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国民党军队在国共内战三大战役中节节失利：10月16日，锦州被解放军攻占；11月2日，沈阳失守；22日，淮海战场上，第七兵团司令黄百韬碾庄兵败自杀；30日，国民党军队放弃徐州。

蒋介石失道寡助，屡战屡败，已显出败亡迹象。

这时候的上海，空气中弥漫着末日的气息。

人心慌乱，匪盗横行，难民如潮，民不聊生。

12月3日，就在上海百姓为国家哀叹，为生计担忧的时候，上海滩的大街小巷忽然爆出一则轰动性的新闻：徐州惨败京沪震动，国民党蒋介石正在偷运黄金，去向不明。

这条新闻最早是由英国记者乔治·瓦因报道的，发表在《字林西报》上。《字林西报》的办公地点就在紧邻中国银行的华懋饭店。黄金秘密装船启运的那天晚上，乔治·瓦因正好从办公室窗户目睹了全过程。他看到一艘海关缉私舰“海星”号停靠在黄埔江边，从中国银行侧门出来一些挑夫，挑着沉重的担子往“海星”号走去。他怀疑担子里面就是黄金，国民政府正在用最传统的苦力偷运中国人民的黄金。

乔治·瓦因这份率先披露蒋介石秘运黄金的报道激怒了国民党当局，早已被国民党特务盯梢的乔治·瓦因很快遭到抓捕，而后速审速决，直接被判处死刑。消息传出，幸亏其夫人紧急托付香港外国记者协会主席直接找到蒋介石求情，经过36小时的积极营救，才得以释放。

当时的上海，人心惶惶，国民党的金融信誉早已崩塌，得知国库内的黄金一夜之间竟被运走大半，上海的金融秩序顿时陷入了极度恐慌，愤怒而惊慌的人们围堵在中国银行以及其他国家银行周围，大声疾呼，要黄金，不要金融券。

迫于形势压力，国民政府被迫在中国银行以远比黑市价格低的纯金，让市民凭身份证，拿1000金圆券换兑黄金1市两（仅限1两），但每天限售1000两，先来先购。

然而，政策一出，换兑的机会就被银行职员、警察以及政府有力人士攫取了，普通老百姓只能拼命排队，焦急等待。

1948年12月24日圣诞节前夕，中国银行门口人山人海，数万人在同时抢购黄金。最终，等待兑换黄金的人们情绪失控，为挤进银行，不顾一切地争抢、冲撞、踩踏，最终酿成7死41伤的“黄金挤兑惨案”。

据后来相关史料披露，1948年12月初国民党蒋介石偷运到台湾的黄金数量有200万两，62吨之巨。

虽然此次偷运巨额黄金，进一步失去了民心，并且酿成了百姓死难的惨案，但蒋介石因为深陷败亡泥潭，加之独夫民贼的本性，所以他丝毫没有怜悯人民，爱护国家的意思，相反是变本加厉，更加的险恶疯狂。

1949年1月，淮海战役结束，解放军直逼南京，以副总统李宗仁为首的桂系欲和共产党“和谈”，于是向最大的障碍蒋介石“逼宫”，迫使其下台。

蒋介石在中共的军事进攻和桂系李宗仁逼宫的困境中，虽感内外交困，却也有阴谋应对之法。

在当时，蒋介石的阴谋应对之法，就是另起炉灶，掌握军队，幕后指挥，做“最后一搏”。蒋介石以为，他麾下尚有可战之兵200万，尤其是胡宗南的30万精锐，这200万军队驱动得当，他将在“最后一搏”中迎得东山再起的机会。但要驱动指挥这200万军队，有一个问题必须重视，有力量解决，那就是手中必须握有能够支撑局面的庞大军费。

那庞大的军费在哪里呢？

蒋介石将目光锁定在了国库黄金上。

但当时的蒋介石也深知，对一个立宪的国民政府而言，他下野后很难继续直接掌控金库，况且还有李宗仁等人的牵制。而且运送国库黄金白银，不是一次二次就能完成的，随着运送次数的增多，代总统李宗仁势必会调整部长、央行总裁等重要官员，这也会使运金难度大大增加。

那么，怎样才能在众目睽睽之下，一举将国库黄金持续掏空呢？

蒋介石在民国历史上耍弄阴谋权术的时刻很多，但这一刻无疑是最为诡秘，阴险狡诈的。

1949年1月上旬，蒋介石在被迫下野前秘密召见了时任国民党军队联勤总部财务署署长吴嵩庆，令其设法与财政部及中央银行订立秘密协定，以“预支”军费的名义，将国库剩余黄金先行划拨到联勤总部财务署，作为内战的“特别准备金”。

蒋介石此阴谋，用“军费草约”做“法律依据”来预支军费，偷梁换柱，从而将中央银行国库金银外汇转移到财务署保管。

后来，曾有人评价，这是蒋介石使用白手套，极其高明，也极其大胆的一次。细看这个黄金草约，不难发现，这一阴谋，实际上是将国库金银转移到了吴嵩庆的私人金银账户上，万一吴嵩庆不可靠，或者有问题，后果将不堪设想。然而，蒋介石在这个关键点上却识人极准，而且基本做到了用人不疑，所以通过吴嵩庆，蒋介石实质上掌握了一个庞大的战时金库，而国库里的黄金也成了蒋介石的战时秘密军费。

讲到这里，很有必要讲一讲吴嵩庆这个人——

最早爆出蒋介石运金事件的李敖，在其编著的《蒋介石研究》一书中有一整页的吴嵩庆肖像，并称他为“蒋介石的总账房”，说吴嵩庆是除俞鸿钧外另一位在1949年前后的“盗窃”大陆国库黄金到台湾的重要人物。

跟随吴嵩庆整整三年的机要秘书詹特芳，在后来的“坦白交代”中，则称吴嵩庆是蒋介石的“奴才”。

其实，抛开政治立场，吴嵩庆可看作中国传统社会的最后一代“士”，廉洁奉公，鞠躬尽瘁，甘为知己者死。

蒋介石用他，体现了识人用人，亦有高明不俗的时候。

吴嵩庆，浙江镇海人，16岁在宁波英国人开办的教会学校读书，后转入上海沪江大学，学习商科。1927年，26岁的吴嵩庆经陈舜畊介绍进入北伐上海龙华卫戍司令部任少校秘书，成为白崇禧的部下。陈舜畊时任蒋介石的机要秘书，是吴嵩庆非常要好的同学，对他影响非常大。

1928年，吴嵩庆承白崇禧之助，替他写了一封介绍信给大学院院长蔡元培，以特约编译员名义支薪100元做学费，进入巴黎大学留学，两年后毕业，获硕士学位返国。

1933年，经留法同学、时任军事委员会机要室秘书汪日章的介绍，吴嵩庆登上庐山，晋谒蒋介石。

这是一次奇妙的晋谒。

登庐山途中，吴嵩庆帽子忽然被风吹掉，汪日章见状，不由地感慨一句，老兄此行，看来要出头啊。

在庐山上，蒋介石第一次见吴嵩庆，便感觉非常好，甚至有相见恨晚之感，当天便将他留下来，任命为少校参谋。半年后，吴嵩庆晋升为中校密电股长，从而进入蒋介石最机密的中心：主要掌理蒋与全国政要将领间密电本的编制与配发，并协助“黑室作业”，即蒋的侍从室著名的密电室。

在很长的时期，不光蒋介石看好吴嵩庆，就连宋美龄也非常欣赏、器重他。1936年，宋美龄应变出任航委会秘书长，直接钦点吴嵩庆为主任秘书。

在与宋美龄共事期间，有一次吴嵩庆与飞虎将军陈纳德因事相争，陈纳德咄咄逼人，一怒之下拍了桌子。

宋美龄见状，对吴嵩庆说：“你得罪了美国顾问，应向他道歉！”

吴嵩庆说：“此事我有道，我决不能道歉，而且他用手拍桌子，是他侮辱了我，他应当向我道歉。”

宋美龄欣赏他的骨气，转身向陈纳德说：“我们中国人认为拍桌子是一件极不礼貌的事情，好吧，你们两人握手言和吧。”

于是在宋美龄面前，吴嵩庆与陈纳德热烈握手，言归于好。

蒋介石听闻吴嵩庆与陈纳德有这一场冲突，不卑不亢，有骨气，有气度，不由地夸赞一句：“才堪大用！”

1943年7月，吴嵩庆奉命去国民党中央训练团党政高级班受训，得当时任军需署署长陈良的赏识，结业后调任军政部军需署粮秣司少将司长，移居重庆。

从此，吴嵩庆被纳入军需财务系统。

1944年，吴嵩庆升任军需署副署长，11月又奉命兼任兵役部经理处处长。1945年，应湖北省主席、陈诚系王东原的邀请，出任湖北省财政厅厅长，兼任省银行董事与总经理。

1947年年底，吴嵩庆重被召回军中，到南京出任国民党军队联勤总部财务署署长。这是美国顾问建议的，将国防部改组，实施新编制，将联勤总部的财务署划归主计系统。彼时，行政院主计长徐堪向国防部部长白崇禧推荐吴嵩庆出任财务署署长。

白崇禧说：“他是我北伐时的老部下，当然欢迎。”

由吴嵩庆的仕途经历可见，在国民党军政圈子多少年，他从未真正依附过谁，也不属于那一派的亲信心腹，即便与蒋介石夫妇的关系也一样，自始至终，他都不是“内廷的亲信”，蒋介石夫妇欣赏器重他，其他各派也都能接受他，都是因为他具有勤勉谨慎，克己奉公的品格，以及有目共睹的工作能力。

有评论说，十万能通神，有钱磨推鬼。说甚铁面，也便唯唯。黄金往往代表人的欲望，更会挑动贪婪和权力之心，在大时代的风云激荡中最能检验人心。而吴嵩庆无疑是通过黄金考验的人，面对巨大的诱惑，他始终忠诚，且有士为知己者死的可贵品质。要知道蒋介石将国库黄金存入吴嵩庆的私人账户，这对吴而言，是一个巨大风险，倘若蒋介石政权不保，吴嵩庆的个人下场必定十分悲惨。所以，从这个角度讲，吴嵩庆是那个时代的“士”，甚为难得。

吴嵩庆自接受蒋介石“预支”军费的秘密授命之后，即着手准备与财政部及中央银行订立秘密协定，准备转移国库剩余金银外汇至联勤总部财务署，作为内战的“特别准备金”。

当时的财政部部长徐堪，并非蒋介石嫡系，接到吴嵩庆的军费申请后，面对蒋介石的“狮子大开口”，很是犹豫不决。

徐堪担心蒋介石此举会导致国库极度空虚，诱发更大规模的挤兑风潮，后果将不堪设想。因此，徐堪提出诸多理由不予同意，比如说军费过于庞大，要保证所剩不多的国库资金能用于国家紧需，所以暂时不宜提前移动黄金等等。

徐堪的态度，从某种意义上代表了当时李宗仁的态度。

遭徐堪婉拒之后，吴嵩庆非常焦急，经过思虑，他想退一步按照规定，先支半数，来打破僵局。拟好方案后，吴嵩庆征得郭忏总司令的同意，于当晚即由南京赶赴上海，等候财政部部长徐堪、央行总裁俞鸿钧、副总裁刘攻芸的签字。

然而，“预支”半数国库金银外汇做军费的提议，仍然遭到了徐堪的拒绝。

关键时刻，一位神秘人物，受蒋介石的指派，紧急来到了上海。

他的到来，改变了这一被动的局面。

此人就是蒋经国。

蒋经国到来后，向俞鸿钧、吴嵩庆面授机宜，当下应以强硬态度，以全国战事紧急，前线日夜催饷为借口，由国民党预算财务署署长先行向中央银行提调预支军费。

这个理由可谓名正言顺，而且他们打了一个时间差。几天后，俞鸿钧将辞去央行总裁一职务，由他把事情办了，而后引退，这样主持偷运黄金的事便不会引人注意了。

由于蒋经国从中斡旋，在经多方施压，徐堪最后只能点头同意，于是吴嵩庆提出的“先支半数”的提议，得到认可。

按“草约”规定，这一次财政部把上海国库金银外汇等“现金”，至少先拨出半数“预支”作为军费，交由国民党军队财务署监管，其总数约90万两黄金，3000万块银元以及7000万美元外汇。

此笔“预支军费”，吴嵩庆拿到手之后，随即按照蒋介石的授意，将之秘密隐藏了起来。

蒋介石为什么要秘密隐藏这笔巨款，原因至少有三：

其一、蒋介石下野已成定局，不能再拖，代总统李宗仁十天后就要上任，到时候他就无权使用国库金银外汇了。而这笔钱，蒋介石认为不能被“代总统”李宗仁使用。

其二、将这笔巨款秘密隐藏起来，就无须受主管部门和立法院监督了。

其三、经由财务署吴嵩庆掌管的军费，用起来不但方便而且有“效率”，这一点对于掌控部队至关重要。外界以为蒋介石输的已经所剩无几了，其实国民党军队的命门还握在他手里，而外界却很难一探深浅。

1949年1月20日，就在蒋介石即将下野的前一夜，这笔黄金巨款被军舰秘密运走，而目的地却不是台湾，而是厦门鼓浪屿。

这又是蒋介石老谋深算，阴险至极的地方。

蒋介石将这笔绝密军费，之所以秘密运往厦门，而非台湾，至少有三个方面原因——

其一、可就近发饷给大陆东南与西南地区仍与共军交战的亲信部队。这说明蒋介石对大陆并未完全死心，仍妄想依靠手中的黄金来打内战。

其二、厦门距离台湾最近，因地利之便，必要时能随时转运台湾。说到底，这就是不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蒋介石深深地知道今后他苟延残喘的本钱就是这些国家财富，百姓的血汗。

其三、就更加阴暗了。当时的蒋介石对新任命的台湾省主席陈诚，并不完全信任。在当时，陈诚虽然是蒋介石的亲信，但他在台湾却一人独大，无人制衡。蒋介石内心深处对日后大陆全面溃败之后的退路，其实并没有十足的把握，将这一笔巨款留在厦门，也是为了进退有据。

偷运出大批黄金，手中秘密握有了巨额秘密军费，蒋介石下野回到奉化老家后，表面看上去颇为气定神闲，犹如一山间散人。

其实，越是如此，越说明他的阴谋之深。

有人讲，这一时期，蒋介石的奉化阴谋，在权力斗争中登峰造极，并对国家造成了无穷的伤害，他的表面闲散，实属罪大恶极。

在这一点上，李宗仁就差的太远了。

1949年1月底，快到中国传统农历新年，刚上任的中华民国代总统李宗仁为了安抚军心，向负责保卫南京安全的警察们承诺，今年春节，每位执行警察可领导“袁大头”一块，真金白银，绝不食言。然而，当特派员手拿代总统手令来央行提款时，眼前的景象竟让他大吃一惊：国库已空空如也，所剩无几的黄金也正在装箱打包。李宗仁收到报告，经多番询问才得知，他们是在执行国民党总裁蒋介石的命令。

李宗仁大怒，立即下令央行高管人员停止转运黄金，并要求将运走的黄金追回来。

可是怎么可能。

此后，蒋介石非但没有罢手，相反变本加厉地以各种卑鄙手段来继续掏空国库剩下黄金。

经过一系列的施压，强迫，偷运，到了1949年2月，国库黄金只剩下20万两，其余的全部被蒋介石攫取走了。

对于李宗仁代表国民政府试图夺回国库黄金，蒋介石在日记中更是恶毒攻击：“李、白运动立委，拟将台厦现金运回，支付政事，期以半年，用光了事。此种卑劣阴谋，不惜断送国脉民命，贡献于共匪，以为快也。”

大陆彻底败亡已定，蒋介石为了在台湾续命，对于国库黄金，其心态俨然已发展到不惜抢夺的地步。

1949年年初，长江以南的国统区已经可以听见江对岸隆隆的炮声。就在这个时候，国民党部队却在长江南岸设下一道奇怪的防线：50万重兵放弃南京，死守上海。布下这条防线的，正是坐镇上海，号称要跟解放军在上海激战半年的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

当时，军中的明白人都在痛骂，长江本为天堑，一旦放弃南京，就意味着只要京杭失守，解放军即可合围上海。倘若前方再出现大军，卡住吴淞口，50万大军必定难逃全军覆灭的命运。

试问，这是集体愚蠢，还是另有不可告人的秘密？

1949年4月中旬，江北失守后，国民政府国防部会同京沪杭警备司令部，在上海召开长江作战会议。

在会上，国防部主管作战的第三厅厅长蔡文治直言不讳地指出汤恩伯布置的这条防线，存在巨大漏洞，实属愚蠢至极的指挥。

面对如此犀利的指责，汤恩伯先是阴沉着脸不予回答，最后竟然气愤地拍案而起，掏出枪来，声言要枪毙对方，这次计划必须执行，没有丝毫商量的余地。

谁知道，蔡文治年轻气盛，毫不畏死，他敞开军服，表示要以死相谏。

汤恩伯见无法收场，只得从公文包中取出一份文件。众人一看，这份文件竟是蒋介石的亲笔手令——

“责成上海市秘书长陈良在上海市市长吴国桢因‘病’请假期间代理市长一职，和汤恩伯一起负责将中央银行所存黄金、白银和积压在上海的大批物资运台湾。在这批黄金、白银未运完之前，汤恩伯应集中兵力死守上海，直到这批金银全部运出，否则有任何差错，都拿两人是问······”

也就是说，仗打到这个份上，蒋介石再不顾上什么军事战略，上海50万死守部队的唯一任务就是抢运国库黄金。

这次抢运黄金，蒋介石为争取时间，彻底撕下阴谋虚伪的面孔，近乎就是用部队在抢夺。

5月14日，汤恩伯竟直接给无权管辖的中央银行下了一道亲笔电令：

为适应军事，贵行现有黄金银圆，除暂留黄金5000两，银圆30万元外，其余即务存于本部指定之安全地点，需要时继续提用。

就这样，积累了几十年的国家财富，最终被蒋介石洗劫一空，国库中留给新中国的只有5000两黄金，30万元银圆。

仅此一点，蒋介石最终逃过人民的审判，确是历史的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