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对子的先生早来了？在哪呢？”

“在院子里扎鳖（一种儿童游戏）呢！”

“就是那两个毛孩子？”

“是呀！”

这一番对话，从王明九岁开始就能经常听到。每逢过年，王明就要开始忙着给别人写春联，一直写到大年三十。由于个子比桌子高不了多少，王明总是跪在凳子上，让表弟在一旁给自己牵纸磨墨。

王明出生在安徽六安一户贫困家庭，父亲小的时候读过三年私塾，15岁辍学到店铺里当学徒，三年学成之后回到家乡，帮助家里开香铺，之后娶喻幼华为妻，二人婚后生有二男三女，王明排行老二。

喻幼华虽然没有读过书，却十分重视对子女的教育。王明从5岁开始，就由当过私塾先生的父亲启蒙，7岁已经学完了《百家姓》和《三字经》。父母见王明聪颖过人，便决定咬着牙将他送到叔外祖父办的私塾馆读书。

由于勤奋好学、记忆力甚强，王明读起旧私塾所教的四书五经来毫不费力，经常受到先生的表扬。再加上王明从小习得一手好毛笔字，从九岁开始，每年过年就被请去写对联，在当地小有名气。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教育界开始兴办新式学堂，王明在当地一个地主的接济下，来到河南一所拥有300多名师生的公立学校读书。在思想进步的老师的影响下，王明开始接触到进步思想，为他之后走上革命道路打下了基础。

1920年，王明考入安徽省立第三甲种农业学校，这里的校长、学监都是老同盟会会员，依靠开办农业学校在安徽省教育界刮起了一阵新风。五四运动之后，学校里开始出现各种进步社团，王明深受影响，回到家之后不准母亲和姐妹们裹脚，还反对她们扎耳朵、吊耳环。

从农业学校毕业之后，王明考入了国立武昌商科大学。在当时国共合作的革命浪潮中，王明在商大发起成立青年学会，并担任事务部主任。趁着寒假回乡的机会，王明又在家巷一带组织建立了青年学会，仅仅半年的时间，学会就发展到100多人。

1925年，武汉的青年学生为了支持五卅运动，罢课举行游行示威。武汉当局为了防止事态扩大，下令武汉各高校提前放暑假。王明回到家乡之后，为了发动青年学会会员募捐支援五卅运动，组织大家观看话剧。

也就是开始演话剧的那一天，王明离开了家乡，踏上了前往莫斯科留学的道路……

王明的求学之路还算顺利，一路上有父母的支持和他人的帮助，可到了轮到妹妹陈映民的时候，就没有王明这般机遇。

陈映民比王明小9岁，就在王明给街坊四邻写对联的时候，父母将仅仅出生7天陈映民，送去别家当童养媳。好在这家人对陈映民很好，将她当作亲闺女看待，尽管家境同样不好，但也尽力保证陈映民吃饱穿暖。

1926年安徽各地开始兴办农民协会，陈映民和未婚夫也加入其中，投身农民革命斗争的行列。15岁陈映民和未婚夫完婚，婚后仍然积极参加妇女会和儿童团的工作，红军打到家乡之后，陈映民一边哺乳孩子，一边发动妇女拥军。

1930年，陈映民加入共青团，随后跟着丈夫一同参加红军。第四次反“围剿”斗争后，陈映民抱着自己三岁的儿子，跟着部队转向外线作战。尽管陈赓将陈映民安排到师医院的队伍中方便照顾，但随着敌情越来越严重，陈映民母子还是掉了队，只能跟着一群随军跑反的妇女，不分昼夜地追赶队伍，期间还不慎丢失了自己的孩子。

就在陈映民没日没夜抱着孩子追赶部队的时候，远在苏联的哥哥王明在干什么？1925年王明到了莫斯科中山大学之后，虽然不是陈独秀钦定的学生领袖，但王明却遇到了他政治道路上的贵人，中山大学副校长米夫。

每次在米夫的课上，王明总是争着第一个发言，这样积极的表现很快博得了米夫的好感。1926年“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的党员大会上，王明与支部负责人展开了激烈的辩论，也让米夫引起了对王明的重视。

不久之后，米夫安排王明担任自己的翻译，方便自己通过研究中国问题来扩大影响；而王明这个在国内默默无闻的党员，摇身一变开始向着中共最高领导权力进军。

1927年王明随米夫回到中国，党的五大之后，米夫返回苏联的日期被推迟，却给了王明一个进入中共党中央核心机构工作的机会。在宣传部工作期间，王明开始按照共产国际的有关政策，对中国革命评头论足，毫无保留地将共产国际的决议封为准则。

不久，王明跟随米夫回到苏联，恰好中山大学内“党务派”和“教务派”争论得难解难分，王明便向米夫献计，趁机将没有加入两派的力量争取过来，联合“党务派”反对“教务派”，从而全面争取中山大学的权力。

米夫按照王明的建议，成功升任中山大学校长，王明自此成了米夫的座上宾，深得米夫的信任。米夫担任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后，王明被定为中共领导人的最佳人选，并在米夫的安排下回国。

王明在政治道路上达到了巅峰，自己的小妹却还在随着部队到处辗转，游走在生死线之上。陈映民追上部队之后，被调到红四方面军妇女宣传队工作，不久又被调到川陕省委从事地方工作。

陈映民跟随部队每到一处，就带领妇女部的通知开展妇女工作。川北的妇女是主要劳动力，陈映民就将她们组织起来，带她们参加革命，还组建了妇女独立营。

1936年，陈映民跟随部队奉命西渡黄河，在部队遭遇失败后，陈映民先被敌人俘虏，在敌人的工厂日夜不停地做苦工，后来在他人的帮助下逃出了魔窟，回到了阔别五年的家乡。

1938年初，陈映民跟父亲一起来到武汉，投奔大哥王明。此时王明已经被增补为中央书记处书记，作为代表前往武汉与国民党进行谈判。看着一母同胞的哥哥在政治上有所成就，自己却经历九死一生，险些命丧西北，陈映民的心情很是复杂。

董必武原想将陈映民留在武汉，协助王明的妻子，陈映民的嫂子组织妇女抗日运动，但陈映民觉得自己“文化程度不高”，提出前往延安学习。陈映民到达延安的时候，正值揭批张国焘的运动高潮，为了和张国焘划清界限，陈映民改名为王营。

结果就是因为这个随意取得名字，给陈映民得后半生惹来了不小的麻烦。在延安整风运动中，王明成了右倾错误路线的代表，陈映民自然受到连累，被说成“追随其兄改名”。

十年政治风暴期间，“王营”这个名字被当作陈映民追随王明的“铁证”，一家人受到了冲击，直到政治风暴结束，陈映民一家才得以恢复名誉。令陈映民欣慰的是，自己在1932年随军转战途中丢失的孩子，1977年被找到，母子团圆，皆大欢喜。

参考文献：

[1]肖丽娟,江静.陈映民的悲剧人生[J].百科知识,2007,(18):50-51.

[2]胡征远,李玉迪.红军女战士陈映民的长征传奇[J].党史纵览,2016,(10):43-46.

[3]卢振国.被历史遗忘的女红军——王明之妹陈映民的曲折人生[J].党史博览,2007,(05):35-37+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