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656年夏，齐桓公的诸侯大军进兵于“陉”，为此，楚国第二次派出使者屈完来到诸侯之师，诸侯之师于是退兵召陵。在召陵，屈完最终与齐桓公达成盟约，诸侯至此罢兵而还。这就是著名的召陵之盟。

关于召陵之盟，历史上论者颇多。比如《公羊传》认为，召陵之盟体现的是齐桓公霸业的最高峰。这是因为，齐桓公在召陵之盟上不但实现了“服楚”，而且把一个曾经称王的楚国再次纳入到了诸侯国家的行列。因此在《公羊传》的注疏者何休先生的眼里，如此这般的手段，简直就是“不顿兵血刃，以文德柔服”诸侯的杰作，更是让反叛诸侯能重修臣子之职的典范。

然而，依据笔者的阅读理解。《公羊传》，包括《谷梁传》的说法与《左传》作者的观点，乃至于和《春秋》的本意并不一致，甚至是大相径庭的！那么什么才是《左传》作者的观点呢？

第一，从《左传》的角度看，齐桓公的伐楚之役，是始于私愤，成于侵蔡，而终于“次陉”。因此，齐桓公伐楚，从一开始的拖拖拉拉，到后来的情非得已，都显示出了“名不正，言不顺，行不果”的总体特征。正是基于这样一个总体特征，所以齐桓公的伐楚，多半不是齐桓公的战略选择。因为不论天时、地利、人和，齐桓公并不占有伐楚成功的绝对优势。所以，齐桓公真正的意图，在于“逼和”楚国，而不是真要和楚国刀兵相见。

第二，齐桓公的诸侯之师从“陉”后撤召陵的内涵。按照《春秋》和《左传》的记载，齐桓公的诸侯之师虽然进兵于“陉”，但是在楚国使者屈完来到诸侯之师后，诸侯之师便立即撤退回到了召陵。诸侯之师的军事后撤行动，由于没有证据说明是基于楚国军队的军事威慑，所以可以理解为，这是齐桓公基于与楚求和而主动表达出的友好姿态。

同样的理由，“齐侯陈诸侯之师，与屈完乘而观之。”的行为动机，以及齐桓公“以此众战，谁能御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的炫耀，都可以理解为这是齐桓公急于求和的内心反映。孙子兵法讲：“辞卑而益备者，进也；辞强而进驱者，退也。”而齐桓公的行为逻辑，正是后者。

第三，召陵之盟的前后，齐桓公一方缺乏真正“服楚”的事实。按照《左传》的记载，不论是管仲与楚国使者的对话，还是齐桓公与屈完的对话，楚国一方并没有在真正意义上满足齐桓公“服楚”的愿望。

比如针对管仲“昭王南征而不归”的问罪之词，楚国使者是直接顶了回去，因为他让管仲“问诸水滨”，这当然是冒犯之词。尤其在屈完那里，在齐桓公炫耀“以此众战，谁能御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的时候，屈完更是表现出了不屑一顾的言辞。因为屈完十分直率地说道：“君若以力，楚国方城以为城，汉水以为池，虽众，无所用之。”可见，很没有给齐桓公给面子。

所以《公羊传》所谓“服楚”“怗楚”的说辞，是值得怀疑的！最少是不准确的。

第四，为什么一代霸主齐桓公要屈尊降贵，与楚国使者屈完订盟？按照《史记》的说法，齐桓公伐楚至“陉”之际，也是楚成王发兵迎敌的时候。如果这个记载准确，读者就有理由怀疑，为什么在面对诸侯之师的时候，楚成王不直接出面，而是仅仅派出一介使者？

如果身处前线的楚成王，是慑于齐桓公的诸侯大军，他为什么不亲自参加召陵之盟？更加有趣的是，楚成王为何派出的是屈完，而不是令尹斗谷於菟？要知道，在春秋那个年代，诸侯之间是很重视身份对等的。而相反，作为霸主的齐桓公，为什么在谈判桌上，愿意和一个楚国大夫对等身份？其中的道理，自然在于齐桓公一方，更加看重召陵之盟。

作为对这一现象的理解，可以有以下两点。其一是楚国并没有真正“服齐”，更没有去掉僭号而归于诸侯国家，因为在楚成王眼中，楚国依旧是王者，屈完作为楚国贵族，就已经可以与齐桓公的身份对等了。其二，从齐桓公的角度看，最重要的是与楚国达成一份盟约，有了这个盟约，齐桓公才好罢兵而还。至于是否楚成王前来，身份是否对等，他已经顾不得了。

所以，读者完全有理由相信，召陵之盟，是齐桓公降格以求的结果，其中的楚国，可能只是在配合齐国。而楚国之所以会配合，不仅仅是因为双方都不希望真的出现刀兵相见的结果，而是因为这一切的背后，有着齐国外交的强烈需要。

所以，《春秋》在记载召陵之盟时，是这样安排的，“楚屈完来盟于师，盟于召陵。”这样的记载方式，作为一次重要盟会的《春秋》记录，格式是十分罕见的！因为这里最突出的是“楚屈完”，并没有列出当时在坐的各国诸侯，也没有齐桓公，而只有“师”。如果这样的记录是为了尊屈完，则其言下之意，必定是在贬低齐桓公，贬低诸侯之师。因为，以一人而当诸侯之师，齐桓公之下的衮衮诸公，耻何如之？

事实上，召陵之盟之后陆续发生的一系列国际乱象，会进一步印证上述说法的正确性，并否定《公羊传》对召陵之盟的所谓“伟大”定性。

这是后话，留待日后一一举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