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拥有着几千年的发展历史，在这悠久的历史长河中，文字记载是中华文化继承和传播的载体，正是因为文字的记载使中华文明在几千年后仍然熠熠生辉。而与文字的记载、保存密切相关的是档案工作的建立与发展。

“史官何所录，称瑞满天京”，在古代如若能充分运用档案中的资料，就有益于国家决策的发布与施行，从而有利于巩固统治，故古时统治者十分重视档案的管理工作。汉代亦是如此，历史上汉代的存在时间长达四百年，在此期间汉朝的档案管理工作也有所发展。

因缺少确凿的资料证明，我国古代档案工作的开始时间尚未得知，但在河南安阳殷墟中曾有甲骨文档案被出土，其内容表明在公元前的殷商武丁时期，王朝的的档案已经进行集中保管了。

从殷墟集中出土的一万七千多片甲骨来看，它们很可能是武丁时期的档案库，有的坑储存的甲骨是一个朝代的，有的坑是累积几个朝代的。这种现象说明殷商时期的统治者已经非常重视档案的收集工作。商代的甲骨档案是如今发现的最早的官府文书。

春秋战国时，许多国家也非常重视档案的收集工作，还设立了专门管理档案的官员，进行系统化操作。国家统治者对于本国颁布的政令、各国间来往的文书、以及一些政治活动的记录等都要收集起来，交给专门的史官进行保管。

在秦朝时因统治者受法家思想影响较深，故对法律档案也有明确的规定，百姓和官吏对于法律条文的查询和法官的解释都要有所记录，写在竹简上妥善保存。

《汉书》也记载:“兴汉,改秦之败,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两汉时期存在时间较长，又因其政治、文化兴盛发达，故两汉时期档案的集中规模是前代无法相比的。

刘邦到了秦首都咸阳城后，萧何将与秦朝有关的资料、图书都收藏了起来，为新兴的汉朝统治者制定国策提供了依据。汉朝统治者建立专门机构进行藏书，还多次下达诏令广开献书之路，由此汉朝的皇家档案馆中汇集了大量的档案典籍。

隋唐统治者也十分重视档案的收集与管理，专门设置史馆负责档案管理工作。起居注、时政记等皇家记注材料和全国各地主要官府的档案材料都要录送到史馆。唐朝统治者还制定了相关的法律文书，对档案录送的过程做了详细规定。

宋朝的档案工作相比于隋唐更加详细与完善，根据不同的国情统治者制定了更加符合本朝发展的档案制度。宋代时，地方各级的档案文书都要按期逐级上送，其档案收集范围十分广泛，对于朝政大事一般要求随日必录。

根据史料记载，元将张柔在攻下汴京后，首要拿取的不是里面的金银财宝，而是宋朝的档案文书，由此可见元朝对于档案典籍的重视程度。明王朝建立前，朱元璋就多次下令收集元朝的各种档案，并鼓励敌方将领在投降时带上档案以表诚意，朱元璋的这一政策使明王朝建立之初就收集了大量档案资料。

清代的诸多学者对于档案工作的研究，也推动了清代档案工作的发展。清代杰出的史学家章学诚对于档案收集工作就颇有自己的看法，他建议清政府在各州县设立专门搜集地方文献的志科，还具体阐述了搜集档案的范围，为现代档案馆的建设提供了借鉴。

从商至清，档案工作一直受到重视并有所发展，而汉朝则是档案工作发展的有力推动力量。作为一个拥有四百多年历史的封建王朝，汉朝统治者十分重视档案及档案管理工作，并将其视为巩固统治的重要环节。

档案管理的首要步骤就是档案资料的收集工作，在古代交通与通信技术尚不发达，统治者要收集某方面的档案资料将会耗费较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如若收集的资料利用价值较高、实用性强那么将会大大有益于决策的颁布与施行，如若收集到的资料无所价值，那么耗费的成本将得不到回报。

因此，汉朝的统治者非常重视档案资料的收集。《汉书·艺文志》：“汉兴、改秦之败，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在汉朝建立之初，统治者就已经开辟了专门的渠道广泛收集档案资料。汉武帝统治时期，统治者就制定收集档案资料的方法，并设置相关官职。

成帝时《尚书》散失严重，统治者曾派陈农向天下征求尚书所缺失的部分，由于汉朝十分重视档案资料的收集并采取了许多有效的措施，大量的档案资料被收集至中央，为汉朝的政策实施提供了有效借鉴。

根据档案资料的管理过程，收集之后就涉及其立卷、移交制度了。上计是汉朝各郡国、州、县等地方机关编纂的有关人口、赋税及官员功过的档案资料，因为生产力的限制汉朝掌握的历史资料仍较为短缺，上计这一类型的资料则为主要研究对象。

汉朝的上计一般以年为统计周期，此处的年与现代的年还有所不同。此处的年是以九月为时间线，将档案资料立卷成为计书，在第二年的正月向中央王朝移交。在正月时，为显示国家对计书的重视，皇帝还会举行朝会亲自参见移交活动，由此可见汉朝的立卷、移交制度已较为完善。

档案资料的管理除了收集、立卷、移交等过程外，还涉及保管环节。无论前面几个环节进行的有多么顺利一旦保管环节出错，档案资料就会失去它应有的利用价值。

如果保管环节做得好，档案资料将能一直发挥它的作用并流传到后世，反之辛苦搜集的档案资料将会受到损伤。在商周时期，因为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战争不断，国家的档案资料只能放在宗庙里保管，因宗庙并非专门的保管场所故一些珍贵的档案资料仍然会在战争中被销毁。

到了汉朝生产力水平有所提升，统治者也比较重视对档案资料的管理，于是在汉朝已经有了专门的场所来保管档案资料。根据相关资料记载，汉朝统治者在皇宫内外均修建了专门用于收藏和保管档案资料的场所，如西汉的石渠阁和兰台、东汉的东观等等。

石渠阁是由萧何主持修建的，为了提升其保管的安全性，避免偷盗和火灾对档案资料的损害，萧何就令人在石渠阁的四周注入水。石渠阁最初保管的主要是收缴的秦朝文书和各种典籍。到汉成帝的时候，皇宫中的各种珍贵书籍也由石渠阁来保管。

兰台隶属于御史府，是西汉中央政府收藏文书档案的重要场所，负责其书籍保管的官吏叫做兰台令史。兰台所收藏的档案资料不计其数，不仅包括汉朝历代的皇帝诏书、大臣的奏折以及颁布的律法等还包括各地的计书。

在光武中兴时刘秀迁都洛阳，刘秀将石渠阁和兰台的部分重要档案资料都转移到了洛阳东观，由此东观成为东汉王朝的重要档案保管场所。

当档案资料进入专门的保管场所后，就要发挥它所持有的利用价值。档案资料的价值不仅只局限于后世的流传与翻阅，在汉代档案资料的价值更着眼于当下，它是能为统治者所利用的、有益于国家发展的珍贵资料。

故汉朝还重视利用现有的档案资料让史官开展编纂活动，从而使资料内容更加具体细致并提升其可用性。西汉时期，司马迁就利用当时的档案资料编写出了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书籍《史记》，东汉时班固在环境的支持下也编写出了我国第一步断代体史书《汉书》，两部著作的诞生体现了汉朝档案资料的充分利用。

因为档案资料利用价值较高，不仅要为后世所流传，还要服务于汉朝国家发展需要，故其所记内容必须客观真实不得虚假。汉朝的交通与通信技术不甚发达，档案资料需要经过多个官员层层上交，但部分档案资料会涉及一些机密事物，有时与官员的个人前途也密切相关。

为了避免官员伪造资料毁坏其原有价值，汉朝统治者设立了严格的处罚制度。经查证如若对计书中的数据进行伪造，相关的官吏就会受到严重处罚，轻则罢官流放重则全家处斩。在这种严厉的处罚制度下，汉朝的档案资料也较为真实可信具有较高的利用价值。

法律体系下的汉朝档案管理工作包括收集制度、立卷、移交制度、保管制度、利用制度和处罚制度，这些制度的存在与完善，使汉朝的档案管理工作发展到了新高度，而透过这些制度也可看出汉朝档案管理的特点所在。

《史记》：“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盖藏”。

汉初统治者为了恢复社会生产决定不再对制度进行较大的改动，于是汉朝初年的政治制度基本承袭秦制。汉朝的档案立法也是如此，基本沿袭了秦律的大部分内容，但也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对其进一步完善，删去了一些不合理部分。

汉朝的档案立法具有创新性，创造了一些前代所不具有的制度，对后世的档案管理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汉朝的档案管理工作可谓是承前启后，即承袭前代的相关特点又有所创新。如汉朝对商周时期的宗庙进行改革，建立了石渠阁、东观等重要场所。

汉朝的档案立法涉及收集制度、立卷、移交制度、保管制度、利用制度和处罚制度，可见其内容之广泛，基本覆盖了档案管理的全过程，显示出汉朝档案立法的完备。除了档案立法完备之外，其过程也细致得当。比如在上计的移交环节以九月为时间点，建立专门的场所来保管档案资料等，体现了其细致之处。

汉朝档案管理集中与融合的特点，能够使档案资料价值最大化。在汉朝中央政府集中保管档案资料的场所，也扮演者皇家图书馆的重要角色，还是进行学术活动的重要场所。其功能的多样化，不仅体现出场所极高的利用率，也从侧面反映了汉朝档案集中管理的特点。

将档案集中于专门的场所管理，其保存、使用都在此地能提高档案资料的使用效率，增添学术气息，使其价值最大化。此外，汉朝的档案保管及研究也与经学研究密切相关。

其丰富保管的档案资料为经学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学术环境，有利于汉代学者对经学的研究与传播，这体现出汉朝档案管理的融合性。汉朝档案管理集中与融合的特点为后世档案工作的发展提供了借鉴。

档案资料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留存依据，对于历史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汉朝作为秦朝后的又一个统一多民族国家，声威高远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

汉朝统治者十分重视档案管理工作的完善与发展，为此建立了收集制度、立卷、移交制度、保管制度、利用制度和处罚制度从而推动了档案资料的留存与利用，为中华文明发展史增添了一抹色彩。

汉朝的档案管理别具特色，不仅承前启后、影响深远而且拥有较为完备的立法制度，其过程细致有度，凸显了档案资料管理的集中与融合之色，为后朝历代档案管理工作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也体现出华夏文明的绚丽色彩。

参考文献

《档案学研究》

《我国古代档案工作的特点》

《史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