高法院在麦卡锡时代初期也投入到反共、反民主的活动之中。一九五○年六月，最高法院投票认可一九四○年国会通过的“史密斯法”符合宪法，从而维持了一九四九年对美国共产党十一名领袖的无理判决，并且使得更多的党的各级领导人被逮捕和判刑。
麦卡锡主义的横行，统治集团对内政策的进一步反动化，加上朝鲜战争等因素，致使美国的反共歇斯底里在麦卡锡代发展到极其严重的地步。
在麦卡锡发表惠林演说三个月后的“五·一”国际劳动节那天，为了制造反共恐怖气氛，美国退伍军人团在两名变节的前美国共产党地方组织领导人的“参谋”下，在麦卡锡的故乡威斯康星州的默森尼镇上，举行全体居民参加的“共产党政变”模拟演出：镇上设起路障，居民失去自由、吃黑面包；孩子们被追举着“宗教是人民的精神鸦片”的标语牌，在街上走来走去。
而红颜色则成为这种异端邪说的标志，同样不能被容忍。辛辛那提的棒球红队一度因之而更改名称。“粉红色”则成为共产党“同路人”的同义词。社会学教师如不骂“共产主义”，就有被解雇的危险。反共狂热分子得到的讲演费最高。甚至连“美国小姐”的侯选人，都必须陈述她对马克思的看法。
这一时期人人自危的猜疑、恐怖气氛笼罩着全美国。没有什么东西不能怀疑，而受到怀疑就等于有罪。一九五二年至一九五五年间，美国作家海伦·尼尔林和斯科特·尼尔林夫妇，曾驱车旅游美国各地，进行社会考察，事后在《今日美国》一书中，生动地描述了当时美国的政治气氛。
他们写道：
“我们国家有一种在法律下变相的恐怖统治，毒化人民，使他们恐惧和怀恨外国敌人和彼此相互害怕和猜疑。…我们在游历中到处感到这种不安的气氛。男女老少都陷入一种大恐怖的气氛中。成年人一听到‘共产主义’就全身发抖。教师们从教室里也报道说，儿童们也感觉到成年世界神经紧张的意味。”
在反共歇斯底里的气氛中，不仅美国共产党和进步组织受到公开镇压，而且千千万万与共产党从无任何联系的人，包括“新政派”等资产阶级自由派分子在内，被扣上“共产党”或共产党的“同路人”的帽子，蒙冤受辱。
3、受牵连的人麦卡锡主义迫害最主要的方式有两种。
一种是法律的，就是依照反动法律，公开限制甚至剥夺受害者的公民权利，判处罚款以至徒刑。这是最露骨、最残酷的迫害方式。
另一种是社会的，就是使受害者处于反共的社会压力之下，名誉被毁，遭到排斥，在精神上受到折磨，甚至失去工作，无法谋生。有的人不堪忍受这种压力，走上自杀的绝路。后一种方式在麦卡锡主义迫害中更为普遍。
直接受到麦卡锡主义迫害的首先就是拉铁摩尔、谢伟思和其他“中国通”。
尽管泰丁斯委员会调查的结果证明麦卡锡的指控毫无根据，但拉铁摩尔这位一度受尊敬的学者还是不受信任，失去学术研究的充分自由。他的文章不再出现在美国的专业和通俗刊物上，直到一九六八年美国才出版他的新著。
谢伟思虽经七次调查和审讯被宣布无罪，但后来还是和戴维斯、克乐布、范宣德等“中国通”一起作为“丢失中国”的替罪羊被赶出外交界，直到中美关系开始实现正常化以后才得以恢复名誉。
为“中国通”们辩护过的人和一些“中国通”的孩子，也受到不同形式的株连。美国汉学权威、哈佛大学教授费正清曾替谢伟思仗义执言，过后不久，美国军方就拒不批准他去访问美军占领下的日本。有人还给他扣上“共产党”的帽子，以致他的某些学生在申请工作时不敢说出这位老师的名字。范宣德一位在北京出生的女儿，当其父亲受迫害时，她在校园里受到一些同学围攻，被叫做“共产党”。
麦卡锡初期所指控的人，一年以后都仍然受到不同形式的迫害，其中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受到忠诚审查或安全审查。
在这些受审查的人中，有百分之二十四的人被开除公职。
凡是敢于在麦卡锡委员会的调查听证会上，援引宪法第五条修正案或第一条修正案，拒绝回答陷害性问题的人，大都被控犯了蔑视国会罪，或被罚款，或被判刑。
在以麦卡锡主义为标志的政治大迫害中，美国社会各界不计其数的人蒙冤受辱。
中国人民的明友、著名作家埃德加·斯诺由于同情和支持中国革命，被联邦调查局视为“危险分子”，不许报刊发表他的文章。他被迫迁居瑞士，护照上还注明禁止前往中国旅行。
著名电影艺术家查理·卓别林由于编、演进步影片和在二次世界大战中呼吁开辟援苏抗德第二战场，被诬为共产党的“同路人”，遭到人身攻击。他的新影片《舞台生涯》不准在美国上映。他在一九五二年赴欧旅行后被拒绝重返美国。
美国“原子弹之父”、著名的核物理学家罗伯特·奥本海默由于有“叛国嫌疑”被剥夺参与机密工作的权利。伟大的科学家艾伯特·爱因斯坦被怀疑为“苏联间谍”，受到联邦调查局的长期跟踪和监视。以上几位在麦卡锡时代遭受政治迫害的都是知名人士，至于受害的无辜普通人，就不知有多少了。
这里应当提到的是，受迫害的有许多华侨，其中有著名女演员、作家王莹。她由于在美国宣传过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业绩和向往新生的社会主义祖国，和丈夫双双被捕入狱，一九五四年被驱逐出美国，回到祖国的怀抱。王莹根据自已的亲身经历，写出传记体小说《两种美国人》，描写了麦卡锡时代的反共歇斯底里和对移民及外侨的迫害。
艾森豪威尔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
“麦卡锡主义损害了不少人，也损害了美国。没有一个人能够安全地不受到享有国会豁免权的人滥用权力所作出的轻率指控的危险。教师、政府雇员乃至部长阁员也都动辄得咎。被指控为与共产党有牵连或为共产党的成员的无辜善良的人，直到今天还无法给自己完全洗掉污名。”
五十年代后期，美国国内反共歇斯底里和大规模的政治迫害基本结束，但麦卡锡主义造成的许多政治恶果仍然存在：不独美国共产党和许多民主、进步团体遭到严重摧残，如艾森豪威尔所承认，千千万万在麦卡锡时代受到迫害的人依然蒙受着不白之冤，在政治上没有翻身。
幸免于害的人们对恐怖的麦卡锡时代心有余悸，宁可远离政治，保持缄默麦卡锡时代出现的“沉默的一代”继续存在，成为这一时期美国政治生活的一个特征。
“沉默的一代”是指五十年代美国的青年学生，他们对政治漠不关心，没有什么理想抱负，不愿介入任何严肃的讨论，一味追求舒适安逸的生活。
五十年代后期，除刚刚兴起的黑人运动外，美国人民没有进行有组织、声势巨大的争取民主权利的斗争，而是生活在一种沉闷、压抑的政治气氛中。
阿瑟·林克和威廉·卡顿从超阶级的立场指出了这一问题。
他们写道：
“总的来看(丑恶的、制造分裂的红色恐怖除外)，五十年代是平静的、相对稳定而和谐的、不加鉴别而自鸣得意的，但也是很沉闷的。”
不过，他们没有说明，正是“丑恶的、制造分裂的红色恐怖”造成了沉闷的局面。
4、对华敌视政策的源头麦卡锡主义的恶劣影响突出表现在国内政治方面，但麦卡锡主义对美国外交政策所产生的明显的或潜在的影响是不能忽视的。可以说，麦卡锡主义是战后美国以反共为核心思想的冷战政策的产物。但是，麦卡锡指控和调查的主要对象是掌管外交的国务院，政治攻击的主要矛头针对的是杜鲁门、艾森豪威尔的外交政策。
麦卡锡主义在美国外交领域中产生强大而持久的反共政治压力，是使美国外交政策长期凝固在“遏制”共产主义的冷战模式里的一个重要因素。
富布赖特在一九七二年论及美国外交政策僵化问题时指出：
“自从那个时候（麦卡锡时代)起，每一个总统都处于要表现他的反共正统观念的紧张压力之下。”
美国统治集团的成员以至政府普通官员，在涉及外交问题时都把反共原则当作政治护身符。出于这一原因和其他因素，在麦卡锡时代结束后的十几年里，尽管国际形势发生极其巨大的变化，美国的几届政府却一直顽固地把反共思想作为外交政策的原则，墨守反共思想所派生出来的两种理论——“共产主义运动铁板一块论”和“多米诺骨牌理论”，不顾国际政治和美国实力的现实，向外进行包括越南战争在内的不断升级的军事侵路和经济、政治扩张，以致最终损害了美国的实际利益，迫使尼克松上台后对美国外交政策实行全面调整。
麦卡锡主义对美国外交政策产生影响的一个重要后果，乃是美国长期奉行支持蒋介石国民党、敌视中国人民的反华政策。中国革命刚刚取得胜利的时候，杜鲁门政府曾考虑过承认新中国和建立外交关系的可能性，但在朝鲜战争爆发后，杜鲁门政府就正式确定了反华政策。
其直接的、主要的原因就是朝鲜战争。然而，麦卡锡攻击杜鲁门政府“丢失中国”和“出卖蒋介石”，并迫害“中国通”，以及极力宣扬不支持蒋介石就是“非美”等言行，对于杜鲁门政府重新制订对华政策是很有影响的。
麦卡锡身败名裂以后，麦卡锡主义的阴影依然长期笼罩着美国对华政策。对“中国通”的残酷迫害，毁掉了美国“整整一代官方中国问题专家，…很久之后才出现了新的一代中国问题专家。”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许多美国职业外交官和学者把对中国问题的研究视作一个危险区域而不敢涉足，中国问题专家则无权或不愿向政府提出大胆的对华政策的建设性意见。这种情况使得美国统治集团的决策人物在处理对华关系时，经常处于严重的盲目状态。
麦卡锡主义在迫害“中国通”的同时，大大助长了亲蒋、反共的美国“院外援华集团”的势力，使之气焰嚣张，长期左右着美国的对华政策。
麦卡锡主义的幽灵使一些人在探索调整美国对华政策问题上畏缩不前。约翰·肯尼迪曾认为亲蒋、反共的对华政策失之于僵化，应当有所改变。但上台后由于害怕招惹对共产主义“软弱”、“叛卖”之类的麦卡锡主义式的攻击，对此也不敢贸然提出了。
尼克松上台后认识到必须调整对华政策并采取行动时，美国国务院中一些负责远东事务的官员感到十分不安。亨利·基辛格分析指出，他们作出这样反应的原因之一，可能是“对麦卡锡时代那些主张对共产党中国采取大胆步骤的人，所受到的严酷迫害记忆犹新，心有余悸”。
（正文完）
如果有其他关于历史领域的话题或观点可以【关注】我私聊，也可以在下方评论区留言，第一时间回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