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之后，对敌斗争远没有结束，不少国民党特务趁乱潜伏下来，伺机搞破坏。为了肃清这些反革命分子造成的恶劣影响，一场轰轰烈烈的镇反运动在祖国的大江南北迅速展开。

1951年3月的一个晚上，潜伏在武汉某医院的两名中统特务被公安局逮捕。当时谁也没想到，这起案件中的一个无心之举，意外地引发了另一场犯罪案件，甚至还惊动了毛主席，更让武汉政坛来了一次“大地震”……

当时这两名特务潜伏在医院总务科，一个担任科长，另一个担任出纳。在警察同志将他们带走之时，出纳交出了一大把钥匙办公室的钥匙。第二天一早，军代表王清上班之后，就将这一大把钥匙交给了会计主任。

过了没多久，会计主任又找到王清，说此时还不清理金库，他拿着钥匙不合适，便将保险柜的钥匙交回给王清保管。中午下班之后，王清手里拿着保险柜钥匙，跑去佣人介绍所找保姆，在穿过一条小巷的时候，恰好遇到了一个正在巷子里摆摊的配锁的铜匠。

“同志，来配钥匙吗？”铜匠见王清手里拿着钥匙，热情地问道。王清连声说不，转身走进了佣人介绍所。在等待老板的期间，王清脑子里忽然意识到一件事情，就是保险柜的钥匙也是可以另配的。

想到这里，王清心中顿时一阵激动。自从进入城市以后，王清看到了旧式的花花世界，感觉什么都好，再加上比他早进城的一些干部，已经用上了沙发、收音机、地毯等，王清顿时感觉心中有些不平衡。

出身贫苦家庭的王清，从抗战开始就加入了八路军，为革命抛头颅洒热血，身体还落下了残疾。当看到一些干部过上了之前自己想都不敢想的日子，王清觉得自己是有功之人，也应该享受同样的生活。

正是抱着这种不正确的思想，王清越来越觉得制度之内已经无法满足自己，贪污又怕别人发觉，于是王清开始产生盗窃的想法，但苦于一直没有机会，盗窃的想法开始在他心中越扎越深。

如今医院保险柜的钥匙就拿在手中，如果能从中拿些钱，解决一下生活上享受的要求，这样谁也不会知道。因此，王清离开佣人介绍所之后，又去找了另一个配锁的小铜匠：

“这种钥匙你能配吗？”

“能配，能配。”小铜匠看了看之后，忙不迭地说道：“不过不能在这配，你得跟我去别的地方。”

于是，王清跟着小铜匠七拐八拐走到了另一条小巷子里，小铜匠让王清帮忙看着自己配锁的担子，自己拿着钥匙去了其他地方。过了四五十分钟，小铜匠拿着配好的钥匙回来了，问王清收了一万元（旧币）。

等王清回到医院的时候已经上班了，王清将配好的钥匙放在宿舍藏好，拿着原来的钥匙去了办公室，交给了负责清理金库的同志。

自从配好保险柜的钥匙后，王清就一直在寻找窃取保险柜的时机。白天大家都在办公室，王清不好下手，到了晚上总务科又会锁门，因此王清一直都没有机会。正当王清逐渐打消窃取保险柜的念头时，一个“机会”正好落在了他面前。

4月的一天下午，王清快要下班的时候，溜达到图书馆找人下象棋，由于没有找到人，王清便返回办公室。路过总务科时，王清忽然发现总务科的门没有锁，推开之后里面也没有人。王清心想这是个好机会，立刻跑回宿舍拿钥匙，顺手还拿了一个包袱准备装钱。

等王清回到总务科的时候，办公室还是没有人，王清顺利地打开保险柜，将其中两三百万元（旧币）装在身上，其他都放进了包袱里，然后迅速跑回了自己的办公室。

坐在椅子上定了定神，王清开始感觉有些后悔，后悔自己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居然会做出这样龌龊的事情。左思右想了好久，王清决定还是把钱放回去，可又怕总务科已经回来人，便将包袱里的钱放到了过道。

为了不遇到像自己这样品质的人，捡到钱后占为己有，王清还拿出了一部分钱，放到了人们经常走的地方。当时王清还想将自己身上的两三百万（旧币）也放下，但他怕有人上来，便匆匆回到办公室，打算离开的时候再丢了。

谁知道王清刚回到办公室，将身上的钱取出准备开门的时候，就听到外边有人吵闹。王清赶快将身上的钱装进包袱，放到了阳台上，自己还装作在阳台上看东西的样子……

正当王清站在阳台上佯装四处察看的时候，医院一位名叫纪凯夫的工作人员跑了进来，向王清报告走廊里发现钞票一事，王清当即吩咐纪凯夫将地上的钱和包袱捡起来拿到室内。

经过清点，走廊里发现的1200多万元（旧币）与总务科遗失的公款数目相符，纪凯夫立即打电话给公安局。警察来了之后经过多方询问，再加上并未发生钱财丢失，便没有进行处理。

但让人意想不到的是，两天以后的深夜，率先报警的纪凯夫遭到拘留，理由是有盗窃嫌疑。

明明纪凯夫并不在现场，拘留他的根据是什么？原来，纪凯夫的哥哥曾经是国民党特务，他发现盗窃案之后表现的非常积极，到总务科检查了保险柜，积极打电话报案，还让人监视王清的行动。

他的种种举动在有些人看来，就是别有用心的“贼还捉贼”。尽管综合现场的证据来看，王清比纪凯夫的嫌疑更大，但由于王清是领导干部，大家只敢私底下偷偷议论。

医务科科长认为这样的处理不公，向中南局纪委反映了此事。中南局纪委秘书长了解了案件经过后，感到其中疑点重重，建议区委牵头召集有关单位召开案情分析会。

从各方面来看，公安局拘留纪凯夫证据不足，而王清的疑点反而更多，应该进一步审查，最终会议决定，由单位将纪凯夫保释。

原本这一案件到此应该水落石出，结果卫生局副局长在会后找到分管政法工作的副市长，将会议内容隐瞒了一部分事实，向副市长作了汇报，坚持认定是纪凯夫陷害王清。

副市长听完卫生局副局长的汇报后，在没有做调查的情况下，下令将纪凯夫再次逮捕，市长和武汉市委也都支持这一做法，市委书记肯定了市政府的“正确”处理，并将这一案件归到“政治陷害”一类。

市卫生局在副局长的支持下，开始为王清积极奔走，向中央和上级领导部门控告中南局纪委秘书长等人“包庇特务，陷害老干部”，怂恿王清在医院内部批判医务科科长。市公安局负责侦破此案的同志专门从纪凯夫身上下功夫，对他进行了连续60多个小时的审讯，查不出问题就刑讯逼供。

中南局纪委见事态已经发展到如此地步，在上级同意下组成了联合检查组。经过三个多星期的认真调查，大量的人证物证都将嫌疑人指向王清，同时检查组还认定，王清伙同卫生局副局长嫁祸于纪凯夫。

中央有关部门干部听说调查结果后，回京向有关领导做了口头汇报。此时正值“三反”运动开展前夕，这一案件被作为典型案例反映给了毛主席，毛主席听后立即批示：

“让安子文给邓子恢打电话，立即开除武汉市副市长的党籍。”

时任中南局书记的邓子恢并不完全了解此案，得到毛主席批示后还反问安子文：“需要这样的严重处理吗？”安子文向毛主席反映邓子恢的意见后，毛主席坚持己见，并要求邓子恢亲自去看望邓子恢。

按照毛主席的指示，中南局对“纪凯夫案”的几个主要人员作出处分，武汉市委书记给予当面警告，降职为副书记；市委第一副书记和第二副书记给予撤销工作处分。

1952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了对此案主要人员的判决：王清偷盗公款，诬告陷害他人，处有期徒刑六年；卫生局副局长蓄意诬陷，借端报复，处有期徒刑两年；副市长压制民主，侵犯人权，处有期徒刑九个月。

“纪凯夫案”如此严肃的处理，立即在全国引起震动，在全国范围内产生了良好的影响。不少党员的群众纷纷给有关部门写信，表示拥护，赞扬共产党的大公无私。

“纪凯夫案”结案之后的六七年时间里，都没有人提出异议，此案中受到惩罚的有关人员，都决心改正，重新做人，引起了人们的一致好评。但到了1966年政治风暴开始后，有些受到处分的人看到有机可乘，开始大兴翻案之风，还利用各种手段拼凑伪造假证，以达到翻案的目的。

周总理听说此事后，立即派人出面劝阻，并指出“纪凯夫案”的处理是毛主席亲自批示的，他们的集体活动虽然有所收敛，但却开始以个人名义到处写信，企图达到翻案的目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不少在“纪凯夫案”中受到处分的人，趁着中央提出拨乱反正也提出申诉，湖北省纪委很快做出撤销处分的决定，并且在复查报告中只讲表面情况，不谈实质问题。

对于这种错误的复查态度，很快有人提出了建议，中纪委常务副书记对复查“纪凯夫案”提出了三条意见，结果湖北省委纪委对于撤销处分的决定仍不做更改，导致复查报告变成了一些人翻案的根据。

对于湖北省的复查报告，中纪委审理研究后认为复查结论是根据一方提供的情况的得出，不能作为证据，还应该向另一方进行调查，才能全面和稳妥。湖北省委的复查报告被中央退回后，湖北省委纪委致信中央，请中纪委就近调查当年中南局参与“纪凯夫案”的同志。

1981年，黄克诚在湖北方面提出翻案时，明确批示1952年对“纪凯夫案”的处理是正确的，建议组织力量对此案进行全面审查。紧接着，中纪委会同中组部、最高人民法院、检察院和公安部组成审理组，对“纪凯夫案”继续全面的认真审理。

经过8个多月的工作，审核了82卷档案和材料，派人走访八省市调查了解情况，审理组认定“纪凯夫案”主要事实依据充分，定性准确，处理效果也是好的。湖北省纪委复查认为“纪凯夫案”是一个错案，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

1987年3月，中纪委常委会开始对“纪凯夫案”的讨论，绝大多数成员都看清了此案的本质，肯定了审理组的结论。湖北省委和纪委看过有关材料后，复电同意中纪委的处理意见。

从“纪凯夫案”发生到最后处理，前后经历了五次反复，共计37年多的时间。在这一案件的处理过程中，牵动的各级党组织层次之高，人员之多，是其他案件所无法相比的。

新中国成立的头几年，全党上下革命精神旺盛，批评与自我批评任振，发现问题能够及时纠正，因而党在群众中的威信很高，各种建设事业发展迅速。但从1957年开始，党内有些人被各方面取得的成就冲昏了头脑，开始对一切不同意见都听不进去。

十年政治风暴开始后，许多人不愿意多做事，多说话，多负责，一切任由事情发展，造成问题成堆，党的事业和国家建设受到了很大的阻碍。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有些人虽然吸取了教训，但很少从积极方面创造出有力的纠正措施。

因此，“纪凯夫案”后来被五次翻案，最后一次居然用了十年时间才尘埃落定。这一案件虽然听起来复杂，但究其根本不过是一个革命战争年代的党员，在革命胜利之后，享乐思想开始不断滋生。

早在七届二中全会的时候，毛主席对这一现象就已经估计到了，告诫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而造成“纪凯夫案”变复杂的原因，完全是人为的，好在这一案件最终得到正确的批复，纠正了翻案的错误。

参考文献：

[1]李之琏.中南海直接干预的纪凯夫案件[J].炎黄春秋,1993,(10):4-16.

[2]万迪宏.惊动毛泽东的“纪凯夫案件”[J].文史精华,2004,(09):21-24+1.

[3]谢默依著. 一个死刑犯的手记 我的劳改三十年纪实. 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 1999.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