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3月，陕西临潼出土了一件西周早期的青铜器—利簋，由于利簋上镌刻了武王伐纣的第一手信息，因而也被称为武王征商簋。

根据利簋上的铭文显示，周武王在甲子日早晨与纣王大军交战，不到一天时间就灭亡了商朝，印证了《尚书·牧誓》中所载的“时甲子日昧爽，王至于商郊牧野”。

显然，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牧野之战仅仅进行了不到一天就结束了，统治华夏500余年的殷商王朝在顷刻间轰然倒下。让人不解的是，牧野（今河南卫辉）只不过是朝歌（今河南鹤壁一带）以南的一片开阔地，而朝歌也只是商朝都城—殷的一个陪都或者卫星城。

商朝历史上迁都频繁，直到商王盘庚在位时，才将都城确定在了殷，也就是现在的安阳殷墟，纣王继位后，又在殷以南修建了一处政治和军事重镇—朝歌。

换言之，牧野之战只是商周两军在距离殷墟直线距离200里外的一场战役，也是纣王抵挡周军北上所设的第一道防线，那么为什么纣王只在牧野输了一场，就匆匆自尽身亡了呢？

合理的解释是商朝的主力在牧野被悉数歼灭，纣王已无继续抵抗的资本。但如果我们翻阅史书记载，就会发现这个解释存在诸多漏洞。

首先，古代灭国（灭族）大战只打一场的情况十分罕见。

黄帝战蚩尤九战而不胜，最后才在涿鹿击杀了蚩尤；商汤灭夏，十一征而无敌于天下；刘邦灭秦，也是先后攻破析、郦、武关，又在蓝田击败秦朝最后一支主力后才兵临咸阳。至于后世王朝覆灭时迁都再战的案例则比比皆是。

其次，商军的实力远在周军之上。

商朝以武立国，王畿设“王族”军（警卫部队）以及“多子族”、“三族”、“五族”等王室嫡系部队，外出征战时还可随时征调诸侯、方国军队。据甲骨文记载，早在武丁时期，商朝对外用兵的兵力一次就能达到1.3万人。

而西周鼎盛时期设“殷八师”和“西六师”，每师兵力2500人，合计3.5万人，注意，这是西周据有天下后的鼎盛时的兵力，武王伐纣时，周还只是西部一个邦国，彼时的周人自称是小邦周，称宗主为大邑商，其兵力远远逊色于殷商，而且是劳师远征。

事实上，文献中均提到纣王的兵力也远多于周武王。如《史记》说“纣发兵七十万以距武王”，《诗经》提到“殷商之旅，其会如林”，《逸周书》也说周武王“斩首馘耳者17万多人”。

无论是七十万还是十七万，均是后世夸大之词，如此大兵团军事作战，要到战国时期才会出现。但文献所反映的基本事实却是一致的，即：纣王的兵力是远多于周武王的（《吕氏春秋》说武王虎贲三千，《史记》说周武王还有甲士四万五千人）。

第三，牧野之战殷商主力并未彻底覆灭。

牧野之战失利的主要原因，无外乎殷商主力远在东夷、前线商军临阵倒戈等几个原因，这里我们暂且先不论。周人在牧野之战获胜后曾有过如下文字记载：“武王遂征四方……俘人三亿万有二百三十”，《逸周书》这段原本用来夸大周军战绩的记载，却折射出直到都城失陷后，商军依然在抵抗的事实。

解放战争时期王耀武曾有句名言：“就算是五万头猪，抓三天也抓不完”。周武王仅在不到一天时间内就彻底歼灭殷商主力，显然不符合当时的客观条件。

事实上，就在周武王死后，殷商故地还爆发了大规模的反周叛乱，周公足足花了三年时间才彻底平定，这既说明了殷商依然具备较强的实力，同时也表明，殷商遗民对商朝依旧怀有感情，而非像后世儒家所描绘的那样欢迎周人对自己的拯救。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回到上文中的疑问：在殷商还掌控有大片疆域具备一定实力的情况下，为什么仅仅在牧野输了一场纣王就放弃了继续抵抗，反而匆匆回到鹿台自焚而死了呢？

《吕氏春秋》透露了第一点原因。

“武王至鲔水，殷使胶鬲候周师……武王曰：‘吾已令胶鬲以甲子之期报其主矣’”。武王伐纣时，胶鬲曾在鲔水迎候，周武王则将交战的日期“甲子”如实告知，要求“报其主”，这里的“主”显然不是纣王，而是指派胶鬲前来的幕后主使，此时的胶鬲已经充当了西周的内应。

《国语》曾言：“胶鬲比而亡殷”。三国著名史学家韦昭也一语中的：“胶鬲佐武王以亡殷也”。

早在武王继位之初，忠于殷商的伯夷、叔齐就在西周意外撞见了胶鬲在与周人盟誓,周武王许诺胶鬲“加富三等，就官一列”，而纣王的庶兄微子启（即后来的宋国国君）则“世为长侯，守殷常祀”。

此外，在抵达牧野之后，周武王十分自信地告知周军：“不得暴杀纣师之奔走者，当以为周之役也”。长途行军未作休整的周武王，似乎提前就能预知商军会有“奔走者”。

显然，牧野之战商军的突然溃败，绝非所谓的奴隶、囚徒临阵倒戈，而是殷商贵族与周军的里应外合，这也解释了为何周军在遭遇雨雪，士族大量病倒的情况下，周武王不顾军师反对执意要在甲子日抵达牧野的原因，因为这是他与殷商内部反纣势力的约定时期，而这个内应不是别人，正是后来封赏高于胶鬲的微子启。

考古发现披露了第二点关键信息。

上文已述，周武王伐纣大军在渡河后，由南向北迫近殷商都城，纣王牧野失利后，至少还有朝歌、殷两处防线可守。但据殷墟近90年来的考古发现显示，这处殷商时期的重要都邑，居然没有外城墙。

社科院驻安阳考古工作站的杨锡璋教授曾下过定论：“我觉得安阳发现不了城。殷墟的布局基本上是清楚的，始终未见到城的踪迹”。

都城没有军事防御设施，让纣王很难凭城据守，此时他的选择只剩下两个：一是退守朝歌（朝歌考古发现有城垣），二是在殷郊再来一次牧野之战。

但殷商内部的反叛贵族，彻底断送了纣王继续抵抗的可能性。银雀山汉墓出土的先秦本《六韬》残卷记载了这样一个细节：“先涉，以造于殷。甲子之日，至牧之野。举师而讨之。纣城备设而不守。”

原本计划在牧野阻击周军的纣王猛然发现，商军内部出现周人的内应，内应不仅带着周军倒戈相向，而且打开了其身后朝歌城的军事防御体系，导致城邑“设而不守”，处于包围之中的纣王只得匆匆赶往附近的鹿台，以自焚这种壮烈的方式与自己的王朝一同覆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