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26年7月，也就是雍正四年那会，雍正帝给全国督抚这类封疆大吏发了一道上谕，讲的是他自己有关用人选官方面的理念呀。
在这道上谕里呀，雍正可是直接点名指出了，在他心里头，好官以及坏官各自典型都是啥样的，清晰地给出了评判的范例呢。
雍正将田文镜、杨文乾、李卫和诺敏四人树为模范督抚，称其“实心任事，整饬官民，不避嫌怨，遂不满众人之意”。就是说这几位督抚能干且敢干得罪人的事，虽口碑欠佳，却是他眼中好官范例。
杨名时、查弼纳、张楷、魏廷珍等五个督抚遭到点名批评。雍正指其操守虽清，但顾惜情面、求容悦于人，被定性为“洁己不奉公”的清官巧宦、“同流混俗”之乡愿，口碑虽好，影响却坏。
皇帝给了通报批评，甭管对错也该认下呀，这本是为官的基本常识。可云贵总督兼云南巡抚杨名时受不了，他向来以圣人君子自勉，不愿违心承认是“乡愿”，就给雍正上了折子申诉。
最终，情况愈发朝着严峻的态势演变，他也因此承受了极为惨痛的代价，一切发展实在令人唏嘘不已呀。
【01】
康熙晚年皇子争权，雍正涉险登位。他为人内敛深沉，为政严苛迅猛。如同康熙，亦有察吏用人的一套法子，还多次在上谕里阐明自身基本理念：
治理天下最为关键的在于把用人当作根本呀，除此之外的其他事情呢，都不过是像枝叶那般相对次要的事儿罢了。
用人可是至关重要的头等大事呀，雍正对此自然不会含糊，定会在用人这件事上充分施展他的各种手段呢。
俗话说“康熙年间有清官，雍正年间无清官”，这话虽有些绝对，可也并非毫无道理呀。毕竟，它体现出了康熙、雍正两代帝王在引领官场风气方面截然不同的态度呢。
咱中国历史传统里，皇帝用人是分层级的。北宋司马光有个经典分类，人分四类：“才德全尽”是“圣人”，“才德兼无”为“愚人”，德超才是“君子”，才超德是“小人”。若这四种人应聘，录用顺序是圣人、君子、愚人、小人，因小人挟才作恶，危害大，宁要愚人不要小人。
司马光所提出的那套用人准则，大体上属于古代帝王用人方面的既定标准，不过呢，其间也存在着一些特殊情况不在此列。
雍正可算是与众不同的那一个呀，在诸多情况或人物当中，他显得格外特别，完全就是个例外般的存在呢，和其他人或事有着明显的区别啦。
雍正于政治实践里推行一条重才轻德的用人之道，即“宁选操守一般的能吏，也不用因循坏事的清官”，这和传统用人法则差别很大。他认为封疆大吏中，最好是操守佳且实干者，次之是操守平常的，最差是沽名钓誉的清官巧宦。
他一贯瞧不上清官。每次组织部门或者地方督抚举荐某个人，只要说到这人“为官清廉”这样的情况，雍正往往就会带着偏见先去质疑一番呢。
那这人是不是在施政方面能力有所欠缺呢？
曾经担任广东学政一职的惠士奇，于官场上有着不错的口碑，可雍正帝却对其并不认同。雍正还曾在一位官员所呈的密折之上留下朱批这般讲道：
早听闻惠士奇名声很不错，可如今见到本人，却觉极为平常。想来应是随波逐流、四处逢迎，靠这骗取声誉、窃取名望所致。这种欺世诈伪的行径，绝不可效仿，盗来虚名，实祸紧跟，毫无益处呀。
之后呢，惠士奇在雍正朝的政治境遇着实糟糕。就因应召入对那会，惹得雍正心里不快，结果先是被罚去修筑镇江城，随后还被削籍，只能返回故里啦。
雍正究竟是通过何种方式去鉴别、区分一个人属于能吏还是清官呀？
他有着专属自己的独特窍门，若要简单概括起来的话，也就是四个字而已。
倾听大众的舆论。留意舆论的走向，重视其反映出的种种情况，从中汲取有用信息，以便更好地了解各方诉求，做出恰当的判断与回应呀。
意思就是要和名声、口碑这类公议反着来呀。口碑佳的官员，说不定能力不强；口碑欠佳的官员，没准能力还不错呢。就像雍正自己所言那般：
这般清官，不拿百姓一针一线，善良之人感激，管不住违法之事，豪强者也赞颂，各方都称好。对下属、权贵等多宽容，连胥吏盗贼都乐其在任。一旦因事被罢，地方官民还为其叫屈，实因模棱两可、沽名钓誉所致。
在他眼里，那些实心办事、整治地方的得力官吏，常常会触碰到各阶层的利益，于是矛盾聚集起来，“有人说其苛刻，有人讲其偏执，还有人嘲其骄傲”，最终难被舆论接纳。
一旦这种内心的成见持续加深拓展，用人标准便会被简单粗暴对待，会错误地将清官视作乡愿那类，还把酷吏误当成是能办事、有作为之人呀。
皇帝的喜好往往能左右并塑造彼时官场风气。长此以往，便致使雍正朝出现清官难以立足，反倒能吏畅行无阻的状况。
【02】
当杨名时等人被雍正点名通报之际，彼时雍正实际上并未察觉他们有啥确切问题呀，仅仅是依照其“反听舆论”的思路来做出相关判断的：
都在讲你这官当得不错呀，哼，那估摸也就是靠沽名钓誉才换来的那些所谓好评呗，能有啥真本事呀，不过是些虚头巴脑的玩意儿。
实际上，雍正点杨名时的名着实有些突兀。或许在那时他没别的啥想法，单纯因杨名时名气不小，便顺手拿其当个例子来说事儿而已呀。
康熙朝的老臣杨名时，其仕途能达到巅峰，可全是靠雍正一手给捧上去的呀。雍正对杨名时的提拔任用，让他在官场走上了高位呢。
杨名时在顺治十八年（1661）出生，于康熙三十年（1691）考中进士，待康熙五十九年（1720）升任云南巡抚时，已至60岁。宦海闯荡三十年才当上边省高官，只是鉴于年龄，这大概率是其仕途尽头了。
未曾料到，雍正登基之后，对杨名时极为赏识，称其“向来为官每任声誉颇佳”，且鼓励他坚守初心，勿改初志。雍正三年九月，杨名时竟擢升兵部尚书，兼管云南巡抚事务。十月，又升任云贵总督，依旧兼任云南巡抚。
在雍正四年（1726）七月，恰是雍正点名通报杨名时等人的那个月呀，杨名时才刚登上一生仕途的至高点呢，获任吏部尚书、云贵总督，还兼云南巡抚。暮年官场得意，足见雍正对他挺不错哟。
杨名时乃是康熙朝名臣李光地的弟子，一生以道学来自我激励，已然成为士人当中的领袖人物。康熙也曾给出评价：“杨名时确为优秀官员，并非只是清官而已。”
可能就因为这一点，雍正刚继位时，得倚仗些有影响力的人物来稳固政局呀。名气响当当的杨名时便被选中了，这不，接连获得升迁呢。
往前推两年，在雍正点名通报杨名时之前，他俩就闹过一回不愉快。当时杨名时题奏时不小心泄露了密折密批内容，为此，雍正罚他，停了其密折奏事的权限。
杨名时并未即刻认错求饶，拖了好几个月，才让时任云贵总督高其倬代呈请安折。雍正不满其不认错的态度，可最后也没把他咋样，还憋屈地示意高其倬从中调和，密谕高其倬称：
杨名时身为巡抚还算不错。可之前不许其呈奏折，他既不争取也不求情，多少有点自恃名声的意思，朕因此让他难堪，这也是他咎由自取呀，朕倒没责怪他的想法。
接着，又赏给了杨名时“端阳药锭一匣”呢。这赏赐说来也是挺特别的，就这么一匣端阳药锭给到了杨名时呀。
在高其倬的一番点拨之下，杨名时方才公开坦承自己泄漏密折的过失，并且诚恳地恳请能够恢复其奏折权。
雍正此次竟欣然接纳了，并且呀，在给杨名时所做的朱批当中，还悄咪咪地透露出来了一个挺不错的消息呢。
吾安好。不知你近况如何呀。现欲命你担总督之职，可要好好努力去做哦，莫要辜负了这份信任呐。
确实如此呀，雍正不但没再去怪罪杨名时，反倒给他升了官职呢。杨名时瞧着那朱批内容，心里可谓是五味杂陈呀。
在这个时候，雍正展现出了极为难得的气量。他没有计较一些事情，而是以一种宽容大度的姿态应对着，这般肚量确实是少见的。
依着两人关系的进展来看，要是之后雍正点了杨名时的名，杨名时也如旁人那般一声不吭，说不定就不会惹出这么多事儿啦。
【03】
杨名时平生最厌乡愿，常以道学相互砥砺，可就是这么个人，却被雍正点名称为“清官巧宦”“流俗乡愿”，他呀，还真就咽不下这口气呢。
过了两个月，杨名时琢磨着得给皇帝上道折子，好为自己辩解一番。结果折子到了雍正那儿，可把雍正给气得不轻，当场就火冒三丈啦。
杨名时的折子净讲些圣贤厌弃乡愿，自己要改过不辜负皇上训斥的内容，可雍正一下就瞧出他满心牢骚与抵触。并且，雍正发觉杨名时还节外生枝，借圣贤之语暗贬刚立的四个督抚榜样，这愈发印证了雍正对清官的既有看法。
那些所谓的清官啊，其实就是一群只想着沽名钓誉的人呢。不管拿走他们啥都行，可要是动了他们的名声，那可就如同要了他们的命似的啦。
雍正就此对杨名时心生厌恶。他呵斥杨名时，称自己说其两句，只需听着就行，“有则改，无则勉，别在这儿耍嘴皮、搞讥讽，那只会让朕瞧不上”。
雍正虽说有其英明的地方，可也有着帝王共有的毛病。其中尤为突出的便是，臣下得时刻服软认输、真心悔过，在皇帝跟前不能耍心眼、显机灵，不管哪方面都得让皇帝保有最高权威，即便像杨名时这样的也不例外。
杨名时出事似乎也不冤。在就“乡愿”一事进行抗辩过后没多久，他居然又犯下了泄露密折这样的过错。
鉴于已是第二次出现这种情况，雍正认定杨名时此举是有意为之的。毕竟再次犯错，在雍正看来，杨名时显然是故意这么做的呀。
雍正朝确立的密折密谕制度，乃其用人的特殊法子。封疆大吏常把地方官吏治理得失密奏皇上，雍正批答奏折后发还奏事者。如此，皇帝能及时知晓地方诸事，在官员选用等方面充分掌握情况并裁决。
督抚们遇要事，先经密折获皇帝大致看法再公开提出，如此顺着圣意，通过的可能性大增。皇帝呢，靠着密折制度在全国各处安插诸多“眼线”，从而稳稳把控地方统治机构。
这一制度突出特征为“密”，仅奏事之人与皇帝清楚。雍正常于朱批末尾添“密之”二字，愈发凸显其机密性。如此一来，还致使官员相互打小报告，方便皇帝抓住他们的把柄。
杨名时全然不顾帝国那套保密制度，屡屡将密折内容泄露出去。就这一回，向来有原则的雍正可不会再对他宽容大度、客客气气的啦。
雍正点明杨名时泄密存有两大心思：其一是想让众人晓得密折推荐官吏之事，把他人升官功绩算到自己头上；其二是有意泄露皇帝意旨，给六部施加压力，好让他所奏之事能轻松通过。
随后对着杨名时便是一通痛骂，骂得极为难听，指责其“坚持作恶且不知悔改，极为奸诈狡猾，完全没有臣子该有的样子，实在是太可恶了”。
杨名时一下子就遭遇了厄运，这厄运来得十分突然，仿若骤降的暴雨般，毫无预兆地就降临到了他的身上，让其陷入了艰难的处境。
【04】
才登上仕途的巅峰短短三个月呀，在雍正四年（1726）的十月时，那被雍正称作“天下第一良臣”的鄂尔泰，就把杨名时给取代了，当上了云贵总督呢。
第二年的二月，湖南布政使朱纲获任云南巡抚的消息正式公布了。等到了十月，新上任的云南巡抚朱纲与钦差刑部侍郎黄炳就在云南昆明一同展开会审工作啦。
被会审的对象，恰恰就是刚刚丢掉官职的杨名时呀。这会儿他正处于这样的状况，面临着会审这一局面呢，而其此前已落职。
过了一个多月，朱纲费了好大劲儿才审出所谓的“重大进展”，即杨名时曾收下犯贪污、亏空罪的原顺宁知府范溥送的礼物，有四批缎子，还有一对重达十两的金杯。
凭借这一条规定，便能把杨名时定为死罪，也就是对其判处绞刑这一刑罚，使其面临性命不保的严重惩处局面。
不过，雍正对这事儿可没太满意，后来他在和心腹大臣鄂尔泰私下交谈时交底道：
若不先整治那虚假的声誉，倒成就其千百年的所谓“真名”了。这类假道学实则真无赖，乃名教之罪人、国家的祸害，不除其首恶，恶习难改。不过对这类人，不治其名而治其身，反倒合了他们心意。
针对杨名时这类人，只从肉体上消灭，却不将其批倒搞臭，这显然没多大意义，反倒会让他名气更盛，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
雍正一直觉得，扳倒杨名时并非真要置其于死地，而是要扯下这位士人领袖那“假道学”的伪装，从而给全国科甲出身的士人好好上一堂深刻的警示课。
不得不说，雍正的政治手段既狠辣又高明。其继位时政权不稳，便逐步打击异己。至雍正四年后，那些争权的康熙皇子以及年羹尧、隆科多等政敌都被他铲除，他这才着手应对科甲朋党对皇权的威胁。
雍正一向对科举出身的士大夫没啥好感。他觉得靠科举形成的同年、门生故旧相互袒护的科甲陋习，属于朋党习气，是前朝积弊得大力整治，在他看来，这些人会“徇私结党”扰乱国政，危及皇权。
所以呢，在雍正朝能被重用的大臣，没几个是科举出身的。就像他极为器重的田文镜、鄂尔泰、李卫这几位，压根儿就都不是通过科举出来的呀。
杨名时“栽了跟头”，说不定是在不合适的时机撞上了“雷区”，恰好能被揪出来当反面例子。而之前对他优待，让其不断升职，没准儿只是雍正的一种权宜之计呀。
不过，杨名时的气节可不是虚的。不管啥罪责，他都能担着，可要是牵扯到其道德品质方面的罪名，那他坚决不认，哪怕拼上性命也不认。
雍正到底还是选择了让步，让杨名时先凑出三千两银子来结清案件，之后再行处理。他心里明白，杨名时是个清官，一下子可拿不出这么多钱来。
果不其然，杨名时这边左凑右凑的，最后也仅仅凑出来了两百两而已呀。
就这样，在整个雍正时期，杨名时始终处于“待罪”状态待在云南，没被下旨处死呢，原因就是他还在忙着凑集银子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