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9月13日，林彪一行9人在蒙古坠机。接到通知后，我国驻蒙古大使馆许文益大使迅速将情况向国内作了汇报，并在蒙古方面的陪同下，亲自带随员——使馆二秘孙一先、翻译沈庆沂和王中远，于15日下午5时左右到达出事地点，对现场进行勘察。

当时无论是我国使馆人员还是蒙古方面，均不知坠机者的具体身份，只是从几人随身物品认为与我国军方有关。

孙一先后来回忆，现场极为惨烈，令人不忍卒睹。9名死者姿态各异，基本都是仰面朝天，衣物也差不多被烧净，身体赤裸，说明的确良一类化纤衣料极易着火。

几名死者手腕上都没带手表，没穿鞋，随身物品也被放置一边。蒙方人员说，现场捡到9块手表，基本都完好，有的表还比较名贵。

而死者之所以没穿鞋，拿掉随身物品，是因为飞机迫降着陆时，与地面接触冲撞、扭曲厉害，乘客必须先把身上的硬东西，如手表、眼镜、钢笔、手枪等拿掉，以防冲撞时扎入体内。

脱鞋是因为怕冲撞时脚被挂住扭伤，而且飞机落地后，紧急出口会放下充气滑梯，乘客要光脚滑下去，以免鞋底太硬划破充气滑梯，或者被滑梯绊住。

林彪原乘坐的子爵-810型飞机

勘察完现场，中蒙双方人员一起在下榻的温都尔汗省政府招待所用餐，同时商量安葬死难者的问题。

许大使按我国习俗，提议火葬。但蒙古外交部领事司司长高陶布说蒙古没有火葬习俗，即使勉强进行，在这片草地上也没有火葬条件。

许大使问，那是否可以在失事现场的土包上就地深埋并竖立标记，即进行土葬？

高陶布表示，失事现场不宜让死难者“居住”，按蒙古习俗，这些人应葬在面向东方，能看到早晨太阳升起的地方。

他领着许大使等人来到距现场1100米的一个较高的山坡前，说：

“这里地势较高，向东可以看到失事现场，而且每天迎着刚升起的太阳，葬在这里比较好。”

高陶布的好意大家心领神会，认为不应辜负。许大使决定采纳他的意见，并向他表示感谢。

接着，蒙古方面调来一个班士兵连夜挖坑，一直挖到晚上8点多，才把9个土坑准备完毕。

第二天上午，中蒙两国人员再次来到失事现场。此时，蒙古士兵已经在每具遗体旁各放一口连夜赶做出来的白茬棺木。待我方拍照完毕后，士兵们用白布裹住遗体，按编号顺序装入棺材。

9号遗体（驾驶员潘景寅）由于身躯高大且两手上举，装进棺材后无法合盖，蒙古士兵请示是否可以折断。高陶布看向许大使，用目光征求他的意见。许大使痛苦地点了点头。

遗体装殓完毕后，棺木被拖上汽车，拉到昨夜挖好的长10多米、宽3米、深1.5米的土坑边。双方人员站立四周，默默地看着士兵们移棺下葬。每具棺木的头顶竖立一块高出地面的木牌，上面写有红色阿拉伯数字编号。

按蒙古习俗，每具遗体上应盖上镶有红边的长条黑布，然后再盖上棺盖。但仓促间来不及准备，只是在每具棺木上盖上整幅红布，上面再盖了一块稍窄的黑布。为此，高陶布还向许大使表示歉意。

最后，许大使和高陶布等人分别执锨填土，蒙古士兵再铲土封埋。

填埋完毕后，经双方商定，把飞机上被炸掉的发动机进气口环和环中间的分流锥拉来放到坟顶上，以标记坟墓位置。

后经查证，几具遗体中，5号为林彪，8号为叶群，2号为林立果。

死者虽然安葬完毕，但中蒙双方就死者身份问题共进行了5轮艰苦的谈判，直到最后也未达成协议。蒙方坚持认为飞机是军机，我方则坚持飞机是民航飞机。双方各执一词，最终不欢而散。

直到“九·一三”真相大白后，许大使他们才觉得有些好笑。但孙一先认为，飞机残骸上明明写有“中国民航”四个大字，飞机性质是明了的。在死者身份不明确的情况下，蒙方仅从机上有武器就认为机乘人员是军事人员，难免先入为主了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