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朝的历史，以周平王东迁洛邑为分界点，划分为西周和东周，其中东周治下的天下又因礼崩乐坏、诸侯混战而有了春秋战国之别称。

在西周未亡之前，周天子对天下诸侯有着绝对的控制权，比如周共王为了得到三位美女就发兵灭掉了密国；周夷王仅仅因为一句谗言就可以下令烹杀远在齐国的齐哀公；公元前807年鲁国内乱公子伯御自立为君，周宣王率军伐鲁，杀伯御。

但历史进入东周以后，周天子的地位却一落千丈，不仅无力干涉诸侯国继承人的选立，甚至周桓王在讨伐忤逆的郑庄公时还被郑国士兵一箭射中肩膀，威严扫地。

战国以后，诸侯混战更加频繁，就连周天子的直属领地也时常被侵夺，周王室已经从天下共主沦为了同宋、卫一样的普通小国。

周武王和周公旦所建立的宗法天下，为何会因为平王东迁产生如此大的前后落差呢？

按照《国语》和《史记》的说法，周幽王在位时因为擅废王后和太子，引发王后母国—申国不满，申侯遂联兵犬戎发兵攻周，幽王被杀，而犬戎趁机攻破镐京，侵夺岐、丰之地，周王朝实力大损，平王为避戎祸被迫东迁，丧失了对天下的控制权。

长期以来，这段记载也被后世当做了西周灭亡的史实。但却有留下两大谜团始终未能解开：犬戎明明是帮助平王夺位的友军，为何却成为平王口中的“戎无道，侵夺我岐、丰之地”的敌人，甚至鼓励诸侯讨伐？平王的政治靠山是位于骊山的申国，平王为何要舍弃申国，远赴政敌环伺的洛阳？

清华大学给出的研究结论，彻底颠覆了既有认知。

根据对入藏的战国楚简的释读，清华大学于2012年正式对外发布了《清华简·系年》，其中对于周平王东迁事件做了如下记载：

“王与伯盘逐平王，平王走西申。幽王起师，围平王于西申，申人弗畀，曾人乃降西戎，以攻幽王，幽王及伯盘乃灭，周乃亡。邦君、诸正乃立幽王之弟余臣于虢，是携惠王。立廿又一年，晋文侯仇乃杀惠王于虢。周亡王九年，邦君诸侯焉始不朝于周，晋文侯乃逆平王于少鄂，立之于京师。三年，乃东徙，止于成周”。

根据这一结论，周幽王因继承人问题被杀后，忠于幽王的诸侯大臣所拥立的合法继承人是携惠王余臣，而周平王始终未能获得称王的法理，此时周王朝出现了“二王并立”的混乱局面。

直到平王获得了晋文侯的支持，才杀掉了携惠王，同时受晋文侯所迫迁都成周（洛阳），与平王所谓的“戎狄入侵”并无关系。

清华大学的研究成果也印证了西晋出土的《竹书纪年》所言非虚，并且《竹书纪年》还记载了一个更为残酷的细节：在幽王还未死时，仍是太子的周平王就在申侯的拥立下继位，自称“天王”，此时的西周是“父子二王并立”。

在宗法礼制森严的周王朝，周幽王自然不能容忍这种叛逆行为，故而才出现了《清华简》所说的“幽王起师，围平王于西申”的情况，但周幽王显然没料到，申侯为保住平王王位，不惜结盟西戎，而幽王的最终被杀，自然也是得到了平王的默许，毕竟，僭越称王已经预示着父子只能存活一个。

然而，周幽王死于公元前771年，而幽王的合法继承人携惠王则死于公元前750年，携惠王死后3年，平王才开启了东迁之路，期间间隔24年之久。

这也就意味着，在长达20余年的二王对峙局势中，周平王始终都在申国的庇护下，居于紧邻镐京的关中地带，并没有受到所谓的戎狄侵犯。

那周平王东迁洛阳的动机又是什么呢？

事实上，周平王因为得位不正，又有弑父之嫌，其继位后除了拥立他的娘舅申国以及申国的盟国许、缯等国外，并未获得诸侯的承认。而反观携王，拥立他的是邦君、诸正，也就是一干王室重臣和诸侯邦君。

在二王相争之时，周平王无论是法理还是实力，都不如周携王。

为了扭转这一不利局面，周平王不得不采取非常手段。

根据陕西临潼出土的《陈侯作王妫媵觳》铭文可知，周平王在公元前763年，将申侯之女嫁于郑武公，申郑联姻，意味着郑国承认了申国庇护下的平王王位合法性，而平王也默认了郑国对郑、虢、胡等国的占有，并将虎牢以东土地赐给了郑武公。

之后，周平王又分别将秦襄公、晋文侯从西戎手中夺回的原本应该归还周王室的岐西、河汾之地大方地赐给了秦、晋两国，甚至给了秦梦寐以求的诸侯头衔。

与周平王的“大方”相比，继承幽王王位的携王一派，仍维护西周以来的宗法礼制，而秦、晋发兵驱戎所占据的王室领地，不仅无法得到承认，甚至可能被视作对王权的挑衅。

相形之下，秦、晋诸侯彻底倒向了平王一派，这也解释了为何二王并立之初晋国无所表示，反倒是在时隔20年之后，晋文侯才杀惠王于虢地。

周平王的饮鸩止渴之举，虽然巩固了王位，却开了将龙兴之地赐予诸侯的先例，丧失了在关中立足之地。一如《吕氏春秋》所言：“平王所以东徙也，秦襄、晋文之所以劳王，劳而赐地也”。

为此，周平王不得不在秦、晋所谓的“护送”之下，离开关中前往洛阳。带头破坏宗法制度的周天子，自然无力要求诸侯再继续遵守，中国历史步入了礼崩乐坏的春秋战国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