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三年十月，左宗棠收复新疆的捷报传至京师，举朝震动。两宫太后下旨大学士九卿会议，拟定一个封赏左宗棠的具体方案。经过讨论，朝臣认为应该援引道光朝长龄平定张格尔叛乱例，封左宗棠为一等公爵。
左宗棠此前已有一等恪靖伯在身，此番有了收复新疆之功，按说给个一等公爵合情合理。但是这个建议却被两宫太后给否决了，依据是：曾国藩克复金陵，仅获一等侯爵，左宗棠若封公爵，似乎对曾国藩太薄。
显然两宫太后的说法是障眼法，本质上还是存在满汉之别，左宗棠作为汉臣，不管他有多大的功绩，都不太可能获得公爵。
汉文臣得爵有多难？这里所说的爵特指五等勋爵，即公侯伯子男。“爵”自秦汉以来，主要作用是在“赏军功”，清代封爵大致也是沿袭这一做法。历代皇帝对封爵向来十分慎重，清会典中明确记载，异姓封爵只有五种途径：
一曰酬庸，以彰世赏；二曰奖忠，以优死事；三曰推恩，以逮外戚；四曰加荣，以殊圣裔；五曰备恪，以恤胜国。
酬庸就是指有特殊功勋的大臣，主要指军功；奖忠，是指褒奖那些为国殉难的忠臣；推恩是指加封皇后娘家人；加荣是指封孔子、孟子等后裔；备恪是指赐予前朝皇嗣爵位。
很明显对于汉臣来说，能获得封爵的渠道就是第“酬庸”和“奖忠”两条，其他三条基本不可能。
《大清律例》中对异姓文官封爵的要求同样也很严格：
“凡文官非有大功勋于国家，而所司朦胧奏请封公、封侯者，当该官吏及受封之人皆斩，其生前出将入相，能除大患，尽忠报国者，同开国功勋一体封侯谥公，不用此例。”
不仅仅是汉文臣，满蒙文臣获封勋爵的难度也是相当大。文职授予世职的案例，最早出现在顺治十八年，这一年大学士洪承畴乞休致仕，朝廷特赐“三等轻车都尉，准袭四次”。然而洪承畴是被编入旗籍的汉人。
汉文臣首次获封世职是在雍正八年十月，张廷玉、蒋廷锡因“赞襄机务，公正无私，慎重周详，事事妥协”，各赏给一等轻车都尉世职。
御史大致口算了一下，整个清代汉文臣获五等勋爵的，仅有雍正朝张廷玉三等伯，乾隆朝孙士毅一等伯（公降为伯），道光朝徐广缙一等子、叶名琛一等男，同治朝曾国藩一等侯、左宗棠一等伯、李鸿章三等伯，光绪朝刘坤一三等男、袁世凯一等侯（未受）。
数据未必准确，但是可以肯定汉文臣获五等勋爵的总数，应该不会超过15人。
汉文臣封侯爵已经是天花板清代的异姓五等勋爵，实际上就是为旗人量身定做的。这是因为获取爵位的途径取决于军功，而皇帝始终都视八旗为根本，汉臣很难有机会独当一面，这是体制本身所决定的。
此外，以满制汉又是清王朝的基本国策，尤其是三藩之乱后，历朝皇帝对汉人的防范程度更甚。高等级爵位别说是汉文臣，就是武职大员也很难获得。
其中曾国藩的案例就最具代表性。咸丰三年太平军定都天京后，咸丰帝就许下诺言“克复金陵者可封王爵”。
同治三年曾国藩克复金陵，朝廷就应该兑现承诺，但是满洲贵族高层却认为以文臣封王“似嫌太骤”，且不合祖宗成法。
祖宗成法实际上就是一句空话，慈禧太后掌权时就做出了很多不合祖制的事情，比如垂帘听政，赐李莲英二品顶戴，不都是她所独创的吗。
所谓的祖宗成法的最终解释权在于最高统治者，凡是有利于他们的就搬出来作为说辞；凡是不利于他们的就视若无睹。
退一步讲，曾国藩就算不封王，至少也能封个一等公。可就是一等公朝廷也不愿给，便假模假样地说将原本的王爵一析为四，封侯、伯、子、男各一。于是曾国藩封一等侯，曾国荃封一等伯，提督李臣典封一等子，提督萧孚泗封一等男。
清代在新疆用兵最为频繁，也有很多人因此获得公侯等高级爵位。左宗棠几乎是凭一己之力收复新疆，到头来却还是个二等候。
朝廷为何就封左宗棠为二等侯而不是一等侯呢？这里头也是有讲究的。
按照的慈禧的说法是，左宗棠原系曾国藩所属，收复新疆最得力的老湘营也是曾国藩很早的时候调拨给他的，而且刘松山等也是曾国藩向朝廷举荐而得到重用的。
意思很明确，左宗棠收复新疆曾国藩也是出了力的。况且以当时的情况来看，收复新疆只是保住了国家领土完整，即便是新疆没有收复，也不会马上危及到大清的江山社稷。克复金陵就不一样了，如果曾国藩没有镇压太平天国，那么清王朝就有覆灭的危险。
试想曾国藩那么大的功劳不过才封了个一等侯，左宗棠的功劳在慈禧眼中不及曾国藩，所以最多只能封二等候，以表示稍逊于曾国藩。
这些理由实际上都是站不住脚的，要这么说李鸿章自封三等伯之后，就没有建立过什么军功，而且还背负了一身的骂名，可是他去世后，不照样追封一等侯吗。
晚清时期，功劳像曾、左、李那样的已经是汉人的极限了，可他们仍然无法获封一等公，这也证明，汉文臣不管功劳多大，爵位都不可能突破一等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