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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鲁门政府的忠诚调查主要由联邦调查局负责，但联邦调查局的活动范围要比忠诚调查大得多。联邦调查局派遣数以千计的密探，打进全国许多组织和团体中去。
根据联邦调查局局长胡佛自己承认的数字，在二万九千名美国人中间就安置有一名属于编制内的密探。一切被怀疑为“传播危险思想”、“与共产主义有关”的人，以及其他犯有类似“罪行”的人，都被编成带有指纹的档案。为了维持日益扩大的活动，联邦调查局的开支从一九四○年的八百万美元激增到一九四八年的六千四百万美元。
1、红色恐怖杜鲁门的忠诚调查法令，给予充当反共、反民主急先锋的国会以新的刺激。
国会关于国内安全问题的调查案件迅速上升。第七十九届国会（一九四五至一九四七年）只有四次，第八十届国会（一九四七至一九四九年)增加到二十二次。在这些调查案件中，著名的有好莱坞调查。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在战后反共、反民主活动中十分活跃，一九四七年六月至十一月，该委员会对好莱坞电影界进行调查，揭露所谓共产党对电影事业的“渗透”。调查毫无结果。但在委员会的建议下，好莱坞十君子——十名电影工作者，由于在听证会上援引宪法第五条修正案，拒绝回答挑衅性的问题，被法院判处蔑视国会罪，并被解雇，离开了电影界。
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除进行反共调查以外，为打击民主、进步力量并限制人民民主权利，还制造黑名单进行政治迫害。该委员会所开列的黑名单，人数众多，范围广泛，有工会领袖、教授、科学家、牧师、医生、艺术家、电影刷本作家、小说家和电台时事评论员等等。许多人仅仅因为上了黑名单而成为可疑分子，就失去工作，受到冷落。从它于一九三八年成立起的十年间，该委员会所花的经费多达一百零五万美元。
其一系列恶劣做法，后被麦卡锡所仿效和发展，美国国会还以立法手段加强反共、反民主的活动。一九四八年，共和党众议员蒙特和尼克松联合提出反共的蒙特法。
该法案规定：
共产党员和进步组织的成员必须向法院登记；禁止共产党员在政府中任职并剥夺他们领取出国护照的权利。此法案在当时虽未被通过，但到一九五○年经稍加修改后，成为国内安全法（即麦卡伦法)的一部分。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受到压抑的法西斯团体和右翼反共组织，随着战争结束重新抬头，在“爱国主义”和“反对国内共产主义威胁”的旗号下，从事反共、反民主活动非常卖力。这些活动多种多样，极其广泛。其中包括进行院外活动，对国会和政府施加影响，以促使统治集团推行反动的对内政策；从事反共宣传，举行游行示威，布置纠察线，编造黑名单，进行忠诚调查；等等。
例如，美国商会散发一系列小册子，“揭露”所谓政府和工会里的共产党人，乱扣红帽子；美国退伍军人团参与对电影界“左翼分子”的迫害：
“美国革命女儿”组织干预学校教科书的内容，致使美国许多教科书的地图上苏联的位置是个空白。在纽约，几名前联邦调查局特务出版一种小册子，名为《红色渠道》，列出包括“与共产党有关系”的一百五十名作家、演员、导演的黑名单。其中有一名著名的电台节目女主持人和其他一些人很快就失去工作。电台负责人对那位女主持人说，他不相信她与共产党有任何联系，但由于其名声受到诋毁，电台很难再留她工作。在南部各州和中西部一些州里，三K党党徒重新穿上白色长袍，到处搜索共产党人和无神论者，迫害黑人和其他少数民族。右翼反共组织的活动得到麦考密克、赫斯特和加奈特等右翼报系的大力支持和广泛宣传。
战后初期美国数目繁多的各种反动社团和政治组织的活动，使当时反共、反民主的政治气氛大为狂热起来，有利于美国统治集团对外侵略扩张，对内镇压人民，因此得到垄断资产阶级的支持。许多右翼反共组织后来积极支持麦卡锡，成为麦卡锡主义的社会基础。
四十年代后期，美国共产党和许多进步组织以及大批的民主人士都受到疯狂的政治迫害。一九四八年六月，美国共产党的十二名领导人被逮捕。第二年十月，法院对其中的十人以“阴谋煽动暴力推翻美国政府”的罪名判处罚款和监禁。中国人民的伟大朋友、进步作家史沫特莱被陆军当局诬陷为苏联间谍，其《伟大的道路》一书的合同被取消，本人被迫迁居伦敦。随着反共反民主的政治迫害愈演愈烈，对外侨和非白种人的歧视与迫害也变得日益严重，许多黑人被处以私刑，惨遭杀害。
2、工人罢工的威胁应当指出，战后美国反共歇斯底里的出现，还有许多复杂而深刻的国内政治、经济等方面的背景。战后美国工人大罢工就是其一。
大战结束以后，美国没有出现原先人们所普遍预料的严重经济衰退，相反，在战时景气的基础上，加上朝鲜战争等因素的刺激，“经济继续以较高的速度向前发展。一九四五至一九五五年间，虽然出现两次短暂的经济危机，但工业生产指数仍增长近一倍，农业生产情况也较好。但是，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并没有得到相应的提高。战时和战后，美国物价不断上涨。在一九四四年至一九五○年期间，消费品价格上涨百分之四十点二，工人工资在同期仅增加百分之二十五，生活水平相对下降。
而垄断资本家的利润在同时期却增加百分之九十七点五。战后失业问题也较严重。战后初期失业人数经常保持在二百万到二百五十万之间，占就业总人数的百分之五左右。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人民同仇敌忾，把主要精力投入反法西斯战争之中。战争结束之后，美国工人阶级立即掀起以改善经济生活为主要目标的罢工斗争。特别是一九四六年，罢工多达四千九百八十五次，参加罢工的人数为四百六十万人，损失工作日为十一万六千个。这一年是美国有史以来罢工规模最大的一年。
大规模的罢工斗争，严重损失了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使美国对外扩张受到挫折，从而引起统治集团的恐慌和敌视。面对着当时国内外的形势，他们把反劳工政策和反共、反民主政策结合在一起，拿起反对共产主义威胁的大棒，残酷镇压工人运动。
国会讨论了大量的反劳工立法，第七十九届国会有九十项左右，到下一届国会其数大增，约有二百五十项。这些反劳工法案虽然大部分未被通过，但表明了国会的反劳工立场。一九四七年六月二十三日，国会推翻总统杜鲁门的否决，通过由共和党人塔夫脱和哈特莱所提出的一项反劳工法案，即一九四七年劳资关系法，又称塔夫脱-哈特莱法。此法是战后最反动的反劳工立法。它剥夺美国工人阶级在“新政”时期获得的一些罢工权利，制订出新的镇压罢工的条例，如罢工前必须有六十天静候调查的“冷却时期”。
此外还含有反共、反民主的条款，即禁止工会容纳共产党员，或被认为赞助共产主义思想或政策的同情者；而且，工会必须作出没有共产党党员的保证并具结。为镇压工人罢工，统治集团制造舆论，胡说工人罢工是共产党间谍挑动的，并污蔑工会受到共产党的控制。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给许多工会扣上红帽子，如产联所属的联合电气工人工会、毛皮工人工会、西海岸码头工人工会和农业工人工会等。
美国独立的先驱托马斯·潘因曾自豪地赞扬美国是“欧洲各地被迫害的、酷爱政治自由和宗教自由者的避难所”。
现在，这句话和巍然屹立在纽约港口的自由女神一样，由于疯狂的政治迫害已成为对历史的嘲弄。在四十年代后期，由于统治集团的内讧和美国对外扩张遭到挫折，反共反民主的政治迫害继续发展，成为麦卡锡主义的先声。
3、共和党的翻盘政治迫害洪水的泛滥，最终淹到杜鲁门政府里来了。一九四八年以前，已有不少人喧嚷“共产主义渗入了政府”，但在反共狂热中还不是一个突出的问题。从一九四八年起，事态起了变化：“国内共产主义威胁”问题转而成为“政府中的共产党人”问题。共和党与民主党之间的党派斗争，对于这一转变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在大战结束后的头十年里，共和党与民主党之间的斗争十分激烈，其激烈程度之大在美国历史上并不多见。
在三十年代以前，除一九一三至一九二一年间民主党人威尔逊担任两届总统以外，共和党执掌政权长达四十年之久。从三十年代经济大危机时期富兰克林·罗斯福当选总统、实行“新政”以后，共和党与民主党之间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
罗斯福政府实行新政，缓和了经济危机，挽救了美国的资本主义制度，一度得到垄断资产阶级的支持。新政中的一些有利于劳动人民的措施也得到人民的拥护。因此，民主党的声望鹊起，而共和党的政治影响明显下降。从一九三○年民主党在全国选举中获胜而成为参众两院的多数党以及一九三二年民主党赢得总统竞选、罗斯福入主白宫起，直到二次大战结束，共和党在历次国会与总统的选举中都遭到失败，一直处于少数党和在野党的地位。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面临德、意、日法西斯的严重威胁，共和党不得不和民主党一起实行两党一致的外交政策。在内政方面，共和党被新政的成果所压倒，找不到特别有争议的问题攻击民主党，因而党派斗争比较缓和。
大战的炮火一平息，共和党与民主党之间的党派斗争就立刻尖锐起来。两党斗争的内容频多。
在内政方面，共和党内的反新政分子仍然耿耿于怀，企图全盘否定新政。对于杜鲁门提出的“公平施政”，共和党人更是极力反对，使之成效不大。
共和党人利用战后初期国内的通货膨胀问题，在竞选中向选民提出煽动性的问题：“受够了吗？”在外交方面，孤立主义势力的残余在共和党内有较大影响；以共和党人为主的“亚洲第一派”不赞成把美国的对外扩张重点放在欧洲。但是，上述问题都不是两党斗争的主要问题。
由于当时国际、国内的政治形势，所谓“共产主义威胁”问题便成为两党进行党派斗争的主要课题。
共和党人抓住罗斯福出席的雅尔塔会议等问题大作文章，攻击民主党政府“对共产主义软弱”，并竭力宣扬“政府中有共产党人”。在一九四六年的国会选举中，共和党十六年来第一次赢得对国会两院的控制，与此同时，共和党还新夺得二十五个州的州长职位。
共和党在竞选纲领中声称要“把共产党清除出政府”。因此，有的学者指出：“有关共产主义问题的争议渗入了一九四六年的选举，并且显然是共和党获胜的一个因素。”
在这次选举中，尼克松和麦卡锡都以很大的优势分别当选为众议员和参议员。
4、共和党的反击共和党控制第八十届国会后，加紧策划对政府安全问题的调查，使杜鲁门感到恐慌，他以发布忠诚调查法令来对付共和党。
在法令发布之后，他曾对人说：
“这一下总该免除‘民主党人对共产党人态度软弱'这种诽谤了吧！”
杜鲁门的忠诚计划暂时达到了这一目的，但后来的事态发展表明，忠诚计划不但未能免除民主党人所受到的诽谤，而且，共和党人很快就反过来利用这一计划，攻击杜鲁门制订这个计划是为了掩盖政府的安全问题。同时，共和党人通过他们所控制的众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等国会机构，加紧进行反共、反民主活动，力图在这方面超过民主党政府，此外，又着手调查政府的安全问题，蓄意使政府陷入困境。
杜鲁门在他的回忆录里写道：
“世界共产主义及其侵略是一个全国性的而不是某一政党的问题。我感到遗憾的是，在国内搜查共产党和在全世界迎击他们的威胁这一工作，竟成了政治问题。”“在反共问题上，国会和政府之间，民主党与共和党之间，根本不应该有竞争。”
不应该的事情还是发生了。共和党与民主党在反共问题上激烈的党派竞争，对战后美国反共、反民主的活动，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在共和党的控制下，第八十届国会的安全问题调查案比上一届国会增加四倍多。更重要的是，以一九四八年为转折点，国会的国内安全调查重点由政府以外转到政府内部，这一年是大选年，共和党与民主党的相互攻讦因而进一步激化。
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开始调查一系列“间谍案”，都要涉及到民主党政府。
一九四八年七月，自称是前共产党间谍的伊丽莎白·本特莉告诉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罗斯福的战时助理柯里以及前财政部长助理怀特都是苏联间谍。柯里和怀特都予以否认。
最耸人听闻的是希斯案。
阿尔杰·希斯当时任著名的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主席。他曾在国务院担任特别政治事务科科长等重要职务，作为罗斯福的顾问参加过雅尔塔会议，在起草联合国宪章的旧金山会议上任秘书长，一九四六年初是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团首席顾问。希斯曾拥护罗斯福的新政。
与后来任国务卿的艾奇逊等民主党人关系十分密切。
自称是前美国共产党员的《时代》杂志高级编辑惠特克·钱伯斯，于一九四八年八月在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的听证会上，指控希斯和另外八名前政府官员是共产党间谍网的成员。钱伯斯还告诉委员会，希斯在国务院工作时曾将国务院文件偷偷加以复制，通过他交给苏联间谍，希斯坚决否认钱伯斯的指控，并反控他犯了伪证罪。
希斯案引起共和党人的极大兴趣。他们沾沾自喜的是终于在间谍案中找到了一个有影响的新政派人物、民主党政府的前任高级官员。共和党人抓住希斯案不放，要求彻底查清。当时任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成员、积极从事反共活动的尼克松，对这一案件的调查起了主要作用。
在尼克松的支持下，钱伯斯带领调查人员来到一片南瓜地里，从一个南瓜里掏出藏在里面的拍有国务院机密文件的缩微胶卷，以落实他对希斯的指控。
共和党人处心积虑地对希斯案大肆渲染，把此案作为政府里有共产党人的重要证据，进而扩大对民主党人的攻击。
在希斯被定罪之后，一贯积极反共的前总统、共和党人赫伯特·胡佛向尼克松发去贺电，文中写道：
“阿尔杰·希斯的定罪全部应归功于你的耐心和锲而不舍的精神。我国政府中存在的叛国逆流终于以人人信服的方式被揭露出来。”
尼克松因调查希斯案有功而名扬全国，成为一个反共英雄，在政治上飞黄腾达。在希斯案的调查结束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共和党人包括麦卡锡在内，一直把这一案件作为攻击民主党人的重磅政治炮弹。
5、共和党的惨败关于希斯案的调查虽然是以国会的一个委员会的名义进行的，但始终带有明显的党派斗争色彩。“此案对于杜鲁门政府和民主党人无疑是一个很大的打击，使之处于十分被动的地位。对于共和党人围绕希斯案的所作所为，杜鲁门政府采取以攻为守的策略。此案开始调查时，正值总统国会大选。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九日，杜鲁门在记者招待会上指责希斯案的调查是共和党人“转移注意力的花招”。共和党人马上又以此为把柄，宣传杜鲁门政府和民主党人企图包庇希斯。希斯案震动了美国，加重了社会上对于政府安全问题的猜疑和对间谍案的恐惧心理。
安德烈·莫鲁瓦写道，希斯案“发生了这一戏剧性的转折后，公众就有这样一个看法，认为不论是罗斯福的还是杜鲁门的新政政府都不肯承认共产党的威胁，也并没有保卫国家抵抗颠覆活动”。
共和党人在希斯案上取得了胜利，但在一九四八年大选中却遭到料想不到的失败。共和党人本来认为这次大选胜利在握。盖洛普民意测验也表明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托马斯·杜威会当选总统，一家报纸还提前印出杜威当选总统的号外。
正当共和党人满怀信心地准备上台执政时，选举结果传来：杜鲁门当选连任总统，民主党夺回对国会两院的控制权。
在这次大选中，民主党人为了在反共竞赛中压倒共和党，在竞选纲领中振振有词地谴贵“外国和本国”的共产主义，保证坚决实施反颠覆法。杜鲁门乘上总统专列火车进行别出心裁的旅行竞选。
在竞选中，杜鲁门对共和党人进行猛烈的攻击。
他说：
“共和党不要统一。…他们需要那种有利于全国制造商协会、私人利益院外集团、不动产院外集团的以及自私利益的统一。”
还说：
“像创立欧洲法西斯政权的权势势力一样的人们，正在通过共和党进行活动，以便损害美国民主。”
杜鲁门还召集共和党控制的第八十届国会会议，向共和党人出难题，并把这届国会称为“无所事事的国会”而大加嘲弄。
意外的竞选失败使共和党人恼羞成怒，民主党人的政治攻击遭到他们凶狠的报复。共和党人开始把他们在国会里的对手称为“叛国党”的党员、“共产民主党人”，南达科他州的共和党参议员蒙特要求总统在政府雇员中把那些“由于有亲苏倾向而使我们的外交政策陷入一片可伯的混乱”的人“清查出来”。
一些共和党人攻击民主党从罗斯福以来的外交政策对共产主义软弱，指责罗斯福在雅尔塔会议上与苏联签订的秘密协定是一次出卖。共和党与民主党的党派斗争日益呈现出一片互相诽谤、辱骂和中伤的混乱局面。
我们通过这种混乱局面可以看到：
共和党与民主党利用反共问题进行争权夺利的党派斗争的原因，归根到底在于反共政策适应了当时美国垄断资产阶级对外扩张、对内统治的需要。
共和党与民主党之间的党派攻讦继续发展，并使麦卡锡从中渔利，麦卡锡主义得以兴起。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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