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主教的形成与罗马帝国的角色
早期基督教在诞生后的300年间经历了无数困难。由于其拒绝崇拜罗马皇帝并一神论的宗旨与罗马多神崇拜格格不入，基督徒常被视为叛乱分子和异教徒，成为迫害的目标。在许多皇帝统治期间，基督徒被抓捕、判刑甚至处死，他们被扔进竞技场，与猛兽搏斗，或被活活烧死。特别可怕的迫害出现在公元249年至251年的德西乌斯皇帝时期，以及公元303年的戴克里先皇帝统治后期，这被称为大迫害。
尽管如此，基督教的传播却从未停止。这一现象的核心原因之一在于其教义与礼仪吸引了罗马社会的广大阶层，尤其是穷人和妇女。基督教所强调的平等和救赎对当时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群体是一种极大的安慰。
转折发生在公元312年，当时的罗马皇帝君士坦丁在决战之前通过一场梦境接收到基督教符号的指示，他命令军队在盾牌上刻上基督的记号“ΧΡ（Chi-Rho）”，并最终赢得了胜利。第二年，他发布《米兰敕令》，宣布基督教在帝国内合法化。晚年的君士坦丁甚至受洗成为基督徒，成为罗马帝国的第一位受洗皇帝。
之后的公元380年，罗马皇帝狄奥多西一世通过《萨洛尼卡敕令》将基督教确立为国教，使其成为罗马帝国的官方信仰。为了整合帝国内部不同的基督教团体和教义分歧，罗马帝国积极参与组织大公会议，寻求统一教义的解决方案。例如在公元325年召开的尼西亚会议中，教会确立了“三位一体”学说，宣告圣父、圣子和圣灵属于一个整体而不可分离。
与此同时，拉丁语被广泛用于西部教会的礼拜、教义诠释和圣经翻译，成为天主教的重要特点。由圣哲罗姆翻译的拉丁语圣经《武加大译本》逐渐成为天主教通行的经典文本。这一时期，罗马教会逐渐形成了天主教的雏形，并以其组织结构、礼仪形式以及统一的神学立场奠定了西方基督教的基础。
东西教会的分裂
公元395年，罗马帝国因内部政治与经济的综合因素，正式分裂为东西两部分。西部帝国以罗马为中心，使用拉丁语，代表拉丁文化的核心；东部帝国以君士坦丁堡（今伊斯坦布尔）为中心，使用希腊语，并继承了希腊化的传统。
在帝国分裂之后，罗马教会和君士坦丁堡教会虽然都信奉基督教，但在管理模式和宗教实践上却逐渐出现显著差异。西部教会逐渐形成了以罗马教宗为中心的强中央化管理体系。罗马教宗自认为是彼得继任者，拥有“天主在地上唯一代表”的特殊地位。
而在东部，君士坦丁堡牧首作为东部教会的中心，更倾向于采取主教集体领导的方式进行教务管理。虽然君士坦丁堡牧首地位崇高，但实际权力受到其他东部重要主教区（如安提阿、亚历山大里亚、耶路撒冷等）以及拜占庭皇帝的制约。
神学上的分歧也逐渐显现。例如，“圣灵的来源”成为争议的焦点之一。西部教会在尼西亚信经的基础上，擅自加入了“和圣子一起”（拉丁文：Filioque）的条款，主张圣灵“既从圣父，也从圣子”而出。东部教会则坚持最初版本的信经，认为圣灵仅从圣父而出，此观点由希腊语传统和神学理论所支撑。这种争端持续了数百年，成为双方关系裂痕扩大的重要原因之一。
礼仪形式也因文化背景的不同而迥异。例如，西部教会使用无酵饼举行圣餐，而东部教会则使用发酵饼；西部教会的主教和神职人员被要求独身，而东部教会的神职人员（除主教外）则允许结婚。此外，在图像崇拜问题上，东部教会一度经历了“圣像破坏运动”（726-843年），而西部教会则坚决地捍卫圣像的合法性。
以上种种矛盾使得东西教会关系从最初的紧张逐渐走向不可调和。1054年，分裂的导火索触发了。罗马教宗利奥九世派遣特使洪堡主教前往君士坦丁堡，与东部教会牧首米海尔·切鲁拉里乌斯就权力与教义分歧进行谈判。然而，双方的对立情绪已到临界点，最终谈判不欢而散。罗马教廷特使在圣索菲亚大教堂祭坛上留下了一份绝罚令，将君士坦丁堡牧首逐出教会，而东部教会也迅速反击，以绝罚罗马教廷回应。这次被称为“东西大分裂”的事件宣告了基督教正式分裂为天主教和东正教，两教此后再未恢复统一。
天主教的信仰与制度
随着东西教会的正式分裂，西部教会更名为“罗马天主教”，天主教继承了罗马帝国的行政管理传统，形成了精密的教会等级制度。教皇作为天主教的最高权威，不但在宗教事务中扮演着至高无上的角色，还经常干涉世俗政治。他们自称是圣彼得的继任者，直接继承了耶稣赋予彼得的“天国钥匙”。
在教会等级制度中，教皇之下依次是枢机主教、主教和神父。每一级都有明确的职责和职能，形成了不可逾越的权力划分。枢机主教组成了“枢机团”，他们具有选举新教皇的重要职能。主教负责管理各地教区，神父则直接面向信众处理日常宗教事务。
在信仰和教义上，天主教尤为注重“三位一体”理论，认为圣父、圣子、圣灵是同一本质却各自有位格的神圣存在。此外，对圣母玛利亚的特别崇拜也是天主教的核心之一。圣母被尊为“天主之母”，不仅是基督的母亲，也被认为是所有信徒的母亲。在天主教的宗教礼仪中，玛利亚常被塑造为慈母般的人物形象，许多教堂都设有她的雕像供信徒瞻仰和祷告。
天主教还注重七个圣事（圣礼），它们包括洗礼、坚振、圣餐、告解、终傅、婚配和神品。这些圣事被认为是信徒与神沟通的重要通道。例如，洗礼被视为原罪的涤除入口，而圣餐中的无酵饼和葡萄酒是基督身体和血液的象征，是信徒参与耶稣救赎的中心仪式。此外，通过告解，信徒向神职人员坦露自己的罪行并获得神的原谅，这种设置突显了教会在信徒与神之间的中介作用。
宗教改革与新教的诞生
16世纪初的欧洲，天主教会正面临一场内部的信任危机。尽管它仍然是欧洲的主导宗教，但腐败现象却在神职阶层中普遍存在，这种腐败不仅削弱了教会的威信，还引发了普通信徒的强烈不满。当时，十字军东征结束已有数个世纪，天主教会的许多高级教士沉溺于奢靡的生活方式，而忽略了宗教使命。金钱开始在宗教事务中扮演重要角色，赎罪券的贩售尤其令人诟病。赎罪券本应是信徒悔改后获得的象征性证明，但教士们将其商品化，对外大量出售，并鼓吹购买赎罪券可以为亡者或生者的灵魂减轻炼狱的痛苦。这一现象不仅让许多信徒感到被教会利用，也使一些思想家和神职人员决心进行改革。
在这场宗教变革的大潮中，德国的马丁·路德脱颖而出。1517年10月31日，这位原本是神圣罗马帝国萨克森选侯辖区一位默默无闻的奥古斯丁会修士，在威登堡教会的门上贴出了《九十五条论纲》。这份用拉丁文写就的文件列举了对天主教教义和教会行为的诸多质疑，尤其是痛斥赎罪券的交易违背了基督教真正的教义。他认为，人是否能得救并不取决于是否购买赎罪券，而在于个人对神的信仰与回应，这就是后来被概括为“因信称义”的核心教义。
《九十五条论纲》的发表迅速点燃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宗教改革运动。马丁·路德的主张并没有停留在批评赎罪券上，而是进一步触及了天主教的根本教义。他主张每一个信徒都可以直接通过祈祷与神沟通，否定了传统天主教宣扬的教会和神职人员作为人与神之间的唯一桥梁的作用。他甚至提出，圣经才是基督教信仰真正的权威，而非教会的教皇或议会。他认为，只有两个圣礼——洗礼和圣餐，是圣经明确规定的，其他五个圣事（如告解和坚振）都没有圣经依据，因而应当被废除。
为了推动这些观点，马丁·路德将圣经从拉丁语翻译成德语，使普通人无需依赖教士，自己便可阅读和理解圣经内容。这一举措颠覆了天主教会对宗教话语权的垄断，而印刷术的推广也进一步扩大了路德思想的传播范围。他的支持者们很快在欧洲各地形成了不同的教派，如加尔文宗、路德宗和后来发展的英国国教。这些新兴教派合称为新教。
天主教与新教在现代的适应与发展
宗教改革后数百年，天主教会与新教经历了不同的发展路径。在破裂后的最初岁月里，天主教会试图通过“反宗教改革”来回应新教的冲击。例如，1545年至1563年召开的特伦托会议对天主教内部进行了全方位的改革，意图恢复信徒对教会的信任。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特别是在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的冲击下，天主教传统的圣统制模式显得更加僵化。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20世纪中叶。
1962年，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的召开预示着天主教会迈入现代化的重要一步。在这次会议上，天主教进行了多项前所未有的改革。最引人注目的变革之一是放宽了以拉丁语举行弥撒的限制，允许以地方语言进行宗教仪式。此外，天主教会还在社会文化变革中逐步调整自己，试图与现代社会形成更广泛的对话。但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天主教试图吸收一定的现代性，它仍然保持了原有的教义和等级体制。
与此同时，新教则展现出完全不同的适应方式。新教坚持“因信称义”的简化教义，对教会结构和仪式要求较低，因此在社会复杂性增加、个性化需求增强的背景下展现出更强的灵活性。1921年的爱丁堡世界宣教会议是新教宗派响应全球化潮流的重要事件，这次会议确定了“本色化”原则，强调要将基督教与本地文化相结合。这种传播模式极大加速了新教在非西方地区的传播，例如拉美、非洲和亚洲。
在中国，新教比天主教更容易融入地方社会，并迅速发展至今。据2024年的数据显示，中国约有7000万基督徒，其中大约70%是新教徒。天主教因其对教义和等级制度的坚守，更多地集中于城市地区。而新教凭借较为松散的组织结构，注重以乡村地区为重点开展传教活动，在农村和社会底层获得大量信徒。
参考资料：[1]赵克.基督教与天主教的冲突[J].西部学刊,2015(5):5-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