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学者洪远在其著作《容高随笔》中提到一句“取蜀將帅不利”，文中开头写道：“自从巴蜀（包括现在的成都地区称为蜀，重庆地区称为巴）与中原地区交通以来，凡是在此建立割据政权的，通常只能维持一到两代。”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在四川建立的割据政权多数只能传承两代便告终结。
这一看似带有宿命论色彩的观点其实并不难解释。历史上攻占四川的路径主要有两条：一条是从秦岭山脉南下，另一条则是从白帝城沿长江西进。四川西部紧邻青藏高原，南部则是被称为“不毛之地”的南中地区，这两条路线一旦同时发起进攻，处于四川盆地中的割据势力往往无处可逃，最终只能坐以待毙。
这样的例子在历史上屡见不鲜。例如，蜀汉刘备将政权传给了刘禅，最终还是被司马昭所灭；东晋虽然历经五位皇帝，但从血缘关系上看也仅相当于两代即亡。
元末明初的明玉珍将权力交给了儿子明昇，随后也被朱元璋所灭。唐末五代时期也有两个典型例子：许州舞阳人王建首先在四川建立了前蜀，传位给王衍后被李存勖灭亡；
之后，李存勖的姐夫孟知祥又建立了后蜀，传至孟昶时又被赵匡胤所灭。这些历史事件充分证明了“取蜀將帅不利”的观点。
王建生活在唐宣宗李忱大中元年（公元847年），他的外貌与众不同，引起了乡亲们的注意。更有甚者，一些史学家喜欢夸大其词，说某某出生时，房间内红光四射，邻居以为发生了火灾，纷纷提水前来扑救，结果发现是某某家迎来了一个健康的男婴。随后，一些神秘的算命先生便宣称：“此子将来必定富贵！”等等。
王建天性顽劣，在家乡是个让人头疼的人物。成年后，他没有固定职业，为了维持生计，他干起了诸如宰牛、偷驴和贩卖私盐等不法勾当，生意居然还做得不错。
村民们对这个王家的无赖极为反感，背地里都称他为“贼王八”。后来，由于牲畜看管得更加严格，王建的生意难以为继，生活变得拮据起来。恰逢邻近的蔡州刺史秦宗权到乡下征兵，王建干脆参军去了。
尽管王建的人品不佳，但他力气过人，在那个靠体力吃饭的时代颇受欢迎。不久后，他便成为了军队中的小头目，手下也有了十几名士兵和几件武器。
在广明元年（公元880年），唐僖宗李儇为了避免与黄巢发生冲突，选择前往成都避难。为了对抗黄巢，秦宗权派遣了八千精锐部队给太监兼忠武监军杨复光，让他率领这支军队去平叛。王建也是这支部队中的一员。杨复光将这八千人分成八个部分，王建被任命为其中一个部分的都头。
然而，鹿晏弘所率领的一部后来背叛了唐朝，在河南地区制造混乱。王建与他的四位好友韩建、李师泰等人不愿继续留在河南，他们渴望外出闯荡世界。听闻四川是个好地方后，他们各自带领自己的队伍来到了成都。此时正在成都游玩的唐僖宗李儇见到有人前来投靠自己，便对王建等人进行了重赏，并赐予他们“随驾五都”的称号，由李儇的义父田令孜统一管理。
王建为人机智狡猾，这种性格恰好符合田令孜的喜好，因此深得田令孜的器重。田令孜甚至询问王建是否愿意成为自己的义子。
王建暗自心想：“你这个老家伙还想延续香火？不过既然当他的义子就能和皇帝成为兄弟，这样的好事何乐而不为？”于是欣然接受了这一提议。
在北启元年（公元885年），黄巢起义失败，其领袖黄巢自杀。唐僖宗李儇计划返回故里，但因长安历经战乱，已成废墟，便选择前往兴元（今陕西汉中）暂居。
由于李儇对王建颇有好感，便任命他为贴身侍卫。王建深知此职位的重要性，尽心尽力地服侍李儇，期望借此机会获得更好的差事。
兴元地处山区，道路崎岖且栈道损毁严重，王建谨慎地引导着李儇的马前行。夜晚来临前未能抵达兴元，他们只得在野外扎营过夜。在这荒郊野外，唐僖宗李儇只能依靠王建的膝盖入睡，而王建整晚未眠守护着他。次日清晨，唐僖宗李儇深受感动，将自己御用的衣服赠予王建，作为对其忠诚服务的认可。
这种荣誉远非金钱所能比拟，它象征着极高的荣耀与信任。
与此同时，臭名昭著的大宦官田令孜并不打算返回长安，而是转道去了成都，与他的兄弟陈敬瑄一起谋求私利。
此时的唐僖宗李儇已经无力控制这位老宦官，于是改由杨复恭担任大内总管一职。尽管杨复恭接替了田令孜的位置，但他考虑到王建等人属于田令孜的势力范围，担心田令孜在成都对他们进行远程操控以对抗自己，从而引发更大的麻烦。因此，杨复恭决定派遣王建前往利州（今四川广元）担任地方官员，以此来避免潜在的冲突。
杨守亮担任山南西道节度使时，注意到王建颇有才干，担心将来会成为自己的隐患，因此多次邀请王建前往兴元，声称要传授他致富的方法。然而，王建清楚杨守亮的真实意图，因而婉拒了这些邀请。
此时，王建的谋士周痒对他说：“如今国家分裂，唐朝岌岌可危。我观察到川蜀地区的将领大多缺乏远见和才能，不足以成就大事。您善于赢得士兵的心，并且勇敢而有谋略，若不利用这混乱的时代建立一番事业，岂不可惜？”
王建询问具体策略，周痒建议道：“园州资源丰富，人口众多，您可以首先占领阆州，然后伺机进军成都，这是成就霸业的最佳时机。” 王建听后非常高兴。
唐光启三年（公元887年）三月，王建召集了当地溪洞（今侗族祖先）中的勇士，组建了一支八千人的队伍，沿嘉陵江南下进攻阆州。阆州刺史杨茂实是陈敬瑄的手下，为人懦弱无能。当他得知王建即将到达的消息时，吓得连夜逃离了阆州。
王建顺利进入阆州后，自封为防御使。他在阆州获取了大量的财富，充实了自己的军队，并招募了许多江湖上的亡命之徒，在此地肆意妄为，使得周围地区陷入了动荡不安之中。
老友蒸毋谏对王建劝道：“大哥，你在这儿瞎折腾终究不是长久之计。若要成就一番大业，必须同时赢得军心和民心，然后抓住时机扩展势力，占据有利地形以自保。”
王建觉得这番话颇有道理，便收敛了许多。
两川之地本就不广，王建这一番整顿后，各地的头面人物都对他另眼相看。
剑南东川节度使顾彦朗与王建曾在神策军中共事，深知王建的实力如何，不愿让王建涉足自己的地盘。于是，他送了些钱财给王建，并告知：“兄弟，知道你现在手头紧，哥哥我给你一些钱粮，好好过日子吧。但最好别打我的主意，我家养了几条凶猛的大狼狗，可不好惹。”王建明白顾彦朗不好对付，因此不敢轻举妄动。
而剑南西川节度使陈敬瑄在长安马球大赛中夺冠后，获得了西川节度使这一肥缺。
上任之后，陈敬瑄沉迷于奢华生活，每日必吃一只蒸狗、喝一壶酒，整天与一群闲人吃喝玩乐，名声也因此败坏，臭名远扬。
陈敬瑄得知王建与顾彦朗关系密切，担心王建会对他不利，于是向他的兄长田令孜寻求建议。田令孜微笑着摇动羽毛扇说：“弟弟不必担忧，王建视我为父辈，天下哪有儿子会对父亲或叔伯动手的道理？只要我一句话，他就会为我们效力。”
随后，田令孜写信给王建：“孩子，园州有什么吸引你的地方吗？不如来成都吧，我可以保证你在这里过上好日子，不会亏待你。”
王建明白在同州长期停留不是长久之计，而成都作为西南重镇，占据成都就等于掌控了西川。因此，他打算先去成都看看机会再说。出发前，他把家人托付给了顾彦朗，并写信道：“顾兄，请帮忙照顾我的家人，我去成都探望一下老前辈，几天后就回来。”
顾彦朗笑道：“这父子俩都不是省油的灯。”
王建安排妥当后，在唐光启三年（公元887年）十一月，带着几名亲信和三千精兵前往成都。然而，有人提醒陈敬瑄：“王建素来桀骜不驯，您把他召来，如何安置？他野心勃勃，怎会甘心屈居人下？”
陈敬瑄恍然大悟：“你说得对！” 随即派人劝王建返回，同时加强了成都的防御措施以防备王建可能带来的麻烦。
王建一心想要成为成都的主宰，当他行至鹿头关（现今位于四川德安）时，得知陈敬瑄再次拒绝了他的到来，不禁勃然大怒，随即下令向成都发起进攻。
既然温和的方式无法奏效，那就采取强硬手段。在混乱的战局中，力量就是一切。他在汉州（现称四川广汉）击败了西川军张项部，部队迅速推进至成都城下。
陈敬瑄致信斥责王建的无耻行为，然而这并未阻止王建的步伐，他召集东川的亡命之徒，意图夺取成都。尽管成都是西南地区的重镇，城墙坚固难以攻克，但王建并不气馁，转而将目光投向其他地方以获取更多资源。
唐文德元年（公元888年）三月，王建率军攻打彭州（现今四川彭县），却被陈敬瑄派出的援军击退。
然而，王建是个聪明人，他深知：“西川如此广阔，难道还找不到立足之地？”
于是，王建率领他的军队在四川各地征战，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恶行累累。面对陈敬瑄的反击，他也毫不示弱，成功地将其击败。
此时，东川的顾彦朗看到了其中的利益，派遣其弟顾彦晖前来支援王建，两支军队联合起来共同围攻成都，但仍未能攻破这座坚城。
王建对占领成都志在必得，不顾手下劝阻，选择留在汉州，静待时机成熟再做打算。
唐文德元年（公元888 年）三月，唐僖宗李儇驾崩，皇弟李晔继位。唐昭宗李晔和田令孜有仇。
当年李晔跟着唐僖宗西逃，因山路难走，脚上起泡，李晔请田令孜弄匹马骑骑，田令政大怒：“深山老林，哪儿来的马！”
李晔怒火中烧，记下了这笔账。
即位之后，唐昭宗李晔不希望西川这样的战略后方被陈氏兄弟霸着，要交给心腹人打理，一朝天子一朝臣，从来都是这样。
正好王建和顾彦朗联名上表，请求把陈敬瑄调离西川。唐昭宗李晔便于六月下诏，以侍中京兆韦昭度为剑南西川节度使，调陈敬瑄回京。
陈敬瑄想：“天下大乱，西川险鑫，正足资我王事，哪能凭白送人。”不受诏，韦昭度只能在城外呆着。
在文德元年十二月，唐昭宗李晔大为震怒，任命韦昭度担任西川行营招讨使，杨守亮为副使，顾彦朗为行军司马，王建则被委任为行营都指挥使。
为了拉拢被视为“潜力股”的王建，朝廷特意在环州（即今天的四川邛崃）设立了水平军，让王建担任节度使一职，不过这个职位暂时只是个空衔。韦昭度等人各自心怀鬼胎，在前线采取守势而不主动出击。
陈敬瑄向来对这几个人不屑一顾，但他唯独忌惮王建。当看到王建在成都周边徘徊时，他感到不安，于是派遣眉州刺史山行章带领五万大军驻扎在新繁（现今的四川新都新繁镇），以严密防范王建的行动。
然而，王建并不把山行章放在眼里，决定将其作为突破口。到了唐龙纪元年（公元889年）正月，王建倾尽全力，率领自己的部队与山行章在新繁展开激战，结果西川军队溃不成军。
王建在战场上表现英勇，他的兄弟们也奋力杀敌，一路横扫敌阵。此役中，西川军伤亡惨重，尸体堆积如山，视野所及之处一片狼藉。山行章骑马逃窜，收集残兵后撤至濛阳（现今的四川彭州濛阳镇）。
陈敬瑄见状惊恐万分，再次调集七万兵力前往濛阳增援。得到援军后的山行章信心倍增，与王建在成都城外形成对峙局面，这一僵持状态持续了将近一年之久。王建觉得这样下去不是办法，认为真正的男子汉就应该速战速决，长期对峙毫无意义。
同年十二月，王建在广都（今成都广都镇）与西川军再次展开激战，又一次取得了辉煌的胜利，西川军伤亡惨重。山行章无路可退，只得跪降于王建马前。
这两场战役几乎耗尽了陈敬瑄的所有兵力，他除了擅长打马球和饮酒作乐外，似乎并无其他特长。
手握十几万精锐部队，却始终无法战胜王建。尽管王建确实难以对付，但陈敬瑄本可以采取避实击虚的战略，出奇兵突袭韦昭度。
如果能除掉韦昭度，王建将失去后援，成都所面临的军事压力也会大大减轻。然而，陈敬瑄的军事才能实在令人失望，或许他更适合去打马球。
王建赢得这场胜利后，继续进攻邛州，因为这是昭宗许诺给他的地盘。攻占邛州意味着能够对成都形成包围之势。
在大顾元年（公元890年）的春天，邛州刺史毛湘接连战败，陈敬瑄集结了三千士兵，并派遣副将杨儒前去支援邛州。然而，杨儒进城后见到王建军队的强大，不禁仰天长叹：“唐朝已无力回天！看王建治军有方，必成大器，不如跟随他。”
于是，杨儒带领着三千士兵出城投靠了王建。
王建对杨儒的到来十分高兴，一时之间不知如何奖赏他，最终决定认杨儒为义子。杨儒欣然接受，心想多了一个父亲不仅无妨，还能开辟新的财路。
邛州一时难以攻克，王建便决定先解决陈敬瑄的问题。他率军返回成都，与韦昭度等人会合。陈敬瑄感受到死亡的阴影逐渐逼近，为了生存，他不得不拼死一搏。
陈敬瑄开始在周边州县征召壮丁，强迫他们进城修筑防御工事。对他来说，成都是最后的堡垒，绝不能落入王建之手。
在大顺元年（公元890年）六月，王建调整了战略，采取围城打援的战术。他在成都城外击败了茂州（今四川茂汶）刺史李继昌的部队，并在战场上擒获并处决了李继昌。这一胜利让王建的威名震动了整个四川地区。
有人感叹道：“王将军真是当世名将，谁能抵挡他的锋芒？不如投降吧。”资简诸州的应援使谢从本率先响应，杀掉了刺史张承简，向王建投诚。
邛州的兵马使任可知也斩杀了刺史毛湘，并带着毛湘的首级向王建请降。蜀州（今四川崇庆）等地也随之纷纷归附。
成都被围困一年多，粮食耗尽，百姓生活极为困苦，饿殍遍地，街头巷尾充满了饥饿的孩子。有些走投无路的百姓冒险翻出城去偷取唐军的军粮以求生存。那些被抓到的人被带到韦昭度面前，尽管韦昭度被认为无能，但他心地善良，叹息道：“他们也是迫不得已，我身为宰相，怎能见死不救？”于是他下令释放了这些人。
城中的陈敬瑄得知此事后，也表现出了一丝仁慈：“战事紧急，我也无法提供足够的粮食给百姓。只要他们能找到食物，我又何必做恶人呢？”然而，随后陈敬瑄却下令将越城投降的官员和平民的家属全部诛杀，手段极其残忍，引起了众人的愤怒。
尽管如此，王建继续发动了几轮攻势，但仍未攻破成都。
成都并非一般的郡县，作为一座历史悠久的古城，岂是轻易就能攻破的？王建与韦昭度率领超过十万大军多次进攻成都，却始终未能得手。
唐昭宗李晔渐渐失去了耐心，最终下诏撤军，并命令王建前往永平军（即邛州）驻守。
王建收到诏书后，心中十分不满：“谁说我没有能力攻克成都？陈敬瑄已是困兽犹斗，此时撤军只会让局势更加复杂。”
这时，周痒向王建献上了一计：“韦昭度并无多少军事才能，留他在这里毫无意义，不如找个借口让他离开，我们自己来攻打成都。毕竟，我们辛辛苦苦种下的树，怎能任由他人摘取果实？”
王建听后大喜，便去找韦昭度谈话：“韦公对当前的天下形势应有深刻理解，东边的朱温和李克用都不是善类，一旦他们调转矛头西进，长安将陷入危机之中。因此，我认为韦公应该返回京城，辅佐皇帝治理国家。至于这里的事务，就交给我吧。陈敬瑄不过是个无赖之徒，没什么真本事，我很快就能解决他。不知韦公意下如何？”
然而，韦昭度清楚王建的真实意图，拒绝了这一提议，不肯离开。
王建见韦昭度不合作，冷笑一声：“今天这事就由不得你了！来人，把那个偷粮的贼带上来！”
手下们立刻将被五花大绑的韦昭度亲信骆保押了进来。
王建指着骆保怒斥道：“这家伙盗窃军粮，中饱私囊，不严惩怎能平息将士们的愤怒！”手下领会了王建的意思，在韦昭度面前将骆保活剐，并用刀挑起肉来吃。
王建看着这一幕，笑着问韦昭度：“你要不要也尝尝这新鲜的人肉？”
韦昭度吓得魂飞魄散，连忙说道：“一切听从王公安排，我这就回京师。”说完便仓皇逃回长安。
在韦昭度启程前，王建还假装恭敬地跪地献酒，泪流满面地为他送行。（这一招确实高明，不愧是枭雄！）
紧接着，王建派遣军队驻守剑门关，阻断了中央军南下的道路。
为了削弱成都的士气，王建指派亲信郑渥伪装投降陈敬瑄。郑渥凭借花言巧语赢得了陈敬瑄的信任，并被委以巡城的重任。
白天，郑渥假装巡查，暗中观察城中的虚实；夜晚则偷偷给王建传递情报。不久之后，王建对成都城内的状况已经了如指掌。
在大顺二年（公元891年）的八月，王建发动了对成都的总攻。为了激励将士们全力以赴，他欺骗他们说：“西川被誉为锦花城，是西南最富庶的地方。一旦攻克此城，你们可以随意取用城中的财宝和美女，我与你们共享这份富贵。”听到这话，士兵们士气大振，拼死攻城。
陈敬瑄见形势危急，便请田令孜前往城头向王建求情，希望能保住一条生路。
此时的田令孜已失去了往日的威风，只得厚着脸皮与王建攀交情：“王兄，陈敬瑄与你并无深仇大恨，何必把人逼到绝路上呢？看在我的薄面上，给他们兄弟留条活路吧。”
然而，王建心中暗自不屑：你田令孜算什么东西？一个无能的太监，凭什么在这里指手画脚？面子是要靠自己挣来的，而不是指望别人给你几分薄面。先照照镜子看看你自己吧！
于是，王建正色回答道：“我与大人曾有父子般的情谊，本不应如此对待您。但如今我是奉朝廷之命讨伐逆臣，公事公办。只要大人识时务，我会保证给你们兄弟一条生路。否则，休怪我王建无情。”
话已至此，田令孜无言以对，为了保全性命，只能投降王建。
田令孜回到城内，说服了陈敬瑄，最终陈敬瑄只好让田令孜出城投降。
大顺二年（公元891年）八月二十四日夜，田令孜亲自携带剑南西川节度大使的印绶来到王建的军营，将之交给了王建，这标志着他向王建屈服。王建的三军士兵齐声高呼万岁。
尽管如此，王建暂时还需要田令孜的支持，因此仍尊称他为义父。
随后，王建召集了那些时常惹事的义子们，告诫道：“孩子们！你们都是与我一同从尸山血海中走出来的，我对你们绝不会失信。进城之后，我会确保你们的荣华富贵。但有一条铁律：绝不允许掠夺百姓，违抗者，斩立决！”
众义子渴望的就是这份承诺，他们欣然应诺：“遵父命！”
随后，王建带领军队进驻成都，并迅速部署兵力掌控了整个城市。他随即在官邸开始处理各项政务，正式成为“西川王”。
陈敬瑄失去了权力，变得如丧家之犬一般，只能屈膝向王建求饶以保全性命。王建将他遣送到雅州，由其子、雅州刺史陈陶负责看管。
尽管陈敬瑄侥幸保住了一命，但他打算从此隐退江湖。然而，王建并未给他这个机会。怀着对未来生活的希望，陈敬瑄在前往雅州的路上，在三江（今属成都境内）被王建派来的刺客暗杀。
至于田令孜，王建也没有给予他任何优待。几个月后，王建指控田令孜与凤翔的李茂贞有勾结，将其关进监狱，并赐予一匹帛布，暗示他自行了断。
田令孜叹息道：“我曾经也是风光一时的人物，如今虽死，也不愿有辱我的尊严。”
狱卒按照指示，撕开帛布，绕过田令孜的脖子用力一勒，田令孜就这样断了气。他一生显赫，最终却落得这般凄凉的结局。
大顺二年（公元891年）十月，唐昭宗李晔任命王建为剑南西川节度大使兼成都尹。
王建早年曾是一个乡间的偷驴贼，但经过十多年的拼搏与奋斗，他在乱世中开辟出一条通向权力巅峰的道路。这一路的艰辛与曲折，其中的酸甜苦辣，旁人难以真正体会。
王建行事果决且手段狠辣，毫不拖泥带水。尽管他的行为不循道德规范，但古往今来，真正遵循道德的人又有多少呢？宋襄公虽以仁义著称，可结果又如何？兵法讲究诡诈，人生亦需机变，只有心如铁石者才能成就大事，而过于慈悲只会导致失败，不够强硬便无法稳固地位。
薛居正曾评价王建“雄才大略、心思难测”。在乱世中求存，必须具备一定的心计与手段，曹操以其奸雄之姿闻名于世，王建同样如此。
执掌西川之后，王建一改以往的无赖作风，开始礼贤下士，尤其重视那些敢于直言进谏的读书人，并对他们加以重用提拔。
唐朝末年社会动荡不安，许多世家大族纷纷迁徙至蜀地避难。他们听闻王建对文人颇为优待，于是纷纷前来投靠寻求庇护。王建善待并重用这些士人的事迹广为人知，因此吸引了众多人才为其效力。
尽管王建没有受过正规教育，但他特别喜欢与文人雅士交往，经常一起品茶聊天。没过多久，他也变得博学多才，俨然成了一个“文化人”。
在他还是土匪的时候，生活放荡不羁，但自从有了更大的志向后，他就收敛了许多。蜀地的百姓因此受益，对他的态度也从厌恶转为尊敬，不再有人背后称他为“贼王八”。
占领西川之后，王建觉得自己的领地还不够大，于是将目光投向了东川。当时，顾彦朗已去世，其弟顾彦晖接任东川节度使。然而，在朝廷派遣太监宋道弼前往宣诏时，宋道弼在汉中被山南西道节度使杨守亮扣押。杨守亮也有同样的野心，想趁乱世扩张势力。
到了大顺二年（公元891年）十二月，杨守亮命令弟弟杨守厚率军进攻东川节度使所在的梓州（今四川三台）。顾彦晖想起自己和王建有过交情，急忙派人请求王建援助。
王建见状大喜，认为这是天赐良机。他派遣义子王宗侃、王宗弼及大将李将等人打着救援的旗号进军东川。出发前，王建秘密指示他们：“先击败杨守厚，然后设宴邀请顾彦晖，在席间将其擒获。”
王宗侃领命而去。西川军队如猛虎下山，迅速进入梓州，轻松击退了杨守厚的部队。接下来，他们按计划行事，准备对付顾彦晖。
果然，王宗侃设宴邀请顾彦晖前来饮酒。一旦顾彦晖赴约，恐怕就难逃一劫。
然而，王宗弼却另有打算，他认为如果顾彦晖就这么被除掉，他们还能依靠谁来维持局面呢？毕竟，这些人都是靠战功立足的。于是，王宗弼将王建的阴谋告知了顾彦晖。
既然如此，又有谁愿意去送死呢？顾彦晖借口生病，拒绝了这次邀请。
这让王建感到十分沮丧。与此同时，盘踞在彭州的威戎军节度使杨晟决定给王建制造一些麻烦。
景福元年（公元892年）二月，杨晟派遣大将吕尧率军在汉州一带进行军事示威。这使得王建非常恼火：“我哪里得罪你了？”他命令都指挥使李简前去取下吕尧的首级作为献礼。
李简果然不负众望，在一场激战中斩杀了吕尧，并将其首级带回成都。
鉴于彭州距离成都过近，威胁极大，必须尽快铲除。因此，王建任命王宗侃和华洪为将领，率领五万西川士兵前往攻打杨晟。杨晟接连战败后，开始寻求外援。
但杨晟的决策似乎有些不明智，他竟然请求汉中出兵进攻东川，以为这样就能迫使王建分兵救援。而杨守厚则趁机试图夺取东川。
杨守厚首先策反了梓州守将窦行实，让他充当内应，然后联合杨守忠、杨守厚共同进攻东川。然而，顾彦晖发现了窦行实的背叛并果断将其处决，做好了充分的防御准备。两位杨姓将领见计划泄露，既无法回去复命，又不甘心空手而归，只能在两川之间四处掠夺，寻找新的机会。
王建察觉到杨氏兄弟在他周围徘徊，感到不满，于是派遣几位得力将领分别对付他们。经过几场激烈的战斗，两位杨姓对手都被击退了。
边疆的威胁暂时得到了缓解，王建便集中力量对付杨晟。
然而，王建的行为并不光彩。在围攻彭州未果后，百姓为了逃避战火，纷纷逃离城市。王建命令军队抢夺平民仅存的一点救命钱，称之为“淘虏”。战利品按照官职大小分配，大官拿大份，小官拿小份。民众怨声载道，但王建对此毫不在意。
王宗侃有远见，劝谏王建：“成就大业必须以民心为基础，主公为了这点小利而失去人心，不是英雄所为，请主公禁止掠夺，重获民心，然后再战。”
王建已经捞足了好处，于是下令停止“淘虏”，百姓因此非常高兴，纷纷归顺王建。
在太平盛世，统治者往往害怕百姓走投无路而起义，但在乱世中，枭雄们对民心并不十分在意。因为在乱世，实力才是关键，民心只是锦上添花的东西，有没有都无所谓。
顾彦晖自从与王建决裂后，也担心王建会找他的麻烦，于是派人向已经占领山南地区的凤翔军节度使李茂贞求援。
在景福二年（公元893年）的春天，李茂贞派遣他的侄子李继密率领军队前往梓州，协助顾彦晖进行防御。
面对这种情况，王建暂时搁置了对彭州的攻势，转而集中兵力进攻东川，并在利州（现今的四川广元）大败东川与凤翔的联军，迫使凤翔军队撤退。
由于无法抵挡王建的攻势，顾彦晖被迫请求和解。王建要求他切断与李茂贞的关系，顾彦晖不敢违抗，这标志着王建“其次伐交”的策略取得了成功，随后他撤回了自己的部队。
紧接着，王建重返彭州城下，指挥军队继续围攻。经过两年多的围困，彭州城内物资匮乏，士兵们几乎无力再战。最终，在王建下达全面进攻的命令后，西川军突破防线进入城内，杨晟在此过程中阵亡。
解决了杨晟这一威胁之后，王建将目光转向了顾彦晖所在的东川，因为这个地区距离自己较近，存在潜在威胁。同时考虑到李茂贞也对东川虎视眈眈，为了抢占先机，王建决定先行一步行动。
到了乾宁四年（公元897年）的一月，王建派出了养子王宗侃、王宗阮等人率军攻打东川周边地区，意图孤立顾彦晖。蜀军迅速占领了泸州（今属四川）和渝州（今重庆）等地。
随着东川领土范围不断缩小，王建认为时机成熟，于六月亲自带领五万大军进攻顾彦晖。然而，攻克顾彦晖并非易事，直到九月，历经大小战斗近百场，王建才最终攻入梓州。走投无路的顾彦晖选择与其家族成员一同饮酒自尽。
在阶级社会中，战争总是如此残酷。任何人一旦卷入权力的博弈，他们所押上的赌注便是整个家族的命运。胜利者将享有无尽的荣耀与风光，而失败者则会面临灭族的厄运。那些消灭他人家族的人固然令人憎恶，但这就是无情的游戏规则。如果顾彦晖战胜了王建，那么王建的家族也将难逃一劫。
当王建率领大军攻入城池后，他炫耀了一番，并指派部将王宗涤镇守东川，自己则带着奉唐昭宗之命前来劝和的判官韦庄（即创作《秦妇吟》的那位）返回成都，并任命韦庄为掌书记，视为心腹。
紧接着，王建继续发兵攻占了普州（今四川安岳）、昌州（今四川大足）等地，从而统一了两川地区。
此时，在中原地带，两大军阀李克用和朱温正打得不可开交，环视四周，已经没有任何一股势力能够威胁到王建的地位了。
天复二年（公元902年）五月，汴梁的朱温因唐昭宗李晔被韩全诲等宦官挟持至凤翔，亲自率军前来要求李茂贞释放皇帝。
李茂贞认为自己与王建关系不错，便写信向王建求援。王建确实讲义气，立即出兵相助。
天复二年（公元902年）七月，王建派遣王宗涤等人率领五万蜀军北上，目标并非援助李茂贞，而是夺取关南重镇兴元（今陕西汉中）。
山南西道节度使李继密察觉到蜀军的异常行动，意识到王建意图不轨，迅速在三泉（今陕西宁强西北）集结兵力，试图阻止蜀军继续北进。
实际上，蜀军此行正是为了对付李继密。王宗播指挥军队进攻三泉，但初次交锋未能取胜，这让王宗播极为愤怒。他对部下说道：“我们出征是为了荣华富贵和功名，如今战败，有何颜面返回锦花城？愿意拼命的随我冲锋，即使战死沙场，也绝不后退一步！”
受到鼓舞的蜀军士气大振，全力猛攻凤翔军。
李继密难以抵挡蜀军的攻势，凤翔军溃不成军，被蜀军接连攻破四座营寨。李继密仓皇逃回汉中。
李继密刚进城门，蜀军便紧追不舍，直逼城下。蜀帅王宗涤身先士卒，手持利刃，登上云梯率先登城，士兵们紧随其后，一鼓作气攻入城内。李继密被困于城中，无奈之下只得投降。
于是，汉中重镇落入王建之手，完成了对李茂贞的背弃。王建留下王宗涤驻守汉中，大军则返回锦花城。当朱温挟持唐昭宗回到长安后，李茂贞才惊觉自己的山南屏障已被王建尽数夺走，不禁懊悔不已，痛斥王建无耻。
在天复二年（公元902年）九月，武定节度使拓跋思敬驻守洋州（今陕西洋县），他看到李茂贞处境艰难，两面受敌，便决定投靠王建。此时的李茂贞似乎还未从困境中缓过神来，而拓跋思敬心里盘算着：“李茂贞现在处于劣势，早晚要失败，不如跟随王建，至少能有个好归宿。”
对于这些将领来说，他们只是为别人效力，不管雇主是谁，只要待遇优厚就会追随。
因此，当李茂贞愤怒地指责王建耍手段时，实际上被耍弄的不仅是他，连王建手下最得力的大将王宗涤也被王建利用了。
王宗涤不仅精通军事，还擅长笼络人心，这让王建开始对他产生疑虑。再加上王宗佶等人经常在王建面前诋毁王宗涤，最终促使王建决定除去王宗涤。
临终前，王宗涤感慨道：“自古以来，功高震主者难逃一死。韩信对汉高祖刘邦功劳巨大，最终还是难逃厄运。如今蜀地已尽归王建麾下，他已经不再需要我了。能够为大王献出生命，也算是一种荣耀。”
然而，王建没有再多说什么，直接下令绞死了王宗涤。
占据汉中这一战略要地，王建的蜀中地区就能坚如磐石。三国时期，刘备之所以不惜一切代价争夺汉中，正是因为汉中是四川盆地的天然防线，失去了汉中，四川的安全便无从谈起。
刘备明白这一点，王建自然也心知肚明。虽然王建对李茂贞的做法在道德层面难以自圆其说，毕竟君子应当言而有信。但在乱世之中，仁义道德不过是虚幻的表象，真正的法则唯有实力。若换作李茂贞处于同样的境地，他也会采取同样的行动。
王建的确运气极佳。天复三年（公元903年）五月，淮南的杨行密攻打鄂州（今湖北武汉），荆南节度使成汭派遣水军前往救援。然而，成汭战败后投水自尽，荆南陷入混乱。
王建既然已经不顾颜面，便趁机出兵向东进发，迅速攻占了位于巴东的忠州（今重庆忠县）、万州（今重庆万县）、施州（今湖北恩施）和夔州（今重庆奉节）。
同年八月，唐昭宗李晔册封王建为蜀王，正式承认了他在两川地区的统治地位。
在王建身边的那群朋友里，朱温对他构成了最大的威胁。相比之下，李茂贞的实力较弱，因此可以尽量多占他一些便宜，无需顾忌太多。
天祐元年（公元904年）六月，王建率军北伐，顺利攻占了秦州（今甘肃秦安）和陇州（今甘肃陇县）。
随着两川边界的不断北移，直至距离凤翔不足百里之处，这让李茂贞感到极度恐慌。蜀中的将领们纷纷建议王建抓住这个机会一举拿下凤翔，彻底消除边境隐患。
然而，王建却笑着说：“李茂贞现在就像一条垂死挣扎的鱼，我一战就能击败他。但我们真正的对手是朱老三，而不是李茂贞。况且，李茂贞与朱温之间有仇，如果我们让李茂贞继续存在，他就可以成为我们北方的一道屏障，帮助我们分担来自朱温的压力。只要李茂贞还活着一天，朱温就不会轻易对我们下手。”
众人听后纷纷表示赞同：“主公真是英明！”
于是，王建撤回了军队，并与李茂贞达成和解，蜀国与岐国结成了战略同盟，甚至通过联姻进一步巩固关系。每当李茂贞遇到经济困难时，王建都会大方地给予金钱和物资援助。
王建这一策略极为高明，就如同三国时期的曹操、孙权与刘备的关系一般。赤壁之战前，刘备势力尚小，孙权虽有能力消灭刘备，但这样做之后，曹操的威胁将完全由孙权独自承担。因此，王建保留李茂贞的存在，正是出于同样的考虑。
随着不断取得胜利，王建的势力范围也逐渐扩大。到了唐昭宗天佑三年，王建又成功占领了归州（秭归）和峡州（今湖北宜昌）。
巴东地区作为两川的东部屏障，王建占据了汉中的险要地势，并控制了江峡的战略优势，使得东西两面都得到了稳固保障，他终于可以安心休息了。
尽管王建已经成为了蜀王，但他并不满足于此，因为他渴望成为皇帝。然而，他又不愿意被世人指责为不忠之人，因此希望有人能先一步称帝，这样他就可以用那个人作为挡箭牌。远在汴梁的朱温非常“理解”王建的想法。
唐天祐四年（公元907年）四月，朱温废黜了唐朝的小皇帝李柷，建立了后梁。这个消息传到蜀中时，王建十分高兴：“朱老三真是个好朋友！”
即便如此，王建还是决定再扮演一次“大唐忠臣”，发布檄文号召各地联合讨伐“逆臣”朱温。但是，由于王建的恶名早已传遍四方，没有人相信他的诚意。尽管如此，王建对称帝一事依然迫不及待。
手下的一群马屁精们则在一旁怂恿王建：“大王虽然对唐室尽忠，但唐朝已亡，大王不必再为唐朝守节。请大王顺应两川军民的心愿，自立为大蜀皇帝。”
王建故作谦虚地说：“这怎么好意思呢？”
众人异口同声道：“没关系！没关系！”
不仅有朱温“配合”，蜀中一时还有一些传说，青城山上偶尔出现的巨人，万岁县（今重庆开县东北）神秘现身的凤凰，嘉陵江中若隐若现的黄龙，以及白鹿、乌龟、白雀等瑞兽纷纷登场，它们都是一个意思：“请大王即皇帝位！”
王建见状大喜，拱手致谢：“感谢捧场！”
在谋士韦庄的建议下，王建命令蜀中的军民与他一同向东痛哭三日，以此表达对唐朝最后的忠诚。王建一边哭泣一边冷笑：“朱三，你真是太无耻了！我非常感谢你！”这场悲喜剧结束后，王建于梁开平元年（公元907年）九月，在成都登基称帝，国号为大蜀，改元武成，史称前蜀。
王建任命韦庄为宰相，唐袭为枢密使。
在五代十国时期，典章制度最为接近唐朝的国家，除了后唐和南唐之外，便是王建所建立的前蜀。王建的一众义子们也因此受益，其中最得势的是武信军节度使王宗佶。
王宗佶自认为军功显赫，原本期望王建称帝后能立自己为皇太子，但王建并没有这个打算，仅授予他中书令一职。
王建有自己的亲生儿子，怎么可能将蜀国的江山传给非亲生的王宗佶？即使李从珂在李嗣源的儿子中功绩卓著，仍然被边缘化，更不用说王宗佶在王家养子中的表现并不突出。尽管他改姓了王，但他毕竟不是王家的血脉。
如果王建真的把皇位传给了王宗佶，难保不会发生类似徐知诰改姓为李那样的事情，这可能会威胁到王建后代的安全。
在阶级社会中，权力始终是私有的，而非公有的。在家天下的时代，帝王选择继承人时，通常首先考虑的是自己的亲生子女；如果没有亲生子，则会在同姓亲属中挑选。像柴荣这样的情况是非常罕见的，因此可以说，柴荣能够成为皇帝，在某种程度上要“感谢”刘铢这个杀人狂。
王宗佶心怀不满，企图架空王建，指使御史中丞郑骞等人向王建请愿，要求任命王宗佶为大司马，统领六军，实际上就是想掌握军队的最高领导权。王建之所以能崛起，靠的就是军队的支持，怎么可能轻易地把军权交给一个与自己没有血缘关系的人？
王宗佶实在是不明智，竟然连续三次让亲信请求王建交出军权。枢密使唐袭一直与王宗佶不合，趁机进谗言：“王宗佶虽然表面上看起来很得人心，并且文武双全，但万一陛下驾崩，诸皇子都不是他的对手。”王建听后非常愤怒。
还没等王建对王宗佶采取行动，王宗佶自己却主动找上门来，一再要求王建交出军权。
王建怎能容忍这种挑衅？于是下令武士当场处决了王宗佶，并赐死了他的朋友郑骞。
在五代十国这个动荡的时代，英雄寥寥无几，而枭雄却层出不穷，甚至还有一些所谓的“狗雄”充斥其间。英雄与枭雄的区别主要在于他们的人格是否纯粹，但在成就事业的过程中和所用手段上，并没有本质的不同。
无论是英雄还是枭雄，都会使用一些手腕，有时英雄也会耍赖。比如汉高祖刘邦，他并非真正的流氓无赖，而是真正的英雄，“仁慈且爱护他人，胸怀宽广”。这样的人怎么能被称为流氓无赖呢？然而，无论是英雄还是枭雄，至少都能在某种程度上做到“仁慈且爱护他人”。如果没有一点胸襟，像项羽那样只有匹夫之勇，是绝对成不了大事的。
王建在这方面就做得很好。虽然他出身乡野，但他善于对待士人、驾驭武将，在他的统治下，蜀中地区固若金汤。提到蜀中的文士，有一个有趣的笑话：前唐宰相韦昭度的儿子韦巽曾在蜀地任职。
韦巽为人憨厚愚拙，但因为他是故人之子，王建对他也格外提拔重用。有些人看不起韦巽，当着他的面说风凉话：“三公门前出死狗。”
韦巽出身于京兆韦氏，这是天下闻名的大家族，所以人们常常以此来讥讽他。
然而，韦巽并不愚蠢，他反唇相讥道：“死狗门前出三公。” 他的幽默感由此可见一斑。
王建共有十一个亲生儿子，其中长子王宗仁因身体残疾无法胜任继承大统的重任，因此他决定立次子王宗懿为皇太子。尽管王建妻妾众多，但他最宠爱的并非正室周氏，而是两位姓徐的美女。
在五代宋初时期，有一位著名的花蕊夫人是后蜀皇帝孟昶的宠妃，但其实当时还有另一位同样美貌与才华出众的花蕊夫人，她就是受到王建宠爱的小徐妃。
当徐氏姐妹正值青春年华时，便被王建迎入宫中，并深得其喜爱。由于对她们的偏爱，王建对大徐妃所生的儿子王宗衍也格外关怀。
尽管大小徐妃备受恩宠，但她们意识到未来的皇帝若非自己所出，则地位难保。因此，她们希望可以废黜现任皇太子王宗懿，改立自己的儿子王宗衍以确保家族利益。而王宗懿性格轻浮、行事鲁莽，这也给了她们机会去实现自己的计划。
王建对枢密使唐袭极为信任，然而他的儿子王宗懿却对唐袭不屑一顾，并时常在背后诋毁他。王建对王宗懿干预朝政的行为感到不满，认为他还未到可以指手画脚的地步，尤其反感王宗懿这种有勇无谋的行事风格。
唐袭察觉到皇太子对他态度冷淡，担忧一旦王宗懿登基，自己将面临危险。于是，他决定采取行动对付王宗懿，向年迈的王建进谗言：“陛下，皇太子私下扬言对你不敬的，请您加强护卫。”这番话让王建十分震惊，立即命令唐袭调集重兵保护皇宫。
王宗懿误以为唐袭要除掉自己，未经深思熟虑便率领亲信军队与唐袭的部队发生冲突。
不幸的是，唐袭在这场冲突中丧生，被王宗懿的手下射杀。王建得知此事后，认为王宗懿意图弑父篡位，愤怒之下派遣义子王宗贺平叛。王宗贺率领正规军迅速击败了王宗懿的杂牌军。
战败后的王宗懿逃离成都，因身无分文只能沿途乞讨，最终被人认出并告发。
王建随后派王宗翰前去劝说王宗懿归顺，但王宗懿已被杀害。徐氏姐妹趁机施压，要求立王宗衍为太子，王建无奈之下只得同意，立王宗衍为新任皇太子。
家中的纷争让年近七十的王建疲惫不堪，而凤翔的岐王李茂贞却觊觎着他的领土。蜀汉永平元年（公元911年）八月，李茂贞派遣了曾经归降于他的前梁朝大将刘知俊率军侵犯蜀地边境。
王建得知此事后勃然大怒：“尽管我已年迈，但也不容他人欺凌！”于是他派遣王宗侃、王宗贺和唐袭北上迎战刘知俊。然而，在青泥岭（现今位于陕西略阳北部），蜀军遭遇惨败，伤亡惨重。
面对前线的不利局势，王建亲自前往前线激励士兵士气。作为一位曾经的枭雄，王建的到来确实提振了蜀军的士气，他们接连攻破了凤翔军队的二十多个营地。见无利可图，李茂贞只能灰溜溜地撤退。
到了蜀汉永平五年（公元915年）十一月，蜀军又一次向北进军，再次击败了李茂贞，并占领了几座城池。此时的李茂贞已被打得毫无还手之力，再也不敢对王建有非分之想。
与此同时，刘知俊担心李茂贞会拿自己出气，便献出了关隘投靠蜀国。
然而，对于刘知俊的到来，王建并没有表现出太多的热情。考虑到刘知俊曾背叛过朱温和李茂贞，王建对他是否忠诚心存疑虑。在蜀国内部，刘知俊并不受欢迎，时常有人在他面前诋毁刘知俊。
在成都市井间流传着一句神秘的预言：“黑牛出圈棕绳断。” 王建对此百思不得其解，他心想：“这刘姓之人既貌丑又黝黑，而我的子孙多以宗、承为名，若我去世，他岂不是要对我家族不利？” 于是，王建果断决定，将刘知俊一族斩尽杀绝。
尽管王建处决了刘知俊，但他深知自己的子孙们生性放荡，喜好飞鹰走马，在动荡不安的时代中难以自保。乱世之中，想要生存下来的人只有两种选择：要么彻底消灭对手，要么被对手彻底消灭。
这种两难的局面让王建内心充满了忧虑与急迫感。到了前蜀光天元年（公元918年）六月，这位乱世枭雄在成都逝世，享年七十二岁。
历史总是充满讽刺意味，中国历史上四个被正史承认的蜀国中，竟然有三个从建立到覆灭的过程如此相似。它们分别是刘备、王建和孟知祥三位先主，以及刘禅、王衍和孟昶三位后主。
刘备作为一位天下闻名的英雄，曹操曾对他说过：“天下英雄，唯有君与操耳，本初之辈不足挂齿。” 如果朱温像曹操一样有机会与王建共饮，或许也会对他做出类似的评价。虽然论人品，王建远逊于刘备，但在权谋手段上却不相上下。能在乱世中成为一方枭雄的人屈指可数，而王建无疑是其中之一。
在王建的灵柩前，群臣拥立皇太子王宗衍登基为帝，并将次年改元为乾德元年。尊称王建为高祖皇帝，为了避讳，王宗衍去掉了名字中的“衍”字，改为王衍。
历史上有两位名叫王衍的人物：一位是西晋时期的王衍（字夷甫），因其清谈误国而闻名。他年轻时被竹林七贤之一的山涛赞叹为“天人”，但同时也预言了他将会误国：“何物老妪，生此宁馨儿，然误天下苍生者，必此人也！”
另一位则是后蜀的末代君主王衍。这位小皇帝几乎是个无能之辈，与其说是他在统治国家，不如说是他的母亲徐太后和姨母徐太妃在幕后掌权。
徐太后和徐太妃因儿子和外甥登基而获得显赫地位，她们贪婪的本质很快显露出来。她们在宫中开设了一家“乌纱帽专卖店”，公然贩卖官职。消息传开后，全国为之震动，许多有钱无权的人都开始四处活动，希望借此机会获取权力。
徐太后和徐太妃定期举办乌纱帽拍卖会，遵循价高者得的原则。拍卖会上人头攒动，场面异常火爆，不知挤掉了多少人的鞋子，拍卖槌也被敲坏了不少。尽管如此，二徐赚得盆满钵满，常常带着王衍一起数钱，每次都能乐翻天。王衍在一旁兴奋地大喊：“哇！发财了！”
那些成功竞标的人更加激动：“这可是十倍的利润，下半辈子可以尽情享福了。”
然而，这种卖官鬻爵的行为最终导致民心尽失，受苦的永远是普通百姓。
王衍不知从何处聚集了一群太监，整天与他们混在一起，将政务也交给了这些太监处理。其中，宋光嗣和宋光葆尤为得势，被称为“二宋”（但这与北宋时期的宋痒、宋祁不可同日而语）。
王衍生性好动，喜欢享乐，觉得宫中的生活不够有趣，于是下令建造了许多华丽的宫殿，名字也起得极为夸张，如太清宫、迎仙宫、降真殿、蓬莱阁、飞鸾楼等。
这样的皇帝身边自然少不了阿谀奉承之辈。韩昭、顾在珣、潘在迎等人擅长拍马屁，再加上那些善于逢迎的宫人和得势的太监们，一群人终日在宫中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嬉戏打闹。
王衍的干兄王宗寿对此深感不满，在一次宴会上痛哭流涕地劝谏王衍要以国家为重，不要再如此胡闹。然而，还没等王衍表态，韩昭等人便围上来辱骂王宗寿，而王衍对此却无动于衷。王宗寿悲愤离去，朝中的正直大臣看到皇帝如此昏庸，也渐渐失去了干预的信心，只能听天由命。
王衍还是一位独特的帽子改革者。他发现国人普遍戴着一种只能勉强遮住额头的小帽子，感到十分不满，于是颁布诏书禁止这种帽子的使用。
不过，戴帽子依然是必要的，王衍自己动手制作了一顶大帽子，并常常戴着它招摇过市，还要求宫人们戴上金莲花形状的帽子，穿上道袍，并在脸上涂抹浓粉。百姓见皇帝如此装扮，纷纷效仿，整个社会风气变得异常荒唐。
王衍的猴子性格预示着他将成为一名出色的旅行家。然而，受限于自己的领地范围，他无法涉足他人的领地，只能在蜀中一带活动。
王衍以视察地方事务为名，开启了公费旅游之旅。他不喜欢低调行事，每次出行都会带上数万名铁甲卫士，声势浩大地穿越蜀中。
当他巡游至阆州（现今的四川阆中）时，发生了一件极为不道德的事情，王衍看上了当地居民何康的女儿，尽管她已许配他人，王衍依然强行将其带走。虽然他对未婚夫给予了一些补偿，但这位未婚夫因悲痛过度，最终哭泣致死。
这种损害“阴德”的行为，王衍却做了两次。前蜀乾德四年（公元922年）四月，他又对大臣王承纲的女儿产生了兴趣。如同对待何女一样，他再次将即将成婚的女子夺走。
王承纲请求归还女儿，却激怒了王衍，导致自己被流放到茂州（现今的四川茂汶）。而那位刚烈的王女不愿接受这样的命运，选择了自杀。
在蜀中，王衍的行为十分荒唐，而此时中原地区已经经历了巨大的动荡。后梁龙德三年（也就是后唐同光元年，即公元923年），后唐的军队攻占了汴梁，梁朝的皇帝朱友贞选择了自尽。
尽管刚刚取得了中原地区的控制权，李存勖并不满足。当他得知王衍在蜀中的昏庸无能之后，便心生贪念。由于对王衍的具体情况不太了解，他首先派遣了客省使李严前往蜀地进行探查。
李严到了蜀地后，利用后唐的强大声势来震慑王衍及其臣民。在觐见王衍时，李严大肆宣扬李存勖的军事成就：“我们皇帝在邺城继承大唐之名，从郓州起兵，一举扫平了梁朝的残余势力，在战场上生擒了王彦章，并在汴城诛杀了朱友贞。梁朝出动的三十万大军也纷纷缴械投降。如今，我们的皇帝统治着从陇西到凉州的土地，向东开拓至海边，闽越之地已归顺，契丹也被震慑。四海之内，无人敢不臣服。若有敢于违抗者，必将面对大唐三十万铁骑的全力征讨，不留任何余孽。”
大太监宋光嗣心有不甘，当即质问：“李君，最近听说契丹势力日益壮大，凭借贵主的力量，难道不感到畏惧吗？”
李严听后哈哈大笑：“契丹不过是边陲小邦，何足挂齿？在我大唐皇帝眼中，契丹就像一只小小的虱子。我们大唐百万雄师，何时惧怕过契丹？”
宋光嗣顿时无言以对。
蜀地众人似乎并不了解中原的局势，听到李严如此自信满满地陈述，都面面相觑：“朱梁竟然被灭了，下一个会不会轮到我们呢？”
王衍心中颇为不满，认为李严在夸大其词，便敷衍几句将他打发走了。李严见王衍沉迷于吃喝玩乐，意识到国势已难以挽回，急忙赶回洛阳向李存勖汇报。李存勖听后大喜，决定出兵攻打蜀国。
后唐同光三年（前蜀咸康元年，公元925年）九月，李存勖任命魏王李继岌和枢密使郭崇韬率领大军越过秦岭南下，直指蜀国。
此时的王衍还想着公费出游，恰逢天雄军节度使王承休邀请他前往秦州（今甘肃秦安）游玩。为了吸引王衍前来，王承休在秦州大兴土木，建造行宫，并强征民间美女入宫教习歌舞，绘制成图献给王衍。
王衍看到这些图画后非常高兴，称赞道：“王承休真是忠臣啊！” 于是准备北上巡幸秦州。
实际上，吸引王衍的并非这些奢华设施，而是王承休那美艳绝伦的妻子严氏。
蜀秦州节度判官蒲禹卿向朝廷进言，指出：“蜀都虽强盛，威震四方，边境安宁无战事之忧，但国内却有诸多内患。百姓流离失所，盗贼横行，若不先整顿内政，恐怕不宜轻举妄动。”
徐太后也泪流满面地劝诫王衍不要贸然北上，然而王衍执意不听。
王衍的车驾抵达利州（今四川广元），得知唐军已入境，顿时惊慌失措，几乎瘫倒在地。此时，王宗弼挺身而出，安慰王衍道：“陛下不必担忧，臣在此，定保陛下平安。我军十万精锐足以击退河东军。陛下只需固守利州险要之地，派遣军队迎战郭崇韬即可。”
王衍稍感安心，遂命王宗勋、王宗俨、王宗昱率领三万大军迎战唐军，自己则在利州静待捷报。
唐军李绍琛部率先抵达兴州（今陕西略阳），蜀兴州刺史王承鉴见势不妙，仓皇逃窜。李绍琛部继续前进，在三泉（今陕西宁强西北）与王宗勋等部相遇。唐军士气高昂，奋勇作战。
由于蜀军多年未经历战事，士气低落，面对唐军的猛烈攻势，很快便溃不成军，三位王爷也纷纷逃窜。
王衍闻讯大败，急忙命令王宗弼去追捕逃散的将领，随后一路狂奔回成都。蜀国文武官员见此情形，纷纷为自己寻找后路，他们深知蜀国灭亡已成定局，不如早日投降，或许还能保住富贵。
不久，蜀武德军留后宋光葆献出辖下五州，武定军节度使王承肇献出三州，山南西道节度使王宗威献出五州。唐军一路势如破竹，天雄军节度副使安重霸早有意投靠李存勖，设计将王承休骗回成都，然后献出天雄军。
如此一来，蜀国彻底瓦解，归于唐军手中。
蜀国末代君主王衍在逃亡途中抵达成都城外时，城内的文武官员与嫔妃纷纷出城迎接。然而，王衍却依然心不在焉，在嫔妃队伍中表演回鹘舞蹈，悠然自得地返回城内。
回到宫殿后，王衍高居宝座之上，询问众臣有何退敌良策。然而，这些平日里沉迷于享乐的官员们，此刻只能低头沉默，心中暗想：“唯一的办法就是投降。”
与此同时，奉命前去处决王宗勋等人的王宗弼早已萌生叛意，并与王宗勋合谋率先向唐军投降。
王宗弼率领军队返回成都后，首先清除了宫廷中的宦官与宠臣，随后将王衍及其太后、太妃等人软禁于西宫，静候李继岌率军入城。
为了讨好即将掌权的唐朝势力，王宗弼还指派亲信前往国库，将其中的财宝尽数运往自己家中。
随着唐军势如破竹般推进至绵州，李存勖致信劝告王衍认清形势，早日归降。此时已成为王宗弼阶下囚的王衍，为了保住性命，不得不献出两川地区的土地与人口，并牺牲了自己的尊严，向李存勖俯首称臣。
十一月，唐军顺利进入成都，标志着前蜀政权的覆灭。
李存勖击败了王衍，自然感到十分得意（尽管这种得意并未持续多久）。他下令让王衍全家迁往洛阳，并接受所谓的“封赏”。
王衍则显得毫无心机，对于亡国之事并不在意，心想即便到了洛阳，自己依旧能享有万户侯的待遇。
然而，李存勖的想法与王衍截然不同。此时，李嗣源正率领叛军向西进发，李存勖将主要精力都放在应对李嗣源上，因此对王衍始终心存疑虑。
受宠的伶人景进对李存勖进言道：“陛下如今要东征叛军，而魏王还未归来，王衍家族人数众多，万一他们在洛阳生乱，陛下岂不是危在旦夕？不如斩草除根，以绝后患。”
李存勖也有此担忧，于是派遣宦官向延嗣前往长安，意图清除暂居那里的王衍一行。但枢密使张居翰私自改动了诏书，将“王衍一行”改为了“王衍一家”，这在无奈之中也算是一种善举。
向延嗣抵达长安后，向仍沉浸在“安乐公梦”中的王衍传达了李存勖的旨意。王衍听闻后痛哭流涕，乞求饶命，他的母亲大徐妃也悲痛欲绝地哭诉道：“我儿率全国归顺，当初皇帝承诺不会伤害王氏一族，为何如今出尔反尔？李存勖如此背信弃义，必将遭受天谴！”
然而，这一切都已无济于事。向延嗣命令手下动手，在后唐同光四年（公元926年）三月，王氏全族在秦川驿被处决。
曾经，王建因为怀疑刘知俊意图对其家族斩草除根，最终族灭了刘知俊。但他万万没想到，真正导致自己家族断子绝孙的人，竟是他从未谋面的李存勖。
命运就是这样变幻莫测，机关算尽反而自食其果。在乱世中，灭族虽是人类历史上最悲哀之事，却屡见不鲜。王建也曾灭了刘知俊一族，如今自己的家族也为他人所灭，这或许是因果报应。历史总是这样无情，让人无言以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