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个残酷现实，中国虽然疆域广大，却并非“物产丰富”，耕地面积仅占全球的7%，却养活了全球21.5%，14亿人口。

理论上讲，这两组数字非常不对称，但中国偏偏实现了，还不算“奇迹”吗？

能有这样的奇迹，华夏儿女要感谢一位明朝人，他是“商之大者，为国为民”的典范！

华夏素有“南稻北麦”之说，这话流传数千年，稻、麦看似主粮，现实中却难以喂饱，甚至“难以糊口”亿万百姓。

尤其十年九旱（涝）的古代，即便处于盛世王朝，“饿殍遍野”才是正常现象。

遇到灾年，老百姓吃什么？

没吃的，老百姓就要垂死挣扎，这大概就是“历代起义军”的形成原因！

有文化的朋友或许会想到“玉米”，这东西产量大，古人多拿它糊口。

这话倒也不假，但灾年里连玉米也没有，老百姓吃啥？地瓜！

今天的“地瓜”早成了一种小零食，它的名字因地域而异，地瓜、番薯、白薯、红薯等不类胜举。

地瓜虽然不是主粮，却拯救了400多年来“数不清”的普通百姓，重点是：“地瓜”并非华夏产物，它是什么时候传入中国的？这就引出了一段传奇故事。

400多年前的明朝正处“地理大发现”时代，西班牙的航海大帆船往返太平洋两岸，多以“吕宋”（今菲律宾）为始发点。

当时的中国处于明朝中后期，老百姓在贫寒饥苦中努力挣扎，那时“吕宋”一样贫苦。

两地百姓的区别在于,“吕宋人”虽苦却不至于饿死，“明人”则命悬一线。

或许谁也没有注意到，1543年的明朝福州府长乐县出生了一个男婴，以后他将偷天换日，拯救400余年的老百姓，这人名叫“陈振龙”。

起初的“陈振龙”没什么名气，虽然出生于书香门第，也曾勤奋好学，但到了二十岁也没考中功名，一气之下投笔从商。

古有“士农工商”的阶级划分，那时的“商人”有钱还好，没钱者几乎没有社会地位。

曾一直读书的“陈振龙”选择经商，这种行为可不是“离经叛道”就能形容的，因为受不了流言恶语的无端攻击，陈家索性搬离故土，从此正式踏上了经商道路。

别以为“搬家”就没人说闲话了，陈振龙仍旧躲不开流言蜚语，也是温顺性格所致，逼得他爬进别人家的商船，选择去“吕宋”逃避。

古有“故土难离”之说，陈振龙身在海外，怎会不想家呢？

尤其听说明朝出了天灾人祸，陈振龙的心揪成一团“家人们有没有吃的？”

这可不是“陈振龙”胡思乱想，儿时的他亲眼见过，经历过“饿殍遍野”，那段可怖记忆令他终身难忘，担心家人“有没有吃的”是很现实的问题！

虽然这么想，但身处海外，“陈振龙”也是有心无力，他该怎么办？

有了这份担心，陈振龙开始注意起“吕宋人”的吃食，他发现当地人多会种植一种自己从未见过的农作物，名曰“朱薯”。

后经观察，陈振龙发现“朱薯”耐涝耐旱，特别容易存活，关键是：“朱薯”产量大的惊人，果实不仅味道香甜，而且“生熟可食”，一两个就能让人吃饱！

这种农作物恰似“不用伺候”的懒庄稼，为吕宋人节约了大量时间和精力去做其他事。

陈振龙想“如果中土有朱薯，百姓何至食不果腹，何惧天灾饥荒？”

此时的陈振龙萌生了“将朱薯带回中国”的想法。

这种想法很单纯，因为那时的福州非旱即涝，儿时的陈振龙见过太多饿死路边的老百姓。

为了家人不再挨饿，陈振龙决心“将朱薯带回国”；想的挺简单，哪有那么容易？

下定决心后，陈振龙开始刻意接近当地农户，同行伙伴十分不理解“在商言商，陈振龙不琢磨怎样做生意，反和贫寒农户混在一起干啥？”

同伴也是中土商人，当陈振龙将自己的想法告诉他们后，非但没人理解他的心怀天下，反激烈嘲笑起这个年轻人，说他“种地去吧！”

这种嘲笑并非毫无根据，当时的“吕宋”是西班牙殖民地，为了利益，当局严禁朱薯外流，陈振龙的想法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

商人追逐利润，讲究“和气生财”，明知朱薯犯忌，谁又敢主动靠近？在其他同伴眼中，陈振龙压根不适合经商！

陈振龙却是倔得很，不顾他人规劝，执意要将“朱薯”带回福州。

陈振龙也未蛮干，在行动之前，他时常独自混迹于“吕宋”的田间地头，暗暗观察朱薯的种植方法。

很快的，陈振龙逐步掌握了朱薯的种植方法及习性特点，下一步就是将其带出“吕宋”。

“带出吕宋”难如登天，当时的西班牙人管控十分严格，带朱薯入关卡就算走私，抓到甚至要杀头，陈振龙的计划好似痴人说梦。

但是，想起故土百姓因饥饿而受罪，陈振龙坚持冒险一试。

陈振龙发现不仅朱薯可以种植，就连一小截青藤也能生根发芽；重点是，朱薯藤看似杂乱，形态容易隐藏。

第一次，陈振龙将一段朱薯藤藏在行李中，经过关卡时强壮镇定；遗憾的是，这段朱薯藤被西班牙人发现了。

当时的陈振龙吓得魂飞天外，为留性命，他一口咬定“不知道朱薯藤怎么误进行李篓的”。

第一次有惊无险，陈振龙抱着侥幸心理计划第二次“携藤过关”，这次做了充分准备。

陈振龙掏空心思想出一个好办法：他将一根竹竿掏空，里面塞入朱薯藤，然后将此竹竿当作扛抬行李的扁担。

按理说，“扁担藏藤”的办法称得上巧妙，可终究没能逃过西班牙人的严密盘查。

这次没那么幸运了，陈振龙铃铛入狱，同时有些后悔“带朱薯回福州”的做法，难道老天不允许中国存在这种食物？

但想起正在忍饥挨饿的福州百姓，陈振龙排除杂念，遂坚定了自己的计划。

可如今的陈振龙身处牢狱，急的他好似无头苍蝇，眼前要紧的是：怎么保护性命，如何脱狱！

陈振龙脑筋活络，用身上仅剩的银两活动狱卒，这才得以联系上狱外同伴。

幸得同伴出手相救，数位商人联手拿出大把银钱上下打点，陈振龙终得自由身。

有了这次教训，以后的陈振龙不会再折腾了吧？

出狱后，同行的几位商人纷纷埋怨陈振龙，劝诫他不要再做这种“要命的勾当”。

往日温顺的陈振龙，此时却一反常态，他说“天降灾祸与人间，放眼百里，野皮净食，路有死骨；有薯如此，净数何人？”

说这话时，陈振龙浑身散发出耀眼光芒，就连同伴商人也被他震撼；同伴商人们选择加入陈振龙，大家同心协力，誓要将朱薯带回中国！

明万历二十一年（公元1593年），陈振龙将一小段朱薯藤用油纸包好塞入竹筒，然后用绳子系在船舷上，这只竹筒漂浮在水面上，随船过关。

这里有些争议，另有说法：陈振龙将朱薯藤编入麻绳，一路打点关卡守差，这才得以顺利通关。

不管怎么说，陈振龙终于将“朱薯藤”带出吕宋。

经过7天7夜的海上颠簸，“朱薯”终于抵达中国；登陆后的陈振龙长出一口气：“朱薯”能在华夏大地上生根发芽了吧？

当年六月，陈振龙向福建巡抚禀述：朱薯有“六益八利”、“功同五谷”，请求官府大力推广种植。

说的简单，福建巡抚却犯了难，别看一根小小的朱薯藤，其中牵扯的问题、利益极其深远。

眼见巡抚犹豫，陈振龙再三强调“朱薯产量高、易种植”等好处。

巡抚知其冒死才将这种“外来农物”带回，虽感陈振龙之心，却不敢轻易推广种植朱薯。

陈振龙心有不甘，自己冒着生命危险将朱薯带回中土，如今官员阻止，自己的一番心血不就白费了？

怀揣不甘，陈振龙携子与自家后院“纱帽池”（今福州台江达道）边地上试种朱薯；史载“不及四月，启土开掘，子母钩连，小者如臂，大者如拳，味同梨枣，食可充饥”。

同年十一月，陈振龙之子陈经纶将自家试种的朱薯呈给巡抚验视，终得批表“准饬各属，依法栽种。”

事也凑巧，明万历二十二年，福州大旱，福建巡抚下令：大面积推广种植朱薯以抗灾。

这场天灾后，福州百姓称朱薯为“金薯”，以后的事还用细说吗？

有了大灾验证，“朱薯”水到渠成般的推广至全国各地。

传播中，各地又给起了新名字，即今人熟知的“番薯”，意为：番国之薯。

明末时，不知什么原因，“番薯”在北方地区并未深入推广种植，时有“李自成”率饥民揭竿而起。

约在清康熙年间，长乐东山村范母发明“铁卷薯刨”，也就是现今老辈人熟知的“番薯擦”。

简单解释，“番薯擦”是将番薯刨成薯丝，晒干后贮存，如此百姓一年四季都不会挨饿，后世又衍生出一类民间美食。

时至清乾隆二十一年，河南、河北等地开始种植“番薯”，1786年，乾隆帝亲下诏书“广栽番薯以为救荒之备”。

至此，长江两岸、黄河南北都出现了“番薯”的影子，明末农学家徐光启还曾总结出“番薯十三胜”。

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陈振龙的后世子孙继承先祖遗志，遂将“番薯”的传入、试种、推广、栽培、防虫、贮存等编绘成册，取名《金薯传习录》。

据史记载，康熙盛世时，中国人口达到了九位数，“以亿计口”。

某种角度看，“康乾盛世”也是“番薯盛世”，后世400余年中，百姓为纪念陈振龙的功绩，特在福建乌石山上立起一座“先薯亭”。

古有陈振龙，今有袁隆平，这两位先辈堪称“农家圣人”；二圣在天有灵，今之盛世，可否如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