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二世皇帝三年（公元前207年）十月，出身平民的沛公刘邦率领军队攻入秦朝首都咸阳。秦王嬴胡亥驾着白色马车，恭敬地献上玉玺投降，标志着秦朝的终结。
随后，项羽违背了先前的约定，将刘邦派往汉中地区，并封他为汉王。尽管刘邦在被封为汉王的那一年（公元前206年）尚未称帝，但这却是大汉帝国辉煌历史的开端。不甘心被困于偏远之地的刘邦，任命韩信为将军，采取“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策略，向东进发挑战项羽。经过四年的艰苦战斗，最终击败了强大的楚国，统一了全国。
刘邦选择长安作为都城，建立了大汉王朝。历经七十多年的积累和发展，汉朝逐渐成为了一个国力雄厚的大帝国。汉武帝刘彻以其卓越的军事才能和雄才大略，北伐匈奴，彻底解决了北方边疆的安全隐患，使大汉帝国威名远扬。
汉西域副校尉陈汤率领正义之师，成功斩杀匈奴郅支单于，并将其首级送至长安。他在给汉元帝刘奭的奏书中写道：“臣等率领义军，执行天罚，仰赖陛下神威，天地共助，气候适宜，冲锋陷阵，战胜敌人，斩下郅支单于及其名王以下的首级。应当将这些首级悬挂在蛮夷居住区的街道上，向全世界展示：冒犯强大汉朝者，即使逃到天涯海角，也难逃一死。”
此后，大汉帝国的铁骑驰骋四方，声威远播至边疆塞外，天下各地，凡是有水井的地方，谁敢不臣服？汉朝统治华夏近四百年，其恩德深厚，影响深远。
汉朝的国号最终成为了中华民族永恒的名字——“汉族”。由于汉朝对历史的巨大影响力，后来由刘姓建立的诸多朝代大多以“汉”为名，唯独刘寄奴例外。
当然，在此之后建立的多个刘姓汉朝中，有许多并非汉族人所建。首先是匈奴后裔五部大都督刘渊，其次是五代时期的河东节度使刘知远。这些例子表明，尽管国号相同，但统治者的背景却可能截然不同。
刘知远是沙陀族人，在晋出帝石重贵被耶律德光俘虏并带往北方之后，中原地区陷入权力真空状态。刘知远趁此机会率军南下，攻入汴梁，建立了汉朝，这就是历史上所称的后汉。然而，刘知远在位仅一年便去世了。他的儿子刘承祐继位后，因滥杀功臣，最终激起了邺都节度使郭威的反抗，刘承祐也因此丧命。随后，郭威建立了周朝，标志着后汉的终结，这个短命王朝仅仅维持了四年。
若单纯从五代十国的角度审视，后汉确实如同昙花一现，因为在这五个短暂的朝代中，最短的后晋和后周也各自存在了十年之久。
但是，如果我们从血统延续的角度考量，汉朝实际上延续了三十三年之久。这是因为刘知远的弟弟、河东节度使刘崇在太原继续沿用“汉”的名号，并保持乾祐年号，建立了一个新的政权，史称北汉。尽管《新五代史》将其称为东汉，但由于岭南地区同时存在着南汉政权，为了避免混淆，通常将刘崇建立的政权称为北汉。
刘崇，出生于唐昭宗乾宁元年（公元894年）。有趣的是，在五代十国时期，许多开国君主在年轻时都有过一些不良行为。例如，朱温曾偷锅，王建则偷驴，杨行密也并非清白之身。郭威虽然没有参与偷窃，但他沉迷于赌博，并且有时会冲动地杀人。
刘崇的情况与郭威相似，他年轻时无所事事，热衷于赌博，梦想着通过赌桌上的胜利来发财，但不幸的是，他的运气不佳，经常输钱。
随着赌博之路的终结，为了生存，他不得不选择入伍当兵，脸上还因此被刺了字。不过，与其他从军队底层一步步爬上来的帝王相比，刘崇的人生经历相对顺利，这主要得益于他有一位非常出色的兄长——刘知远。
刘知远和晋高祖石敬瑭都曾在唐明宗李嗣源手下任职。在河东军与梁军于德胜进行大战时，刘知远曾救过石敬瑭一命。
石敬瑭登基后，任命刘知远镇守河东这一战略要地。由于刘知远的关系，刘崇也被特别提拔为都指挥使。
历史上并没有详细记载刘崇具体在哪一年入伍。据记载，晋天福六年（公元941年），刘知远担任河东节度使，那时刘崇已经四十七岁了。假如刘崇三十岁时参军，那么在将近二十年的时间里，他似乎并未取得显著成就，这或许表明他的能力并不出众。
然而，也有可能是因为刘崇缺乏足够的资金来打通关系，或者刘知远不希望兄弟过早崭露头角。与石敬瑭相比，刘崇的运气似乎差了些。若非石敬瑭结识了李嗣源这样的贵人，恐怕他也难以取得后来的成就。
有时候不得不承认“命运”的安排，在古代社会中，人际关系的重要性不可忽视。这种关系学自古以来就是一门显学，关系往往等同于财富，尤其是在中国。到了晋天福十二年（公元947年）二月，刘知远在太原称帝，建立后汉，并迅速南下攻占汴梁，为了稳固后方，他让弟弟刘崇留守太原。
刘知远登基后，任命刘崇为河东节度使，并授予其同平章事之职，即宰相衔领大镇节度使，这在五代十国时期是常见的做法。刘知远去世之后，刘崇的身份从“皇弟”转变成了“皇叔”，简称“刘皇叔”。
尽管刘知远对这个兄弟颇为照顾，但他也清楚历史上叔侄之间废立之事屡见不鲜，因此不敢让刘崇进入汴梁，而是让他留在太原安心担任节度使。
刘崇与朝廷中的几位权臣杨邠、王章、史弘肇和郭威的关系并不融洽，尤其是与郭威之间的关系更是恶劣。刘崇深知郭威的能力，总觉得这位绰号“郭雀儿”的人物将来可能会成为自己最大的威胁。
到了汉乾祐二年（公元949年）七月，郭威成功平定了李守贞等人的叛乱，回到京城后受到了刘承祐的丰厚犒赏，一时风光无限。刘崇心中醋意顿生，便向自己的节度判官郑珙询问：“皇帝年轻缺乏经验，四位权臣把持朝政，我担心他们会对我不利，你有什么好建议吗？”
郑珙分析得非常透彻：“幼主在位而权臣当道，最容易引发动荡。天下不久必将大乱。主公您雄踞河东，此地乃出天子之地。河东易守难攻，主公应当收取租赋，训练精兵，以备自守之需！这就好比拉弓射箭，此时若不发射，等到敌人来袭时再拉弓就来不及了。”
刘崇听后十分高兴：“真是个好主意！”于是开始在河东大力征收财物，积攒了不少军资，并广泛招募豪杰之士，日夜操练军队，以防不测。
形势的发展正如郑珙所预见的那样，刘承祐发动了乾祐之变，汴梁城内一片血雨腥风。郭威在邺都悲愤起兵，导致中原陷入混乱。到了乾祐三年（公元950年）十一月，刘承祐在汴梁城外身亡，郭威成为了汴梁的实际掌控者。
听闻此消息，刘崇愤怒不已，他言道：“郭威竟敢弑君，简直大逆不道！我将统领六军南下讨伐逆贼，我们刘家的天下怎能被郭雀儿夺去！”于是准备出兵征讨郭威。
此时，探子来报，说郭威打算拥立刘崇的儿子、武宁军节度使刘赟为帝。
刘崇并未深思熟虑，就轻易相信了郭威的好意，心中暗喜：“若是我儿做了皇帝，那我便是太上皇了，看来郭雀儿还算是有良心。”
太原府少尹李骧早已洞察郭威的心思，劝谏刘崇不要轻信：“郭威是当世的奸雄，此举不过是想利用武宁军的小主公作为挡箭牌罢了，主公切勿中计。不如率领精锐部队穿越太行山，控制住孟津（今河南孟津），以观察中原局势。倘若郭威真的立了武宁军的小主公为帝，再收兵也为时不晚。”
然而刘崇却有自己的想法：“万一我出兵激怒了郭威，他对我的儿子下手怎么办？岂不是弄巧成拙？”
刘崇对李骧破口大骂：“狗奴才！你想害我儿子吗？”随即下令处死李骧。
李骧未曾料到刘崇竟然如此愚蠢，觉得为这样的愚人效力简直是侮辱自己的智慧，仰天长叹：“我李骧也算是一代才俊，怎会与这般蠢货共谋天下大事？请速速将我斩首。”他还提到自己年迈的妻子，不忍心让她独自凄凉地活在世上，希望能与她一同赴死。
刘崇已经近乎疯狂，冷笑道：“那就成全你吧。”最终，李骧夫妇在太原市被处死。
郭威行事向来谨慎，他深知自己称帝的最大威胁来自河东地区，因为那里曾经是李存勖、石敬瑭和刘知远等人的发迹之地。尽管刘崇的能力有限，但也不得不加以防范。
于是，郭威写信给刘崇，信中提到：“由于武宁军贵公子被尊为高祖皇帝的继承人，朝廷上下都推举他为君主，请您不要怀疑。我郭威脸上有刺青，这不符合古时对天子形象的要求，我确实是汉室的忠臣。”
刘崇轻信了郭威的说辞，在太原城内做起了成为“太上皇”的美梦。实际上，刘赟已经成为刘知远的嗣子，即便登基为帝，也只是延续刘知远的血脉。
当然，刘赟毕竟是自己的亲生儿子，一旦刘赟登上皇位，刘崇的地位将从“大汉皇叔”升格为“大汉皇父”，这无疑是一个极具诱惑力的想法。然而，这个梦想终究未能实现。乾祐三年（950年）十二月，郭威在澶州发动军事政变，废黜了刘赟，并返回汴梁自立为帝，建立了后周。
得知这一消息后，刘崇感到震惊，意识到自己无法成为“大汉皇父”。无奈之下，他只好卑躬屈膝地请求郭威释放刘赟，毕竟父子情深，只有亲人才会真正关心孩子。然而，在广顺元年（951年）正月十六日，传来了一个噩耗：废帝湘阴公刘赟已在宋州去世。
刘崇悲痛欲绝，泪流满面，愤怒地诅咒郭威：“你害死了我的儿子，你应该绝后！”
这时，刘崇才想起李骧曾给他提出的忠告，后悔当初没有听从李骧的建议。为了表达对李骧的一丝歉意，刘崇为他设立了祠堂。
如果你让刘崇采纳李骧的建议，出兵南下对抗郭威，那么郭威是否还会杀刘赟自立呢？答案是极有可能。
然而，在这种情况下，郭威会更加谨慎行事，因为他当时在汴梁的地位还不够稳固，尚未建立起强大的政治势力。正如历史记载，“汉大臣不即推尊之，故未敢即立。”因此，郭威或许会推迟称帝的时间。
这段时间对于刘崇来说是非常宝贵的缓冲期，他可以利用这段时间南下与郭威争夺天下，毕竟刘知远的影响依然存在。如果等到郭威解决了所有障碍，刘崇就只能困守太原，无力回天了。
实际上，在刘赟被杀当天，刘崇就在太原宣布称帝，定国号为大汉，继续使用乾祐年号（公元951年）。他任命节度判官郑珙和观察判官赵华为宰相，并让次子刘承钧担任太原尹兼侍卫亲军都指挥使。
从人性角度来看，刘承钧内心深处可能会感到庆幸，因为如果刘赟回到太原，他将失去继承王位的机会。尽管有兄弟之情，但在权力面前，这些感情往往显得微不足道。父子之间的血缘关系尚且不能阻止对权力的渴望，更不用说兄弟之间的亲情了。这正是人性自私的表现。
在与五代并存的十国里，有九个国家是在南方建立的，唯独北汉位于北方。
尽管北汉源于五代时期最为重要的军事重镇河东，且五代中有三个朝代发源于此，但刘崇的命运却并不如意。他所面对的敌人郭威和柴荣，无论是在能力还是整体素质上，都远超李存勖曾经对抗的朱友贞、石敬瑭对战的李从珂。而相比之下，刘知远则几乎没有遇到过什么真正的对手。
即便登上了皇位，刘崇也难以感到喜悦。他曾对群臣感慨道：“按理说汉室的皇位轮不到我来坐，只是因为高祖皇帝亲手开创了这片江山，却被郭威夺走，我才不得不自立为帝。如今我只能困守这区区十二州之地，处境何其艰难，我到底算哪门子的天子？你们又算是怎样的宰辅节度使呢？由于国库空虚，我能给予你们的待遇自然不高，希望诸位不要怨恨于我。”
在宋朝，铜钱是主要的流通货币。据估算，在北宋初期，一两白银大约能兑换一贯铜钱，而一贯铜钱的价值大致相当于今天的450元人民币。北汉时期的宰相月薪约为四万五千元人民币，节度使则有一万三千元左右的收入。从表面上看，这些官员的薪资相当可观，但对于普通百姓来说，这仍然是一个天文数字。
然而，对于宰相和节度使这样的高官而言，这笔钱远远不够用。他们不仅要供养家族中的众多亲戚，还要维持奢华的生活方式，并且需要进行各种社交应酬和贿赂活动。因此，许多官员不得不另寻财路。由于北汉皇帝刘崇自身财力有限，无法满足官员们的贪欲，于是这些官员便开始向民间搜刮财富，导致北汉时期贪污成风，几乎找不到廉洁的官员。
北汉全国仅有四万户人家，人口不过三十万左右，却要支撑庞大的官僚体系和军队开支。再加上刘崇为了换取契丹的支持，每年都要向其进贡大量金银财宝，使得百姓负担沉重，苦不堪言。
正因为如此，在柴荣发动北伐战争时，当地百姓纷纷站出来支持周军，控诉刘氏政权的暴政，希望借此机会推翻刘氏统治，摆脱这种困苦的生活。这也反映出刘崇治下的经济状况已经到了多么危急的地步。
刘崇称帝是由于郭威的逼迫（同样，郭威名登大宝也是因刘承祐的压迫），因此在建立国家之初，他就决心要向郭威讨回血海深仇，以报灭国弑子之恨。然而，刘崇也清楚，仅凭自己的力量难以抗衡郭威。
北汉处于后周与契丹之间，基于地理位置的考虑，刘崇只能选择依附于契丹。当时，契丹皇帝耶律阮（即耶律兀欲）察觉到中原局势动荡不安，意图趁机捞取好处，便派遣西南路招讨使潘聿撚给刘承钧写信了解情况。
刘崇见此视为良机，立即让刘承钧回复耶律阮：“我朝虽已覆灭，但我继承了帝位，打算效仿晋室先例，希望得到贵国的支持。”为了恢复旧日山河，刘崇甘愿步石敬瑭之后尘，自认契丹为父。耶律阮对此极为高兴，一方面是因为即将多出一个忠孝双全的臣子，另一方面则能借此机会浑水摸鱼，这对他来说何乐而不为呢？
还未等耶律阮给出明确回应，刘崇就已经着手准备对郭威发起复仇之战了。
在北汉乾祐四年（公元951年）的二月，刘崇动员了国内的精锐部队，派遣他的长子刘承钧率领军队向南进发，首先攻打晋州（今天的山西临汾）。
周朝的建雄军节度使王晏意识到敌军来势汹汹，决定坚守不出战。刘承钧指挥军队攻城，然而王晏确实有些军事才能，北汉的军队多次进攻未能得手，反而损失了几千士兵。
面对这样的局面，刘承钧不得不绕过吕梁山，转而攻击隰州（今天的山西隰县）。周朝的隰州刺史许迁似乎非常热情好客，当他得知河东的军队到来时，立即派遣步军都指挥使耿继业带兵前往长寿村（位于隰县下李乡）迎接来自河东的访客。
耿继业没有给北汉的军队任何准备的时间，直接发动猛烈攻击，结果北汉军遭受惨败。尽管如此，刘承钧依旧不甘心，继续指挥部队攻城。
遗憾的是，他依然未能成功，并且付出了巨大的伤亡代价。随着粮草逐渐耗尽，若再不撤退，恐怕会被许迁彻底击败。因此，刘承钧只能选择撤回河东。
郭威的手下显然不是容易对付的角色，于是刘崇转向契丹求助。耶律阮正等待着刘崇提出请求。
契丹愿意提供援助，但提出了一个苛刻的条件：北汉每年需向契丹支付十万贯的钱财。刘崇虽然并不富裕，但为了在契丹和周朝之间求得生存空间，即使内心不愿意也只得同意这一要求，毕竟百姓手中还有钱财可取。
如果拒绝并与契丹闹翻，刘崇将无法同时应对南北两大强敌。于是，他放下脸面，派遣郑珙携带重礼出使契丹，表示愿意尊耶律阮为叔父，恳请叔父大人迅速前来救援。
从耶律阮的视角来看，中原政权始终未能收复幽云十六州，郭威也不例外。为了守护这片重要的土地，契丹需要在本国与周朝之间建立一个战略缓冲区。当符合契丹的战略利益时，给郭威制造一些麻烦是必要的，而北汉无疑是最佳的选择。
北汉乾祐四年（公元951年）六月，契丹皇帝耶律阮派遣燕王耶律述轧前往太原，正式册封刘崇为大汉神武皇帝。刘崇向北跪拜称叔父，并改名为刘旻。既然耶律阮已经承认了这门亲戚关系，自然要有所表示，于是让耶律述轧带去了九龙玉带和一匹上等黄骝马。
石敬瑭当年认比自己小十一岁的耶律德光作义父，虽然有些丢脸，但刘崇的情况更为特殊——他比“叔父”耶律阮大了足足二十三岁。如果石敬瑭地下有知，恐怕会笑得前仰后合：“哈哈，刘崇啊，你让我如何感谢你好呢？有了你这个垫背的，我就不再被人骂了。”然而，历史记住的更多是石敬瑭这位儿皇帝，而不是刘崇这位侄皇帝，当然还有赵构这位金国的侄皇帝。
石敬瑭认干爹，耶律德光必须帮他灭掉李从珂；同样地，刘崇认叔父，耶律阮也必须出兵帮助刘崇对付郭威。因此，刘崇派遣中书侍郎卫融前往契丹国都上京（今内蒙古巴林左旗），一是替自己感谢“义叔”，二是请求契丹出兵消灭周朝。
北汉乾祐四年（公元951年）九月，刘崇计划南下攻打后周，并多次请求契丹出兵相助。起初，耶律阮有意出兵，但因群臣反对而未能成行。
最终，耶律阮被大臣耶律盆都所杀，契丹的文武官员拥立耶律德光的长子耶律述律为新帝，改名为耶律璟。
当这一政权更迭的消息传到太原时，刘崇并未过多关注，他只关心契丹能否帮助他消灭郭威。耶律璟继位后，刘崇依旧尊称耶律璟为叔父。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年耶律璟才21岁，而刘崇已经55岁了。刘崇的行为显得有些不拘小节，因为按照辈分，耶律璟几乎可以做他的孙子，却成了他的“叔父”。如果刘崇的大哥刘知远还在世，恐怕会被气得半死。
根据之前的约定，北汉乾祐四年（公元951年）十月，耶律璟派遣彰国军节度使萧禹厥率领五万精锐契丹军队，与刘崇一同南下，经过阴地关（今山西霍邑北），再次进攻晋州（今山西临汾）。
此时，原本担任建雄军节度使的王晏已被调往武宁军节度使一职，新任节度使王彦超尚未抵达晋州，守城的任务落在了周晋州巡检使王万敢和龙捷都指挥使史彦超的肩上。
汉辽联军倚仗兵力优势，对晋州展开了猛烈的攻势，前仆后继地进攻。然而，由于王万敢于用兵，尽管联军持续攻打至十二月，仍未攻克晋州。
刘崇为这场战役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仿佛连上天都看不过去了，降下了大雪，连续下了十多天。北方军队遭受了严重的冻伤和死亡，萧禹厥也因思念家乡而决定撤军，契丹军队同样损失惨重，连夜撤回。
刘崇仍不愿撤退，但此时周朝的援军已抵达战场。北汉军在严寒中已经无力再战，面对周军的攻击迅速溃败，周军一路追击至霍邑才返回。刘崇只能坐在太原城中的火炉旁抱怨这恶劣的天气。
经历了多次失败后，刘崇终于认识到郭威的强大，明白只要郭威还在世，自己就无法从他手中占到任何便宜。于是，他只好留在太原城内谋划未来，一方面希望郭威早日离世，另一方面也祈求自己能活得更久一些。
刘崇真是运气不错，郭威果然在他之前去世了。北汉乾祐七年（公元954年）正月，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传到了太原：郭威病逝，他的养子晋王柴荣继承了皇位。
刘崇激动得几乎落泪：“逆贼！早就该死了！”尽管他已经六十岁高龄，但仍然率领三万大军，并与契丹武定军节度使杨衮所带领的一万军队汇合，由北汉头号大将张元徽担任先锋。汉辽联军穿过团柏谷（今山西祁县东），如乌云般向潞州（今山西长治）压来，令沿途的百姓和守军无不胆战心惊。
然而，刘崇的对手是柴荣，这位五代时期最为贤明的君主之一。他丝毫不惧怕刘崇，于是在高平一战中，柴荣彻底击败了北汉军队，差点活捉了刘崇。刘崇好不容易才逃回太原城内。
还未等刘崇从惊恐中恢复过来，柴荣已经兵临太原城下，四处攻城掠地，北汉大部分州县都被后周军队占领。刘崇决定孤注一掷，因为他明白如果这次失败，整个家族都将面临灭顶之灾。为了保护自身利益，契丹皇帝耶律璟再次出兵救援太原。
后周军队中的史彦超部在忻州（今山西忻县）轻敌冒进，仅带二十名士兵就想击溃契丹骑兵，最终战死沙场，李筠则逃回。随后连日大雨倾盆，使得后周军队屡次进攻太原未果。柴荣见短期内无法攻克太原，只好撤军返回。
刘崇深知自己此生已无望复兴故国，因此忧心忡忡，最终病倒。他情绪低落，常常悲痛欲绝，病情日益加重。
北汉乾祐七年（公元954年）十一月，刘崇在太原逝世，享年六十岁。不出所料，刘承钧继位，并尊称其父为世祖神武皇帝，同时派遣使者向契丹报丧。
这次，刘承钧不再像以前那样在耶律璟面前装作晚辈，而是直接称自己为儿子。耶律璟对此并不介意，时常称呼刘承钧为“儿皇帝”，这种辈分关系显得十分混乱。
历史对刘崇的评价颇为负面，薛居正从五代更迭的角度出发，认为北汉是“伪朝”。然而，我们应当尝试从失败者的角度去理解这段历史，即便这种同情可能显得微不足道。
刘崇的一生充满了坎坷，他不仅失去了长子，还失去了自己的国家。面对这样的困境，他无法向郭威投降，只能选择一条充满挑战的道路继续前行。
对于一个年近六十的老者来说，成为比自己年轻许多的人的侄儿，这在情理上确实难以接受。然而，刘崇并不需要通过这种方式来贬低自己。契丹人更看重实际的利益而非虚名，刘崇每年给予契丹的十万贯钱虽然不算巨额，但也足以打动他们的心。
既然称臣纳贡已经达到了他的政治目标，何必还要牺牲自己的尊严呢？人生在世，活着追求利益，死后希望留下好名声。如果被人指责和唾骂，那无疑是人生的巨大失败。无论是在世时还是去世后，刘崇都没有得到太多的同情，可以说他是一个失败者。
相比之下，刘承钧与他的父亲不同，后者出身平凡。刘承钧具备一定的文学素养，为人谦逊有礼，因此广受好评。刘承钧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处境，为了对抗周朝这个宿敌，他不得不依赖契丹的支持，在其庇护下生存。
在刘家的几位君主中，刘知远的军事才能最为突出，而刘崇的能力相对平庸，至于刘承祐，则更加普通。刘承钧在这种复杂的环境中努力维持着家族的地位。
刘承钧登基后，他展现出了“勤勉理政、敬贤爱士”的作风，得到了历史学家的高度评价：“境内大致安定”。由于刚刚即位，面对复杂的局势，为了在困境中站稳脚跟，刘承钧不得不优先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而不是急于推进“灭周兴汉”的宏伟目标。
刘崇与郭威之间有私人恩怨，但两人均已去世。刘承钧与柴荣从未谋面，因此，“国仇家恨”的情感远不及其父辈那般强烈。刘承钧最大的心愿就是守护河东这片土地，并将基业平稳地传承给下一代，这对他来说已是极大的满足。
随着时间的推移，刘承钧认为时机成熟，想要打造属于自己的独特风格。例如，在年号的选择上，乾祐这个年号是十年前由他的伯父刘知远所定，没想到竟然有四位帝王沿用了这一年号，这种情况在历史上极为少见。然而，刘承钧早已对这个陈旧的年号失去了兴趣，觉得它就像隔夜的干粮一样乏味，决定更换新的年号。
北汉乾祐十年（公元957年）正月，刘承钧颁布诏书，宣布将汉乾祐十年改为汉天会元年，并在全国范围内大赦天下（实际上仅限于河东地区）。他还任命卫融为中书侍郎，段常为枢密使，蔚进负责掌管亲军。
值得注意的是，段常原名段恒，宋朝史学家为了避免与宋真宗赵恒的名字相冲突，将其名字改为段常。
类似的情况还有汉文帝刘恒，汉代人为了避免触犯皇帝名讳，也将北岳恒山改名为常州，五代楚国学者拓跋恒也因避讳而改名为拓跋常。
在封建社会，避讳是一项重要的礼仪规范，违反者会被视为不敬。古人常常因为避讳而更改名字，这是古代文化中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
在那个时期，刘承钧尚未有自己的亲生子嗣，仅有两位养子，长子名为刘继恩，次子则叫刘继元。关于这两位小王爷的身世，颇具一番趣味。实际上，他们都是刘承钧的外甥，虽然同母但父亲却不同，其中刘继恩原本姓薛，而刘继元原姓何。
刘继恩的父亲薛钊最初只是军营里的一名普通士兵，后来因缘际会得到了刘知远的赏识，成为了他的侄女婿，从而平步青云。
然而，薛钊嗜酒如命，常常喝得酩酊大醉。有一次醉酒后，竟持剑刺向自己的妻子刘氏。幸亏刘氏机警敏捷，迅速脱下外衣逃离现场。当薛钊酒醒过来时，意识到自己可能会受到刘知远和刘崇的惩罚，于是选择了自尽。
刘崇看到年幼的外孙处境可怜，便将他交由刘承钧抚养，并为其改名为刘继恩。后来，刘氏再嫁给了一个姓何的人，生下了儿子，但不久之后这位何姓丈夫也去世了。出于怜悯，刘崇再次收养了这个外孙，让他成为刘承钧的第二个养子，并取名刘继元。
刘承钧任命长外孙刘继恩担任太原尹一职，由于太原是北汉的都城，因此担任此职位实际上等同于确立了刘继恩作为继承人的地位。
尽管刘承钧被困于太原，看似孤立无援，但他并未放弃对柴荣采取行动的想法。为此，他秘密派遣使者前往金陵与成都，试图联合孟昶和李璟，以期在外围形成支持力量，毕竟他们共同的最大敌人就是柴荣，因此这种横向联合的战略显得尤为重要。
尽管柴荣曾经击败过刘承钧的父亲，但那已成为过去，刘承钧决定不再纠结于往事，而是想重新评估一下柴荣的实力。此时，柴荣正率领后周军队南下与李璟争夺淮南地区，同时隰州（今山西隰县）的刺史孙议突然病逝。
刘承钧认为这是一个绝佳的机会，于是在北汉天会二年（公元958年）二月，发兵进攻隰州。
后周建雄军节度使杨廷璋察觉到刘承钧企图趁虚而入，心中十分气愤，便派遣都监李谦博迅速前往隰州增援。李谦博赶在北汉军队到达之前进入了隰州，并开始全力防守。
北汉军队抵达城下后立即展开了猛烈的攻势，然而李谦博擅长守城战术，几次攻击均未能得逞。杨廷璋见北汉军队疲惫不堪，便派人进城与李谦博商议，计划各自带领奇兵夜袭北汉军营。由于北汉军毫无防备，这次夜袭取得了巨大成功，导致北汉军队伤亡惨重，损失超过千人。刘承钧意识到自己计谋失败，只能无奈地收兵撤退。
刘崇生前一直被郭威压制，刘承钧不甘心再次成为柴荣的手下败将，他渴望能够崭露头角。北汉天会三年（公元959年）五月，柴荣北伐契丹时因病被迫撤军南返。
尽管这次刘承钧遭受了挫败，但他仍然心存侥幸，在边境上不断试探，希望能找到机会扭转局势。然而，他的运气不佳，最终遭遇了李重进的强力反击，导致大量士兵伤亡。
面对这样的结果，刘承钧不得不接受现实，暂时放弃了进一步的行动。
一个月后，汴梁传来重大消息：柴荣去世，其幼子柴宗训继位。
刘承钧听闻此事，心中暗喜，然而笑容未散，便又收到周殿前都点检赵匡胤在陈桥发动兵变并建立宋朝的消息。
刘承钧一时愕然：“这赵匡胤是何方神圣？想必实力不会超过柴荣吧。”
自刘承钧登基以来，他多次尝试南下扩展势力，但每次都无功而返，连一点小收获也没有。不过，刘承钧有一个优点——越挫越勇，从不轻易放弃。这次失败了，下次还有机会，他的字典里最不缺的就是“下一次”。
不久之后，一个新的契机出现了。赵匡胤建立宋朝后，潞州的昭义军节度使李筠，因感念郭氏父子的恩德，不愿意跟随年轻的赵匡胤。毕竟，在李筠曾为唐明宗之子秦王李从荣效力时，赵匡胤还只是个孩子。李筠为郭家立下的汗马功劳不亚于赵匡胤，凭什么要向一个晚辈低头？因此，他对赵匡胤心存不满。
得知这一情况后，刘承钧大为振奋：“现在正是灭宋兴汉的大好时机！”随即派遣使者携带蜡丸密信前往潞州，劝说李筠一同举兵对抗赵匡胤。
李筠不顾其子李守节的极力劝阻，派遣判官孙孚与衙校刘继忠前往太原向汉朝表示臣服，并请求刘承钧派兵南下。
刘承钧正等待这样的机会，但他仍考虑邀请契丹一同参与行动以确保万无一失。然而，按照李筠的指示，刘继忠并不希望契丹介入此事。
尽管如此，刘承钧认为两路军队已经足够应对局势。于是，在北汉天会四年（公元960年）五月，他亲自率领大军南下。出征前，汉朝左仆射赵华警告刘承钧说：“李筠勇猛却缺乏谋略，不足以成就大事，我们不应因支持李筠而得罪汴梁的赵匡胤。赵匡胤是一位杰出的领袖，如果他率军攻打我们，陛下将如何应对？”遗憾的是，刘承钧并未采纳这些建议。
赵华的观点部分正确，李筠确实能力有限。但正如诸葛亮在《后出师表》中所言：“因此知道我讨伐敌人时，力量薄弱而敌方强大。然而，如果不主动出击，我们的王业也将灭亡。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奋力一搏。”
对于刘承钧而言，继续留在河东无所作为并非长久之计。若今日不主动南下，赵匡胤迟早也会北上进攻。因此，刘承钧决定抓住时机采取行动。
刘承钧率领军队抵达了太平驿（现今位于山西襄垣西南），李筠带领着文武官员在山中伏拜，高呼万岁（这一举动让柴荣蒙羞）。刘承钧封李筠为西平王，地位超越了汉宰相卫融。
然而，当李筠看到刘承钧仅带了一万余人的部队时，心中感到十分懊悔：“如果早知道刘承钧如此拮据，我何必与他合作？他的兵力甚至不及我的。”
宴会上，李筠痛哭流涕地说：“臣深受周祖世宗的恩典，未能报答，今日起事，是为了恢复故国。” 李筠的话语似乎是有意无意地提及北汉与后周之间的深仇大恨，这让刘承钧听后面色骤变，暗自思忖：“李筠如此怀念伪周，怎能忠心侍奉于我？不如除掉李筠，直接掌控潞州。”
当李筠准备返回潞州筹备战事之际，刘承钧派遣宣徽使卢赞担任潞州监军，显然是要削弱李筠的权力。卢赞自认为是个重要人物，在李筠面前频繁指手画脚。
由于双方原本就不是志同道合之人，他们的联合只是暂时性的妥协，最终还是产生了嫌隙。
李筠一心想要消灭赵匡胤以替柴荣报仇，并不在乎刘承钧的态度。他留下儿子李守节驻守潞州，亲自率领三万精锐前往泽州（现今位于山西晋城）防守，北汉宰相卫融随行。
赵匡胤深知李筠不甘居于人下，宋朝刚刚建立几个月，李筠的存在就像一颗定时炸弹，必须解决。
在北汉天会四年（公元960年）的五月，赵匡胤亲自率军征讨李筠。宋军的基础是柴荣时期建立起来的，战斗力非常强大。石守信和高怀德率领的宋军部队在泽州城南与李筠相遇，两军激战数百回合，最终宋军取得大胜。北汉监军卢赞在战斗中阵亡，李筠则逃往泽州坚守。
同年六月，赵匡胤继续追击，命令马全义部猛攻泽州。赵匡胤随后也赶到前线，亲自督战，经过三次猛烈进攻，终于攻克了泽州。
李筠走投无路，最终选择全家自焚而死。北汉宰相卫融被宋军俘虏。
赵匡胤劝说卫融认清形势，但卫融坚决表示：“我家四十余口受刘氏恩惠，怎能背叛主人？即使被俘也不会为陛下效力，早晚要逃回河东见我的君主。”
赵匡胤听后十分愤怒，命令士兵痛打卫融，卫融被打得满脸是血，但他依然喊道：“大丈夫死得其所！”
赵匡胤见他如此刚烈，心中颇为感动，于是停止了惩罚，并用药物治疗他的伤势，将他留在身边。之后，赵匡胤进军潞州，李守节不敢抵抗，开城投降。
在太平驿进行视察工作的刘承钧听闻战败的消息后，终于领教到了赵匡胤的厉害，吓得他立刻撤军返回太原。
刘承钧后悔没有采纳赵华的意见，红着脸对赵华说：“您真是有识人之明，李筠确实是个无能之辈。这次我虽然保全了军队，但还是觉得可惜卢赞和卫融。”
赵华心中暗想：“你还不如李筠呢，跟着你也没什么意义。”于是请求告老还乡。
刘承钧再三挽留未果，只能放他离开，并改任兵部尚书赵弘为宰相。此次南下虽未损失兵力，但却失去了不少人才：卢赞阵亡，卫融被俘，赵华也离去了，身边缺乏智谋之士。
枢密使段恒向刘承钧推荐了名士郭无为，称其才华出众。郭无为本有机会为郭威效力，却被郭威身边的亲信陷害而被迫隐居于抱腹山。刘承钧久闻其名，认为他有一定的利用价值，便召他担任宰相。
段恒是北汉的老臣，擅长处理政务，但他也有个毛病，就是管得太宽，甚至干涉起刘承钧的家庭事务来。
刘承钧有一位宠姬郭氏，打算册封她为妃，但段恒却说：“此女出身低微，不适合母仪天下。”
其实段恒反对的原因可能是郭氏没有给他足够的贿赂。这让郭氏对他恨之入骨，等待机会报复。
北汉天会七年（公元963年）七月，王隐、刘昭等北汉宿卫殿直行首策划了一场叛乱，但因计划泄露而被官府逮捕。他们供出了段恒是幕后主谋。郭氏察觉到这一时机，便在刘承钧面前挑拨离间：“段恒心怀不轨，留着他必将成为国家的祸患。”
刘承钧更重视女色而非人才，于是将段恒贬为汾州刺史，并派遣使者前往汾州将其勒死。
由于段恒与契丹关系密切，契丹皇帝耶律璟得知其无辜被害后十分愤怒，派人质问刘承钧：“你是不是翅膀硬了？连发生这样的大事都不通知我这个父亲，擅自更改年号、收容李筠、私自处死段恒，你的这三大罪状，我怎能置之不理？”
刘承钧深知自己未来的一切都依赖于契丹的支持，一旦失去他们的援助，他将无处安身。因此，他不得不卑躬屈膝地向契丹皇帝道歉。然而，耶律璟对刘承钧的态度极为轻蔑，仅用几句冷言冷语就将其打发了。
刘承钧感到人生毫无意义，一生辛劳只为子女谋生计，实在乏味。他逐渐领悟到一些哲理，开始信仰佛教，并邀请了五台山的高僧继容来为他做佛事。这位名叫继容的和尚虽然名声不显，但他的父亲却赫赫有名。
继容是五代初期“大燕皇帝”刘守光的儿子。刘守光去世时，继容尚年幼，侥幸逃脱了灾难。后来，他在五台山出家为僧，并且凭借出色的商业头脑，在诵经之余积累了大量财富。刘承钧觊觎继容的财富，于是请他前来请教致富之道。
尽管刘承钧试图逃避现实，但现实总是无法回避。即使把头埋进沙子里，屁股依然暴露在外，难免被人踢上一脚。最终，刘承钧厌倦了这种逃避，抬起头来看清了自己的处境：夹在辽宋之间，北方的义父贪婪无度，南方的赵匡胤野心勃勃，让他心急如焚却又无计可施。
刘承钧对宰相郭无为感叹道：“朕没有亲生子嗣，只有继恩和继元这两个外甥，但他们能力有限，我担刘承钧心刘家的基业早晚会在他们手中毁于一旦。”
郭无为也无能为力，只能默默无语。
在南方，赵匡胤性格较为温和，不像耶律璟那样粗鲁无礼。
有一次，赵匡胤派人给刘承钧带话：“我知道河东与后周有世仇，你们多次南侵，我能理解你的处境。如今我做了皇帝，并没有与你们刘家有什么过节。但是为了天下百姓着想，这样无休止的对抗有什么意义呢？如果你是个真正的男人，我们可以各自派出精锐部队，在太行山一决高下。”
然而，刘承钧哪里敢和赵匡胤正面交锋？他手下的几万士兵在赵匡胤眼中根本不足为惧。
于是，刘承钧派遣使者前往汴梁，向赵匡胤诉苦：“河东土地贫瘠，兵力薄弱，难以抗衡大宋十分之一的力量。如果大宋来攻打我们，臣必定战败。但臣只是继承父辈基业，不敢有丝毫懈怠。万一刘氏家族毁在我的手中，我将无颜面对列祖列宗。”
赵匡胤见刘承钧言辞恳切，心生怜悯，笑着对使者说：“回去告诉刘承钧，我明白他的孝心，谁都有祖先要尊敬。在我有生之年，绝不会北伐，给你们刘家一条活路。”
刘承钧得知这个消息后，感激涕零，对赵匡胤赞不绝口。
实际上，赵匡胤显然在使用一种策略性谎言。他暂时不对河东采取行动，是因为他的统一战略优先考虑的是先征服南方的小国，以此增强自身实力，然后再图谋北方的河东地区。若非有契丹作为河东的后盾，赵匡胤恐怕早就挥师北上了，绝不会拖延十几年之久。即便他最终攻占了河东，也不会对刘承钧造成实质性的伤害。
然而，最关键的因素在于，刘承钧身边并没有像花蕊夫人那样倾国倾城的美人，否则不出七日，刘承钧也可能遭遇与花蕊夫人相关的命运。刘承钧担任河东地区的统治者已达十三年之久，在此期间尽享荣华富贵，但他的生命也即将走到尽头。
北汉天会十二年（公元968年）七月，刘承钧因病去世之前，将手握于郭无为手中，泪流满面地恳求他在自己离世后能好好辅佐刘继恩，并表示能维持一天是一天吧。不久之后，刘承钧便撒手人寰。
刘继恩在其养父去世后，并未立即登基称帝，而是首先派遣使者前往契丹报丧，待获得辽穆宗耶律璟的许可后，才安心地在太原即位，并追封养父为孝和皇帝。鉴于契丹人对其祖先的态度，刘继恩深知不能招惹他们，因此行事极为谨慎。
在汴梁城中，赵大皇帝听闻刘承钧去世的消息后，心中大喜，完全不顾及曾经对刘承钧许下的“千金之诺”，毕竟那不过是哄骗孩子的戏言，何必认真对待。
北汉天会十二年（公元968年）八月，赵匡胤开始布局河东地区，准备对付刘继恩。他派遣昭义军节度使李继勋、侍卫步军都指挥使党进和宣徽南院使曹彬组成一路大军；建雄军节度使赵赞、绛州防御使司超以及隰州刺史李谦溥组成另一路大军；棣州防御使何继筠与怀州防御使康延沼则担任先锋部队，一同北上攻打北汉。
此时的刘继恩正在城外为养父守灵，虽然有古训说“礼不伐丧”，但在利益面前，“礼”显得虚无缥缈，真正重要的是实际的利益。宋军迅速推进，在洞涡河一线击败了北汉军队，使得北汉军民意识到这次赵匡胤的到来并非只是小打小闹，而是有可能彻底颠覆刘继恩的地位，人心因此动荡不安。
北汉供奉官侯霸荣是个反复无常的小人，曾在刘承钧与赵匡胤之间游走不定（让人联想到李仁达）。见局势不利，赵匡胤势力强大，刘家即将失势，侯霸荣决定利用刘继恩的人头投靠赵匡胤，以期立下大功一件。这样既能保全自己，又能换取新的前程。
在北汉天会十二年（公元968年）的九月，侯霸荣突然从太原潜入刘继恩的住所。当时，刘继恩正在哀悼，看到侯霸荣手持利刃闯入，惊恐万分，立刻起身逃跑，但没跑多远就被侯霸荣追上并杀害。
刘继恩从登基到遇害仅历时六十六天，终年三十四岁。宰相郭无为得知此事后，迅速派遣士兵去捉拿侯霸荣。
侯霸荣深知自己难以逃脱，最终被官兵抓获，并遭到乱刀砍死。随后，众人拥立刘继恩的同母弟弟刘继元在太原登基为帝。
然而，民间一直流传着一种说法，称侯霸荣是受郭无为指使才刺杀了刘继恩，之后又被郭无为处死以灭口。不过，这一说法并未在史书中得到证实，仅仅是“并人疑无为初授意于霸荣，后杀之以灭口也。”这样的猜测。
刘继恩为人孝顺，而他的弟弟刘继元却心狠手辣。继位后，他首先对付的是世祖刘崇的儿子们。刘继恩曾处死了四位叔父：刘镐、刘锴、刘锜和刘锡。刘崇最小的儿子刘铣聪明机智，装疯卖傻，才得以幸免于难。
随后，刘继元想起自己的发妻段氏曾受到养母郭氏的欺凌，尽管段氏后来因病去世，但刘继元仍将责任归咎于郭氏，并派亲信范超在孝和皇帝的灵前绞杀了郭氏。
刘继元认为所有该清算的人都已清除，感到一身轻松。然而，命运似乎并不打算让他安逸，赵庭胤对此显然有不同的看法。
几天后，宋朝的主力军抵达了太原城下。赵匡胤给刘继元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如果你能识时务，我不会辜负你，会任命你为平卢军的节度使。此外，郭无为可以担任安国军的节度使。”
郭无为没想到赵匡胤还记得他，心里开始盘算起来：“跟着刘继元这个小国寡君实在没什么好处，不如跟随赵匡胤，做个大镇的节度使。”于是他的心动摇了。
然而，刘继元却认为这并不是一笔划算的交易。平卢军位于山东地区，四周都是赵匡胤的人马，而且赵匡胤也不会让他掌握兵权。与其被赵匡胤当作笼中的鸟儿养着，还不如自己做个小国的皇帝。
刘继元的手下大多不同意投降，而郭无为则不想放过这个难得的机会。为了达到目的，他假装拔剑自刎的样子。
刘继元并不知道郭无为内心的真实想法，急忙从座位上下来制止他，并重新坐回自己的位置问道：“你为何如此痛苦？”
郭无为装作一副忠臣的模样，叹息道：“陛下大错特错了！我们河东军只有几万人，怎能抵挡得了宋军那百万如狼似虎的大军呢？倒不如顺从宋主，至少还能保住荣华富贵。”
刘继元意识到郭无为已经动了投降的心思，不愿意再陪他一起抵抗到底。尽管如此，他还是决定坚守下去，并紧急派人向契丹求援。北汉天会十二年（公元968年）十一月，耶律璟派遣南院大王耶律挞烈率领军队前来救援太原。宋军见状暂时撤退了。
从客观形势来看，郭无为的分析确实有其合理性。小小的河东无论如何都无法抵挡赵匡胤的强大攻势，最终的覆灭只是时间问题。
然而，郭无为建议刘继元投降宋朝，并非出于对国家和民众的忠诚，而是为了自身的私利。
历史上不乏那些为了实现统一而采取“曲线救国”策略的人物，他们虽然表面上顺应了历史潮流，但实际上却是出于个人利益考虑。例如，有些人选择投降敌人，这在某种程度上看似符合历史发展的大趋势，但我们不能因此就轻易肯定这种行为。谁能断言当时赵匡胤就一定能完成统一大业呢？
李存勖就是一个极好的例子，他何等英勇！他曾击败强敌梁军，挫败契丹，平定两川，威震四方。然而，他的结局又如何？尽管刘继元的国家弱小，但在李克用的时代，谁能预料到朱温所建立的后梁竟会被李克用的儿子所灭？因此，我们在评价历史事件时，应该结合现代的历史视角以及当时的实际情况进行综合考量，因为历史的发展是一个漫长且复杂的过程，单凭现代的眼光审视历史往往会陷入主观的误区。
在这一背景下，赵匡胤改变了原先“先南后北”的战略方针，决定首先攻打刘继元。于是，在北汉天会十三年（公元969年）二月，赵匡胤亲自率领大军北征河东，同时留下弟弟赵光义驻守汴梁。
此时，契丹皇帝耶律璟由于其残暴嗜杀的性格，最终被自己的部下所弑，随后耶律阮之子耶律贤被拥立为新的契丹君主。对于这一变动，北汉的统治者刘继元并不在意，他只关心能否继续得到契丹的支持。对他而言，只要契丹愿意提供援助，他愿意继续称臣。
另一方面，宋朝军队开始向北进军，而北汉的侍卫都虞侯刘继业（也就是江湖上赫赫有名的金刀杨令公杨业）和将领马进珂则在团柏谷（现位于山西太谷西边）布防以抵御宋军。他们先派遣指挥使陈廷山前去侦察敌情，然而陈廷山却在战场上叛变投敌，投降了宋军先锋李继勋。
得知此消息后，刘继业与马进珂意识到自身力量不足以对抗李继勋的大军，于是选择撤退回太原。刘继元见到二人如此不堪一击，十分愤怒，随即剥夺了他们的兵权，并将他们软禁于城内。
宋军随后抵达太原，大军将这座城市团团围住。到了三月，赵匡胤亲临太原城下。刘继元自认为有契丹的援兵支持，对赵匡胤并不畏惧，坚决守卫太原城。
太原作为北方的重要军事据点，城墙高大坚固，宋军连续攻打了两个多月也未能破城。到了五月，赵匡胤决定借助自然之力，下令掘开汾河堤坝，引水淹城。汹涌的河水灌入太原外城，城内一片汪洋，军民惊恐不已。
宋军利用小船进攻，而北汉军队则在未被淹没的城墙上设置障碍进行防御。尽管宋军的箭雨未能摧毁这些防御工事，但水流中的水草却因排水口被堵，蔓延至宋军营地。
北汉宰相郭无为之前未曾投降宋朝，这次见赵匡胤亲自前来，认为这是个投降的好机会，于是再次劝说刘继元：“国家即将覆灭，陛下此时不降，日后恐怕再无投降的机会了。”
然而，刘继元依赖契丹的支持，觉得还能继续抵抗，因此并未听从郭无为的建议，这让郭无为十分不满，开始考虑投降宋朝。
太监卫德贵得知郭无为计划出城投降的消息后，立即告知了刘继元。刘继元勃然大怒：“老匹夫！早就知道你不安分！”随即派人逮捕了郭无为，并将其就地处死。
十五年前，柴荣率军北伐太原时，连日的大雨导致士兵们纷纷染病，最终不得不撤军。
如今，赵匡胤也遭遇了类似的困境：倾盆大雨持续不断，草地变得泥泞湿滑，宋军对这种恶劣的天气条件极为不适应，士兵们接连生病。
与此同时，契丹北院大王耶律乌珍迅速带领军队抵达太原，并在城西一处缺乏水源的地方安营扎寨。
他下令士兵擂鼓呐喊，这一方面是为了鼓舞城上坚守的北汉守军士气，另一方面则是为了威慑宋军。
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威胁，宋军不知所措，陷入混乱。于是，在北汉天会十三年（公元969年）五月，赵匡胤不得不下令撤军。
由于撤退仓促，宋军遗弃了大量的军粮、茶叶和布匹等物资。这些宝贵的资源随后被刘继元派人运回城内，对于财政状况极度紧张的北汉来说，无疑是一笔巨大的财富，足够维持数年之需。
这一系列事件让刘继元想起了当年其祖父刘崇成功逼退柴荣的历史，心中暗自得意：“赵匡胤也不过如此，柴荣比你强得多，尚且无法攻克河东，你又怎能小看我们？”
在天会十九年（公元974年）的正月，刘继元颁布诏书，将年号改为广运。这次，刘继元吸取了以往的经验教训，事先向契丹的“父皇帝”通报了此事，然后才正式改元。
这两年间，赵匡胤调整了战略方向，主要进攻南方地区，这才让刘继元得以喘息。如果赵匡胤一直集中力量攻打河东地区，凭借他的实力，刘继元恐怕早就抵挡不住，不得不前往汴梁投降了。
到了北汉广运三年（公元976年）十月，赵匡胤突然在万岁殿离世，死因不明。紧接着，他的弟弟赵光义登基为帝。
赵光义继续推行“先南后北”的战略。而此时的天下已经大势所趋，谨慎一些边陲之地尚未征服，江南地区仅剩吴越的钱俶和泉州的陈洪进尚未归顺，而这两位相对容易应对。
钱俶早已被宋朝的强大实力所震慑，两年后，他选择将祖先钱镠辛苦建立的基业拱手让给了赵光义。当然，如果他不主动献出，也不过是等待赵光义派遣军队来攻，结果同样是覆灭。
至于陈洪进，比钱镠更加圆滑机灵。尽管泉州地方不大，但即便给他再多的勇气，他也不敢与赵光义对抗，最终只能交出泉州，前往汴梁安享晚年。
放眼中原，幽燕以北是契丹的地盘，泽潞以南则是宋朝的疆域，唯有中间那片土地上还残留着一个不伦不类的小朝廷——北汉。
自从宋朝建立以来，它相继吞并了荆南、湖南、蜀、南汉、南唐、吴越以及泉州等地。然而，在契丹的支持下，河东地区的政权却在两大强国的夹缝中顽强地生存了将近三十年。
在宋朝周边的各个政权中，北汉的命运最为奇特，这得益于它背后有契丹这个强大的靠山。最终消灭河东地区，其实是柴荣与王朴二十多年前就规划好的战略，而赵氏兄弟只是这一计划的执行者罢了。赵光义当时尚未立下显赫的军功，因此他绝不能放过北汉的刘继元，否则难以服众。
在北汉广运六年（即公元979年，也是宋朝太平兴国四年）的正月，宋太宗赵光义发动了一场针对北汉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并向各邻国宣告了此次出兵的目的。
他任命宣徽南院使潘美为总指挥官，全面负责此次战役；
崔彦进、李汉琼、曹翰和刘遇四位将领分别率领一支军队，从四个不同的方向对太原发起进攻。与此同时，宋太宗还委派云州观察使郭进驻守石岭关（现今位于山西忻县南部），以防止来自南方契丹军队的增援。
此外，后勤补给工作则由阁门使田仁朗与供奉官刘绪共同负责统筹安排。
当刘继元得知消息后，心中充满了恐惧，意识到赵光义此次来势汹汹，于是再次向契丹求援。契丹皇帝耶律贤对于赵光义如此大张旗鼓地进攻北汉感到十分不满，派人质问赵光义：“南朝讨伐北汉，究竟打着什么名义？”
赵光义则理直气壮地回应道：“河东长期违背王命，肆意妄为，残害百姓。为了国家和民众的利益，我必须亲自征讨，以此告慰天下！如果贵国能够顺应天意，两国仍可保持友好关系；但如果贵国执意救援北汉，则将导致南北交恶，只能一战到底！”
在二月，赵光义颁布诏书，决定亲自率军出征。他安排右仆射沈伦留守东京，然后带领大军北上。
显然，赵光义不会轻易罢休，除非能够彻底平定河东地区。
与此同时，契丹的援军也纷纷南下救援汉地，其中包括南府宰相耶律沙部、冀王耶律挞烈部、南院大王耶律斜轸部以及枢密副使耶律抹只部。
到了三月，宋朝军队中的郭进部队，在白马岭（现今位于山西盂县东北）击败了契丹军队，导致耶律挞烈阵亡，耶律沙也差点丧命。就在形势危急之际，耶律斜轸及时赶到，用密集的箭雨逼退了宋军，耶律沙和耶律抹只才得以侥幸逃脱。
失败的消息传至太原城内，刘继元悲痛欲绝：“完了！怎么办？！”然而，此时已无计可施。数十万宋军如同猛虎恶狼一般将太原城重重包围，连一只鸟都无法飞越。
此外，宋军还分兵攻占了太原周边的城市和地区，解晖带领部队攻克了隆州（今山西祁县东观），而折御卿则占领了岚州（今山西岚县），其他各州县大多也被宋军拿下。
四月，赵光义亲临太原前线，先向城内投递信件，劝说刘继元尽早投降。但刘继元仍不愿屈服，坚持抵抗。
赵光义十分愤怒，于是亲自督战，他身穿铠甲，手持宝剑，亲自指挥各路军队攻城。侍卫们担心他的安危，赵光义却豪迈地说：“士兵们都不惧牺牲，我又怎能落后于人！”看到皇帝如此关心将士，众人深受感动，士气高涨，奋勇攻城。
尽管如此，一时间仍未攻破太原城。
赵光义命令数万名弓箭手在阵前蹲伏，举起弩箭齐射城墙，箭矢如雨点般落下，令北汉军队不得不藏身躲避。即便如此，宋军依旧未能攻破城池。这场太原之战异常艰难，刘继元坚决不降，甚至悬赏购买宋军射来的箭矢，每支箭支付十个铜钱，最终收集了一百多万支箭，打算反击宋军。
经过一个多月的激战，赵光义决定不再拖延，亲自前往西南营地，在夜间发动了一场大规模攻势。
宋军士兵们蜂拥而上，借助云梯攀爬城墙，城下的鼓角声震耳欲聋，气势如虹。
经过一夜激烈的战斗，到了黎明时分，宋军终于成功攻下了羊马城。
北汉宣徽使范超前来投降，但宋军误以为他是来挑战的，于是将其斩杀。
刘继元得知范超出降却被宋军误杀的消息后，愤怒地诛杀了范超的家人，并依然拒绝投降。
赵光义在城南指挥攻城作战，宋军因长时间的艰苦战斗几近疯狂，他们高喊道：“皇帝对我们恩重如山，今日即使战死于此，也毫无怨言！”
随后，他们如同潮水一般向南城发起冲击，声势惊人。
刘继恩在城内听到外面的喧嚣声，吓得魂飞魄散。北汉前左仆射马峰当时正在家中养病，思虑再三，深知这次无论如何都无法逃脱。于是，他让人抬着他进宫见刘继元，痛哭流涕地劝说：“陛下！天意已定，太原今日必陷于宋。覆巢之下无完卵。若再犹豫不决，宋军一旦进城，刀兵无情。为了太原百姓和刘氏血脉，请陛下速速纳降。”
刘继元心中早已明白形势，守城已是徒劳无功。与其坐以待毙，不如选择投降，至少还能保住性命。
当夜，刘继元写好降表，派遣客省使李勋出城面见赵光义，表示愿意投降。
赵光义闻讯大喜，率领文武官员登上太原北城，开始庆祝胜利。天刚亮，刘继元便带着河东的文武官员，身着素衣白帽，来到北城跪拜请降。
赵光义耐心地劝说刘继元，即便他有心除去刘继元，此刻也并非合适的时机。最坏的结果不过是返回汴梁，并且再送给刘继元一瓶牵机酒。
刘继元同样担忧赵光义会对自己下毒手，于是索性把所有的过错都推到他人身上，在地上跪伏哭泣并请求宽恕：“陛下驾临太原之时，臣本打算归降，然而军中那些亡命之徒因害怕死亡，强迫臣与陛下为敌。”
赵光义听闻此言勃然大怒，立刻命令侍从去查探这些军中的“败类”，并将他们全部斩杀于城下。
北汉广运六年（公元979年）五月，北汉宣告覆灭。自公元951年刘崇在太原建立帝业起，直至刘继元投降，共历时二十九载。
随后，赵光义授予刘继元右卫上将军、彭城郡公的封号，将其带回汴梁加以供养。他还委派户部郎中刘保勋担任太原府知府。在
启程返回汴梁之前，赵光义再次展现出其阴险狠辣的一面，下令摧毁太原旧城，并将治所迁移到榆次。
太原这座古老的城市，自公元前497年建立以来，已经走过了数千年的风雨历程。它自古以来便是北方的重要据点和名城。无数历史名人曾在此留下足迹：刘琨、高欢、高洋、李世民、李存勖、石敬瑭、刘知远等，这些人物在这里崭露头角，走向了更广阔的舞台，在历史长河中书写了令人难忘的故事。其中既有巧夺天工的杰作，也有如石敬瑭般略显拙劣的篇章。
公元979年，太原的历史似乎在那一刻停滞。曾经辉煌一时的古城被战火摧毁得面目全非，尽管新的太原逐渐崛起，但依然难以掩盖那深深的伤痕。
赵光义作为一位杰出的人物，却做出了并不光彩的事迹。他不仅害死了才华横溢的词人李煜，还终结了太原这座名城的命运。很难想象历史为何会如此安排这对兄弟的命运。
北汉是五代十国时期最后一个建立的政权，也是最后一个灭亡的。
当年李存勖统治下的太原是多么风光无限，那时的太原，那时的五代十国，充满了公卿云集、名将辈出的盛景，令人赞叹不已。
从唐朝安史之乱后的藩镇割据，到五代十国时期的动荡局面，最终在赵光义手中画上了句号。从此，历史翻开了全新的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