翰林是官员的最高出身，在仕途上比一般的进士和正途出身者更有优势。不过翰林头衔也非铁板一块，随时都有可能被皇帝拿掉，甚至面临降级革职的后果。这是因为，从康熙时期开始，朝廷对翰林实行了一个重要的制度——翰詹大考。
顺康时期的大考制度翰林院是国家储才之所，很多翰林官由于长时间没有得到提拔，学问才识必致懈怠，为了激励翰林官的进取之心，清代创立了翰詹大考之法，通过考试的手段甄别翰林官之才品。
翰詹大考最早出现于顺治十年，不过当时由于中原初定，国家缺乏人才，大考的目的只是为了选拔出可堪外任的行政官员，所以这一年大考中，名列上等之翰林，皆被从优外转，授予道员、知府等职。其他成绩不佳者，也不给予处分，仍留原任。
康熙时，大考的性质发生了变化，康熙二十四年大考举行之前，康熙帝在上谕中明确指出：
“国家设立翰林衙门，原以储养人才，娴习文学，以备顾问编纂之用。必淹贯经史，博极群书，方克谙练体裁，洞悉今古。敷词命意典宏通，悉登著作之林，用佐右文之治，始为称职。今将翰林各官，特行考试，朕亲加详阅，分别次第，以示劝惩。”
这道上谕对翰詹大考的目的进行了诠释，做法也与顺治朝不同，对于考试成绩不佳的翰林，明确提出要给与相应的惩罚。
康熙一朝只举行了四次大考，具体执行办法是将成绩分为四等。一等三至五人，二等十余人，三等数十人，四等大约五十人，另有极差者不入等，实际上是分为五等。
成绩一等及二等前列者给予“特擢”，即越品级提拔。比如康熙二十四年大考，名列第一的编修（正七品）徐乾学，被擢升为詹事府庶子（正五品）。
二等名次靠后和三等名次靠前者只给赏赐而不加官，列三等末者则改官或降黜，如果是最低级别的编修、检讨无法降职，那么就罚俸。名列四等者一律降革。
雍正朝没有实行大考的记录，但是雍正帝本人在上谕中说过：“嗣后庶吉士等虽经授职，或数年以后，或十年，朕再加考验，若依然精熟，必从优录用，以示鼓励。其或遗忘错误，亦必加以处分。”
乾隆朝之后大考制度趋于完善至乾隆朝，大考制度基本成熟。乾隆二年、八年、十三年、十七年、二十三年、二十八年、三十三年、五十年、五十六年均举行过大考，平均下来大致是五六年举行一次。
乾隆时期天下承平日久，朝政亦多因循，翰林职清池禁无所作为，故百无聊赖，翰林院成了京师各衙门中最清闲的一个部门。
乾隆为了扭转翰林积习，多次实行大考手段，对翰林官进行赏罚。有些翰林官因学业荒废，在大考之前托故请假，逃避考试。为此乾隆帝特规定：
“自少詹以下，编、检以上满汉各员一律参加考试，倘有称病托词者，著务行具奏，朕必加以处分，考试之日，并令乾清宫侍卫查看。”
嘉庆朝大考制度被严格执行，在位二十五年间举行了五次大考；道光朝亦属正常，三十年年举行了了六次；咸丰朝十年间举行了二次，平均下来都是五年一次。
同光时期，朝廷多事，大考制度没有很好的执行。御史从现有的资料来看，同治、光绪两朝只各举行过一次。
大考制度的合理性大考制度产生和完善后，使得很多年轻有为的翰林脱颖而出，被发现、重用，从而走上了历史舞台。
按大考成制，一等者历来被超擢。比如编检考一等，最高可升侍读学士或侍讲学士。编检为七品官，而侍讲学士为四品官，一次拔擢三品，升迁不可谓不快。乾隆朝的纪晓岚就是因为在大考中迷名列第一，由编修被擢升为詹事府少詹事（正四品）。
再如道光二十三年名列二等一名的检讨曾国藩，亦被超擢为侍讲（五品）而崭露头角。曾国藩也正是抓住了大考的机会，得以开坊并成为活跃于晚清政坛的举足轻重的人物。
大考无疑是给翰林官开辟了一条捷径，清代官场上向来有“九转丹成”的说法。即一般五品官至少需要经历九种职务方能晋升为四品（员外郎、郎中、御史、掌道、给事中、掌科、鸿少、光少、通参）。翰林官因为有了大考制度，就少了“九转丹成”的这一环节。
不过对于另一部分不求上进的翰林官来说，大考制度无疑又是一种考验。朝廷对大考监管甚严，不太可能通过作弊和请托的方式蒙混过关。
在考试之前，由皇帝亲自命题，为了防止大臣通关节，试卷要密封，六名阅卷大臣皆于当日早晨钦定，中间根本没有时间和机会暗箱操作。
大考中凡是成绩靠后的，至少是要被赶出翰林院的，这意味着得来不易的翰林头衔将被剥夺。所以清代的翰詹大考，在官场上被戏称为“翰林出痘”，实为五年一次必走的鬼门关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