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王亚樵给老蒋带去的不仅是彻底的愤怒，还有深深的恐惧。

事情要从这一年王亚樵实施的一次刺杀行动说起——

1932年，被老蒋寄予厚望的国联李顿调查团在中国东北问题上，置国际公理于不顾，不仅偏袒日本，而且有趁机染指东北的肮脏企图，令国人极其失望、愤怒。

王亚樵是那个时代的爱国侠士，激怒之下必亮剑。当整个上海滩对《李顿报告书》各抒己见时，王亚樵直接亮明了自己的态度——李顿所干的事，实质上是牺牲中国来保护帝国主义国家的利益，毫无公理可言。既然世界上奉行森林原则，弱肉强食，讲强权不讲公理，那么，只有一个办法，他不仁，我不义。只有诉诸武力，锄杀李顿，才能正公理，扬国威。

王亚樵不是政客，没有虚张声势的那一套。

他是言出必行，锋利如刀。

李顿是9月4日晚上飞抵的上海，王亚樵下手极快，第二天晚上，便派出龚春浦、龙林、唐明等五人刺杀小组住进华懋饭店，准备在出入必经的大门口伏击李顿。

谁曾想，李顿自觉《报告书》惹怒了中国人，到了上海，他们便要乘坐次日23点的英国邮轮回国。出于礼貌，当时的上海市长吴铁城代表国民政府为调查团饯行。李顿考虑到时间紧张，便让团员们提前退房，带着行李参加宴会。

王亚樵得知消息，随即传令行动终止，刺杀小组撤出华懋饭店。

这次未遂的刺杀行动，到此本来就应该淹没在了历史的秘境之中，但一次荒诞的偶然事件改变了一切。

王亚樵麾下的刺客，身上多有江湖草莽气，这一次，事情就败在这里。

龚春浦、龙林、唐明几人，觉得带枪出来，空等一场，连根毛也没捞到，实在窝囊。带着火气，几人在街上游荡一阵，最后决定抢一家钱庄，捞些油水，也算不枉此行。

非常荒诞，本是刺客的几人如此这般变身成为劫匪，闯进了春茂钱庄。

说来也巧，这春茂钱庄此前刚遭过劫匪，巡捕房在二楼安装了一个特殊电铃，电铃旁边，钱庄派人24小时值班。因此，龚春浦几人刚闯进去，特殊电铃就报警了，结果几人刚从钱庄出来，就掉入了租界巡警布置的天罗地网。

法庭上，枪支、钱袋、人证、物证，一应俱全，龚春浦等人无法抵赖，王亚樵动用了许多江湖关系，但因案情太过刺眼，没能将人捞出来。

最终，租界判处龚春浦等人死刑。

龚春浦这几位江湖好汉，毕竟是王亚樵的麾下，他们不惧死，但在乎江湖名节。

他们觉得抢劫钱庄被处决，传出去太丢人。

“丈夫处世兮立功名，立功名兮慰平生！”

于是乎，龚春浦带头在法庭上呼喊，爷爷是顶天立地的好汉！当年刺蒋、刺汪的案子，都是九爷领着我们干的！

英租界听到这个内幕，觉得事大，迅速向上海警察局作了通报。

上海警察局不敢怠慢，立即上报南京。

老蒋得知内幕，先是不寒而栗，而后愤怒地叫来戴笠，严令他马上带人去上海，悬赏十万，务必将王亚樵捉拿归案。

就这样，民国上海滩最著名的“猫鼠”大斗法开始了——

戴笠知道，王亚樵纵横上海滩，秘密据地极多，要想布网成功，必须掌握关于这些秘密据点的情报。上海滩对于戴笠而言，不是陌生地盘，通过动用一切江湖力量以及悬赏十万，外加严刑逼供，戴笠坐镇上海滩，很快掌握了这些情报。

戴笠下令，对王亚樵可能藏身的秘密据点，务必做到“死看死守”，一有风吹草动，立即实施合围抓捕。

戴笠这一招，有着老江湖的功力，一时间，王亚樵的处境变得很被动，很危险。

1933年的农历小年，王亚樵为了跟念子心切的老母见上一面，通过信使与弟弟约定了一个见面地点——赵主教路的刘志路公馆。

那一天，风雪很大，王亚樵的太太王亚瑛担任公馆内的警戒任务。按照约定，弟弟带母亲前来，先敲门三下，而后两下，最后再敲三下。

但他们等来的敲门声却是四五下“梆、梆、梆”的敲门声。

王亚瑛意识到特务又围上来了，连忙跑向卧室，向丈夫报警。

就在这个时候，王亚樵上演了上海滩“猫鼠斗法”的第一个经典时刻——只见他猫腰上了屋后的阳台，随即消失在了大雪纷飞的黑夜。

逃出重围，对王亚樵而言，不是什么难事。

刀尖上行走，他有许多独家秘诀。

每到一处据点，王亚樵首先必做的一件事就是查看周围的各个进出路口，心中设计好逃脱预案。他的腰间常年系着一根“软杆子”，这东西是用精丝线编成的细绳子，一头栓着一个小铁三爪，遭遇险情，无论是顺着绳子溜下去，还是遇到高墙翻出去，都不留痕迹。

王亚樵的得意弟子，戴笠始终追捕不得的华克之，后来曾经讲过，他从王亚樵那里学到的一招，用了许多年。

那是一个报警机关：用一根棉线系在门框上，一头系着一个塞着小石头的白纸包，从窗缝牵出去。如果有人私自开门，棉线自断，白纸包连着断线自然掉落，进屋的人却浑然不知。他从远处，通过路灯，就可以看见白纸包是否还在，以决定走留。

“小年”当夜，王亚樵逃出包围圈后，接下来的动作也是江湖经验。他直奔一家大宾馆，在宾馆门前上了一辆出租车，然后去了另外一个秘密据点。

之所以要去大宾馆，一来人多眼杂，容易隐身；二来出租车往来不断，极容易走掉。

1933年3月4日（农历二月初九）的夜里，王亚樵辗转来到赫德路赫德里，隐居在三楼七号。

次日清晨，王亚瑛出门买早点，发现几个男子围着一个神情慌张的干巴小伙，比比画画，神态十分可疑。

意识到情况不对，王亚瑛赶忙转身，装着无事的样子，慢慢往回走。等拐了个弯，估摸着已走出特务的视线，王亚瑛拔腿就往家跑。

回到家里，王亚瑛焦急地对丈夫说，特务把里弄口围住了，赶紧想办法走。

于是乎，王亚樵又上演了上海滩“猫鼠斗法”的另一个经典时刻——王亚樵有一传奇处，善于换装易容。这一次，情急势危之下，他信手拈来，穿上王亚瑛的棉袄，扎上头巾，挎着篮子，伪装成买菜的妇人，大摇大摆地从特务面前走掉了。

这次涉险逃脱，王亚樵认为有内鬼。根据王亚瑛的描述，郑抱真经过仔细排查，最终确定内部叛徒就是同乡柏藏乡。

对待叛徒，王亚樵眼里揉不进沙子，直接下令执行组织纪律，派人将其乱斧砍死。

追捕大半年，耗费无数人力、物力和财力，有几次，王亚樵几乎无路可走，结果却总能逃出生天。戴笠为此感到很沮丧，也愈发地卑鄙起来。

为了让王亚樵投鼠忌器，戴笠随后以异常卑鄙的手段拘捕了王亚樵的亲弟弟王述樵以及在社会面上活动的王亚樵亲信洪耀斗。

王述樵也是一条硬汉，扛过军统的诸多酷刑后，他不屑地对戴笠说，你的算盘打错了。王亚樵历来神出鬼没，即使是最亲近的人，形势严峻以后，他也不得不小心提防，前门进，后门出，连他的司机都不掌握他的行踪。莫说我不知道，就是我知道，又怎能出卖自家兄长！你这条恶犬，真是瞎了眼珠。

戴笠明斗不过，正踟蹰煎熬时，老蒋突然拍来电报，让他与胡宗南一起上一趟庐山。

昔日青春，江湖传言，王亚樵、戴笠、胡宗南曾拜过把兄弟。老蒋这时候让戴胡结伴上庐山，显然具有深意。

果然，此时的老蒋有了新的想法。

他对戴笠面授机宜，穷寇勿追，想办法与王亚樵谈判，以兄弟之情感化他，让他回心转意，为党国所用。

戴笠心领神会后，下山代蒋向王亚樵开出了“招安和解”条件：凡是因王亚樵关系而被判刑或者关押的人员，一律无罪释放，并保证他们今后的生命安全；提供100万元遣散费，让王亚樵自行解散暗杀组织；为了证明诚意，王亚樵须向西南派打一枪，随便拿谁开刀都行。

王亚樵纵横民国江湖，内心是憎恶宋江的。

听到这样的条件，王亚樵先是冷笑，而后怒斥，“草头蒋”再怎么大富大贵，大权在握，也改变不了他那出尔反尔、投机取巧的流氓本性。我即使沦落到一文不名、穷困潦倒，也是个重情讲义、言行一致的豪杰。豪杰与流氓，有什么好谈的！

这一番怒斥之言落地尚未砸出响声，老蒋授意戴笠刺杀中国民盟的杨杏佛，再一次擦亮了王亚樵的双眼，让其彻底看清了老蒋的凶狠面目。

王亚樵说，“草头蒋”不愧为一代奸雄，阳奉阴违。杨先生不过一介书生，手无缚鸡之力，他都不能容忍。我手下有数百精兵强将，他岂能轻易放过我？宋江招安，最后一壶御酒，全军覆没，这样的恶事，我王九绝不能干。

戴笠获悉王亚樵的态度后，知道此人再无拉拢的必要与可能，于是采取“铁壁合龙”的战术，企图在上海困死这个劲敌。

识时务者为俊杰。

意识到上海再不宜久留，王亚樵随即又上演了“猫鼠斗法”的经典时刻——8月15日，“英格兰王子”号邮轮正在上客，王亚樵化装成英国贵妇人的仆人，肩扛行李箱，骗过检票口，神不知鬼不觉地登上了去向香港的邮轮。

行前，王亚樵特意给戴笠留下一封亲笔战书，其中有这么一句话——

“我和‘草头蒋’不是鱼死，就是网破，不共戴天。让他放马过来，使出全部法宝，咱俩刀对刀，枪对枪，决一雌雄！愿诸君代为转达。”

王亚樵说到做到，到了香港，王亚樵针对老蒋，利剑出鞘，干了一件大事。1935年11月1日，王亚樵刺杀小组，以南京晨光通讯社为掩护，派出刺客孙凤鸣以记者身份混进国民党中央四届六中全会现场，在集体合影环节，若不是老蒋多疑，临时缺席，挨孙凤鸣枪子的恐怕就不是汪精卫，而是他本人了。

此次刺蒋事件闹大之后，戴笠对王亚樵的追捕异常疯狂。

明与暗的斗法，没有永远的赢家，只有铁的法则。

这一次，面对戴笠天罗地网式的追捕，王亚樵麾下众多核心成员，不幸被捕，其中就有王亚樵异常信任，十分关键的人物余立奎。

在这一轮的较量中，王亚樵的反击，有两处可圈可点，一是在全线陷入险境之时，竟然成功刺杀了亲日的外交次长唐有壬；另一点，人尽皆知，当戴笠追到香港时，他使用小小手段，让戴笠在香港吃了一只大大的苍蝇，堂堂军统戴老板居然被香港警察逮捕，关押了几十个小时。

据说，戴笠来到香港后，王亚樵一度还有一个勇悍的计划，在香港截杀戴笠。

关键时刻，西南派的蔡廷锴、李济深、胡汉民纷纷出面，与王亚樵谈心。西南派诸大佬的意思是，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军统特务在香港眼线众多，势力颇大，过去，由于香港警方庇护，暂时安然无恙；现在，戴笠亲自出面，说明老蒋已经下了决战之心，香港当局和英国政府出于自身利益考虑，想再为其遮风避雨，已很难指望；而且，广东、广西眼下正在酝酿反蒋行动，正等待王亚樵再显身手，所以，当下之谋，不能鲁莽行事，因小而失大。

西南派诸大佬认为，远赴广西，暂避锋芒，与新桂系结盟，不失为上策。

为此，李济深对王亚樵说，王九老弟，我建议你去广西，就住梧州。梧州城市不算大，区位优势却很明显。它在广西之东，与桂林、南宁呈三角之势，又与广东搭界，通过西江，可以乘坐快艇往来广州、香港、交通便利，即使戴笠知道你去了广西，也会把注意力放在桂林、南宁两地。我与德邻（李宗仁）、健生（白崇禧）已打好招呼。你到梧州，就住在我家，这样安全绝对会有保证。

王亚樵欣然接受了李济深的建议。

为了尽快摆脱戴笠在香港的追捕，随后王亚樵便用李济深提供的私家快艇，派遣王亚瑛带队，由许志远、张先廷等人护送，化装成集体游客，绕行澳门，甩掉可能出现的尾巴，沿西江北上，安全抵达梧州；几天后，王亚樵率领余亚农、郑抱真等心腹，化装成长途商贩，再次乘坐这艘快艇驶往梧州。

在梧州，二十多人，被安排住在李圩子，李济深的乡间别墅里。

蛰伏在梧州，王亚樵本想干出一番反蒋大事，但随后的两广事变，来的草率，败的荒唐。

一时间，因为反蒋失败，西南的天空阴云密布。

王亚樵是见过风云的人物，他的嗅觉很灵敏，两广事变失败后，他对李济深坦言，真人面前不说假话。我如果说错了，请任公指正。我觉得，两广反蒋，无论粤系，还是桂系，都是红皮萝卜，外红心白，与“草头蒋”本质上彼此彼此。

李济深是一个城府极深的人，敏感时刻，在他人面前，从不轻易表态。民国政坛有个说法，“北有阎锡山，南有谭祖庵，西有李任潮，从来不轻言。”

见李济深深沉不言，王亚樵追问了一句，现在桂系与“草头蒋”言归于好，我们会不会被他们出卖？

李济深听了，幽幽地说，不至于吧。

说完，李济深折回香港。

王亚樵发现，半个月后，李圩子周边，经常有一些形迹可疑的陌生人，晃来晃去。

在王亚樵的江湖经验中，藏身偏僻之地，一旦被盯上，极难脱身。

发觉李圩子不再安全后，王亚樵立即行动，将一干人马拉到梧州西江边，租了三处房子，分头住了下来。

这期间，为了隐藏身份，方便与梧州社会各界的联系，谋划下一步的去向，王亚樵将自己化装成商人，化名匡盈舒，取蕴含着纠正赢输、反输为赢之意。

王亚樵避走梧州，起初戴笠并不掌握这个情报。

说来令人惆怅，暴露王亚樵行踪的不是别人，正是王亚樵自己。

余立奎被抓，让王亚樵深感意外。离开香港后，他还坚持给余家按月寄去生活费，不少人表示反对，认为这样做，会暴露目标，引火烧身。

但王亚樵却坚持认为，情义比什么都重要。

戴笠正是通过这条线索，锁定了王亚樵避走梧州的踪迹。

在梧州，王亚樵和戴笠，展开了最后一次较量。

这一次，戴笠赢了。

关于王亚樵之死，多少年来，始终迷雾重重，不同立场，说法各不相同——

费云文在《戴雨农先生传》中是这么讲的：戴先生根据陈质平等在香港办理引渡案时的详细报告，发现余立奎的妻子木兰，与王亚樵有不正当的关系以后，立即亲赴香港，约晤木兰，晓以大义，动以利害，说服她为国立功。于是，木兰在戴先生有计划的布置之下，伺机与王亚樵联络。

费云文的这个说法，揭露了王亚樵的一个致命弱点，那就是好色，这是事实，但据此就说王亚樵与兄弟余立奎的妻子有染，王亚樵最终是死于戴笠的色诱之计，许多力挺王亚樵的人士则认为，这是诬蔑之辞，不足为信。

李济深作为生前好友，曾亲自到场为其送葬。后来，他在《略历》中，记述了自己了解到的情况：

王亚樵在梧州被暗杀了。经过是这样的：刺杀汪精卫案发后，余立奎在香港被捕，余之妻很年轻，亦被捕，以后被香港政府收买了，余之妻与广东郑介民联络好了，她到梧州去找王亚樵，住在河边的客栈里，亚樵时时到那里坐坐。有一个晚上，她把亚樵引诱到一个地方，把亚樵暗杀了。广州派来的船，即将余立奎之妻带走了。我们那时警惕性非常不够，真儿戏得很。

李济深的春秋笔法，隐去了许多关键的细节，真相难以打捞。

王亚樵弟弟王述樵的记述最为详实，他是这样讲的：

1936年9月，余立奎小老婆余婉君突然由香港来梧州，对亚樵说她带小孩在香港没有生活，要来梧州居住。亚樵念余立奎被关押，不能使其家属心寒，同意她来梧州居住。

亚瑛多次同我谈及余婉君之事，她说：“婉君到梧州我很惊异。她口口声声说没有生活，看她穿的用的又不像无钱，我对你哥哥一再说：小婉君不像穷困，她在香港的底细未清楚，你不能同她见面。但他未引起警惕。”

志远、克强也谈论多次：“婉君到梧州送给我们及抱真等每人一件好衣料，又甜言蜜语，我们感到异常，多次给先生说：小婉君要特别注意。他说：是要注意，但不能过疑，过疑对不起朋友。”

郑抱真每谈及此事总是惋惜：“九哥到梧州对特务无孔不入失去警觉，他只注意李、白动向，忽视小婉君异变。我一再给他说：婉君此来可疑。他总是说：婉君是多年老人，不致有变。九哥一直惦念你和耀斗、立奎，所以对婉君未加戒备。想不到九哥竟死于婉君之手！”

余婉君回港，亚樵给她二百元搬家，由许志远在西江岸给她租了房子。10月17日，余婉君到梧州住下，亚樵偕许志远、蔡克强去看望，余在香港雇佣的张姓姨娘也来了，余说：“九哥，我想过几天叫张妈秘密去南京看望立奎，行吗？”亚樵说：“可以，我写个条子，叫她想办法转给立奎。”

10月20日，亚樵、抱真在李任仁家吃饭。下午，余婉君找去说：“九哥，明天张妈去南京，你不说写个条子吗？”亚樵说晚上去。这时，特务们已在余婉君室内隐藏。刚入夜幕，亚樵同郑抱真离开李任仁家，走到半路，亚樵说：“我去婉君那里过一下，马上就回。”抱真说：“要不要叫克强他们同你一道？”亚樵说不必，即一人到余的住处，结果被特务杀害。

在王述樵的讲述中，哥哥王亚樵与余婉君之间，关系是干净的，他的死，都是信和义。但王述樵回避了一个问题，余婉君何为会出卖王亚樵？

当年参与追捕王亚樵的军统特务陈亦川，提供了一个特别军统的说法，余立奎被捕后，军统特务伪装成阔少，用色相和金钱收买了余立奎的小老婆余婉君。

王亚樵被杀后，军统特务为掩盖真相，登报宣称这是一起三角恋情杀。

有意思的是，后来陈亦川又讲出了另一套故事，许多人认为，这个说法最接近历史真相。

陈亦川说——

余立奎有个小老婆，名叫余婉君，时常来监狱中探看余立奎，我们就派人跟踪到她的住处，派一个同学去同她做邻居，做她的工作。

我们还派一个同学冒充犯人，让他与余立奎关在一个禁闭室内。

他平常闲谈就对余立奎说：“我在外边听说王亚樵不是东西，他利用你坐监，已经私下同你的小老婆发生肉体关系，这样无情无义，你为他拼命，实在划不来呀！”

余立奎听了，将信将疑，但还是宁死不说出王亚樵的住处。

但是，余婉君再来看余立奎，余立奎就不愿见她；余婉君硬着见，余立奎一见之下就骂道：“不要脸的东西，滚哪！”

骂完，还踢了她一板脚。

余婉君不知道余立奎因为什么缘故突然失了常态，便问道：“你听什么人嚼舌头，说我不要脸。”

余立奎仍大骂不止。

这时，我们的人把余婉君扶出，送她到住的地方，劝她说：“我们来代你向余立奎疏解，包管叫他回心转意。”

过了几天，我就去同余婉君说：“余立奎说只有你知道王亚樵住的地方。他说：你要是与王亚樵没有关系的话，你就带我们去把王亚樵捉来，换他出去。这样既表明了你的心迹，证实你为了你丈夫余立奎的生命，不惜护王亚樵；亦证明你与王亚樵实在没有发生过什么关系。王亚樵捉来，要是改过自新，将来委员长还可以用他。”

余婉君喝下这迷魂汤，提出想见一见余立奎。

我说：“余立奎讲的，不把王亚樵捉来，他不同你见面。”

余婉君听了，只好依了我们。于是，第二天我们去了七个人，陪余婉君到梧州。

女人愚蠢起来，真是可怕。

王亚樵被杀那晚，军统特务为防止余婉君大呼警察，干脆也把她戳死了。

不管那种说法是历史的真相，有人评价王亚樵之死——死于女人之手，终究是遗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