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秦根祥
在河间，从创建抗日根据地开始，党政军各组织，就认真贯彻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本着一致抗日的原则，求同存异，统一改编了“联庄会”、“自卫军”等杂色武装，对不同党派一视同仁，中共河间县委和国民党河间县党部的经费都由抗日政府统一批发;政权组织坚持“三三”制原则，即共产党员约占1/3，工农分子约占1/3，国民党员和民主人士约占1/3。在对敌斗争上，根据形势的发展，实施两面政权、两面政策等一系列正确的策略，使貌似强大的敌人，陷入民族统一战线的汪洋大海之中，打败了日寇、取得了抗日斗争的最后胜利。
一、政权建设中的民族统一战线
1938年2月，孟庆山率河北游击军进驻河间，在改编杂色武装的同时，着手政权建设。从一开始就注重了政权组织的民族统一战线性质。不仅吸收了各阶级、各阶层中有影响而又愿意参加民族革命的人参加政权，还注意吸收从硕固营垒中分化出来，而又愿意和共产党团结抗目的人参加政权。共产党员在政权中起中坚作用，但不以共产党员和党组织负责人的身份出现。在1942年以前，河间抗日民主政府是中共党员的县长，都不是中共县委的组织中的人员。
1938年2月下旬，河间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河北游击军民运科长、共产党员魏明出任县长。信奉孙中山三民主义、曾参加“崇孙倒落”活动的国民党员高志涛任秘书，南中原著名士绅、国民党员陈中月任内务(民政)科长，城内六街知名人士郭荫岐任公安科长，城南周村著名士绅于慎修任财政科长，国民党员、知识分子白益言任建设(实业)科长，城内九龙阁知识分子李逢春任教育科长。各科科员多是进步青年和少数共产党员。
4月18日,日寇侵占河间城。县政府转移到齐会村，于慎修、郭荫岐、李逢春脱离县政府，表现了士绅阶层、旧知识分子中一些人对民族革命的动摇性和软弱妥协性。
日寇占据河间10天，被河北游击军和高顺成部赶跑，5月重组河间抗日民主政府，共产党员弓濯之出任县长，高志涛仍任秘书，国民党员侯敬臣任实业科长(白益言调肃宁县工作)，民主人士饶林伯任财政科长，陈中月任民政科长，非党知识分子许红楷任教育科长。7月，县长弓濯之调走，共产党员王心田出任县长，各科科长和工作人员，仍原职留任。
在5月至7月3个月的时间里，弓濯之县长贯彻执行党的民族统战政策，十分注意团结非中共人士共同工作，各科科长有职有权有责，卓有成效地开展了抗日工作。在4月份以前，广大农村多为杂色武装割据，县政府政令不出“都门”。
随着杂色武装的改编，县政府把能控制或基本能控制的363个村庄，临时划分了5个区，设立区抗日政权，并逐村建立村级抗日政权。一区区公所设在城内，辖88个村街，国民党员徐伟奇任区长，后由国民党员贾金兰(女)接任;二区区公所设在九吉，辖70个村，国民党员马步谦(又名马坦知)任区长;三区区公所设在沙河桥，辖86个村，行别营裘御史的后代、著名士绅裘颂奇任区长;四区区公所设在兴村，辖72个村庄，国民党员、县政府实业科长侯敬臣任区长;五区区公所设在米各庄，辖55个村庄，进步民主人士张西荣任区长。5个区所辖的大部村庄，宣传抗日，训练自卫队，运粮支前活动，都搞的十分活跃。
7月，全县基本结束割据局面，八九月间，冀中区第一督察专员公署迁来河间，督察专员、党外知识分子冯钧兼任河间县长，共产党员徐蕴辉任秘书，共产党员李范如任民政科长，饶伯林仍任财政科长，“七七”事变后拒绝南逃的原国民党县政府科长刘签初(北京人，非党知识分子)任实业科长，许红楷仍任教育科长。
10月，全县统一划为10个区，村村建立起抗日政权。一区国民党员玉子英任区长;二区国民党员马步谦任区长;三区党外人士赵碧臣任区长，后由朱子玉(党外民主人士)接任;四区党外人士朱子玉任区长，后由韩运涛接任:五区共产党员刘子祥任区长;六区党外民主人士张西荣任区长;七区原国民党政府区长魏鸿珍任区长;八区天主教知名人士杨品三任区长;九区党外民主人士高鹏举任区长;十区国民党员侯敬臣任区长。全县各村村长，部分由旧村公所的管事人员改任，部分由共产党员和农民群众中的抗日骨干分子担任。
从1938年7月至1939年秋，是河间贯彻执行民族统一战线较好的时期，也是河间抗战的第一个“黄金时代”。这个期间，充分调动了各个阶级、各个阶层和广大民众的抗日积极性，建立发展了县区抗日武装，村村建立起抗日自卫队，拆城破路、坚壁清野搞得热火朝天。全县大部分村庄，推行了减租减息，合理负担政策，实施“有人出人,有钱出钱,有枪出枪”的战略方针，维护了劳动群众的基本利益。尤其贺龙率一二〇师来中，在河间一连打了几个大胜仗，进一步激发了各行各业人民的抗日救国热情，全县掀起了第一次抗日高潮。
这个时期也发生了一些人和国民党县党部妥协和背叛民族统一战线的问题。1939年1月25日，日寇第二次占据河间城，县政府转移乡村，专员兼县长、非党人士冯钧和实业科长，非党人士刘肇初私自出走，县政府秘书共产党员徐蕴辉临时主持县政府的工作;4月，冀中区派共产党员王念基接任河间县长。三区区长、国民党员马步谦变卖枪支，侵占公款被扣押，十区区长，国民党员侯敬臣害怕困难，拒不开展工作。另有一些非党区长，经不起残酷环境的考验，先后离职。一区区长、国民党员玉子英，勾结封建势力，拒不执行合理负担政策，捏造罪名杀害了西诗经村农会主任明树珍，被县政府逮捕处决。
受国民党顽固派石友三在冀南搞磨擦的影响，国民党河间县党部书记长曹筱江等人，暗中策划与共产党和抗日政府对抗，县政府宣布停发其活动经费，曹筱江逃往敌占区沧县，并把县党部迁往沧县办公。尽管出现了某些人妥协、背叛的问题，但民族统一战线并未遭到破坏，国民党河间县党部成员凌虎臣、陈中月和非党人士朱子玉等人继续与共产党合作。而共产党人挺身而出挑起了抗日重担，更加提高了党在各界群众中的威望。
由于受战争环境下某些人妥协、背叛的影响，中共河间县委做出了改造政权的决定，于1939年秋冬对县、区、村政权普进行了“改造”，并开展了锄奸斗争，对通敌分子进行了打击镇压。
改造后的县政府，县长和四科一室负责人共6名，3人为中共党员，3人为国民党人、非党人士，9位区长8名为中共党员，一名是非党人士，其人名如下:县长;王念基(中共党员);秘书:李琢之(中共党员):民政科长:李范如(中共党员);财政科长:朱子玉(非党人士);实业科长:陈中月(国民党员);教育科长:许殿恒(非党人士)。0一区区长:肖亚光(中共党员);二区区长:王子勤(中共党员);三区区长;牛绍(中共党员);四区区长:许红楷(非党人士);五区区长:王冲云(中共党员);六区区长:胡波(中共党员);七区区长:李成九(中共党员);八区区长:韩哲民(中共党员);九区区长:崔南山(中北党员)。各村政权中的旧办公人员多数被换掉，大都由基本群众和共产党员所代替。
1940年初，日寇集中优势兵力对河间发动春季“大扫荡”，使河间抗日斗争形势和党政组织受到严重破坏，有6位区委书记、区长遇难牺牲，全县除五、六区部分村庄外，绝大多数区、村党政组织陷于瘫痪。
6月，县委组织坚持斗争的部分党员干部到白洋淀南马庄开会。会议认为，由于1939年多次反“扫荡”的胜利，干部产生了骄傲情绪和轻敌思想，更由于1939年冬改造政权(尤其是村级政权)和锄奸斗争中政策过“”而脱离了群众，影响到民族统一战线的稳固，因而在敌人的“蚕食”、“扫荡”中陷于被动、受挫。这次会议，为恢复和发展河间抗日局面做好了思想准备。
青纱帐一起，县委书记陈鹤、县长王念基分头带队返回河间，想方设法和转移到外地以及秘密隐蔽的干部接上关系，在党内外加强了民族统一战线的教育，争取了同盟军，密切了人民群众的联系，从而孤立了敌人。
10月，借八路军百团大战之任河大战役的东风，粉碎了日寇的“因笼”政策，掌握了对敌斗争的主动权，从多方面调配干部，恢复加强了县、区、村党政军群组织，重新打开了河间的抗战局面。这年秋天，上级决定将七、八、九区划归新建的任河县管辖，河间将剩下来的6个区划为8个区。
从1941年春开始，在全县广泛宣传和实施晋察冀分局颁布的“双十纲领”，进一步加强巩固了民族统一战线。纲领规定了实行民主宪法、坚持“三三制”政权原则，保证一切抗日人民的人权，对敌寇汉奸实行专政，整顿财政税收，反对贪污浪费，实行统一累进税，保护私人财产，调整劳资关系，各得其所，关心群众生产、生活，实行根据地内自由贸易，禁止任意缉私等一系列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政策。这个纲领受到各阶层人民群众的拥护，纷纷举行座谈会、讲演会，到处是拥护双十纲领的舆论。不少爱国士绅通电晋察冀边区政府和冀中行署，说双十纲领表达了各界人民的心愿;抗日工作人员对照双十纲领检查自己过去的工作，改正错误，转变作风，人人心情舒畅，欢欣鼓舞。有的上层非党人士说，共产党、八路军兴旺就兴旺在双十纲领上了。
1941年春、夏季，按照双十纲领的要求，在全县凡为我控制的村庄开展了民主宪政运动。选举村民代表，成立村代表会，选举村长，组成村政权。而后再选举区代表，成立区代表会，选举区长，成区政权。在此基础上，选出县代表，组成民意机关——县议会，选举议长，副议长;选举县长，组成县人民政府。在政权机关中，尤其是在代表会和议会中，坚持了“三三制”原则。选民条件是:年满18岁以上，拥护抗日，不是汉奸，没有被剥夺公民权利，不分男女、信仰，都有选举权。
通过民主宪政运动，把那些“打鬼子死心眼”的人选进了村、区代表会，县议会和各级政权组织。这次选举结果是:县议长:陈中月(国民党人);副议长:郭庭芝(中共河间县委书记);秘书:许红楷(非党人士);民政科长:张峰(中共党员);财政科长:朱子玉(非党人士);实业科长:张卓峰(中共党员);教育科长，杜新波(中共党员);一区区长:张童飞(中共党员);二区区长:李石(中共党员);三区区长:靳鸣（非党人士);四区区长:林达宇(中共党员);五区区长:张超(中共党员);六区区长:高振(中共党员);七区区长:杨光(中共党员);八区区长:姜平(非党人士)。各区代表会会长多由群众团体成员和非党人士担任，村政权和村代表会的成员，多由经过考验的抗日骨干分子担任。
通过贯彻实施双十纲领，把蓬勃发展的各项抗日工作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中间势力抗日的积极性普遍增长，根据地欣欣向荣，游击区和敌占区的抗日工作有了新的发展。从1941年春到1942年7月，成为河间县抗战的第二个黄金时代。
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太平洋战争后，战线拉长，经济危机日益加深。敌人为了摆脱重重困难，急于变华北为它继续作战的兵站基地，纠集5万人的兵力，由华北敌酋岗村宁次亲自指挥，于5月1日开始对冀中开展了持续数月空前残酷的大扫荡，8月殃及河间。为了适应当时的斗争形势，根据上级指示,实行精兵减政，一元化领导，大批干部精减隐蔽，在村一级实行两面政权。政权建设、对敌斗争，转换为一种新的形式。
二、对敌斗争中的民族统一战线
1942年8月，日寇集中了以“大江部队”为首的万余兵力，对河间全境展开“铁壁合围”、“清剿”、“反复拉网”式的大规模扫荡，实行“三光”政策。进而实施壕沟、碉堡封锁，推行保甲联座，强化治安。敌人“据点”由原来的19个增加到71个。据点间公路相通，真可谓迈步登公路，抬头见“岗楼”。环境严峻，迫使我党政军人员化整为零，进行分散隐蔽斗争，抗战形势进入低潮。
根据新的斗争形势，抗日斗争进行了必要的战略转移，推行“两面政权”、“两面政策”，采取机动灵活的斗争策略，实施“敌进我进”的战略方针，把分化瓦解敌伪军作为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内容，把统一战线工作延伸到了敌伪组织，敌人营垒中去。为此，加强充实了敌工部，张旭升任专职部长(原来由县委组织部长兼任)，调区长张童飞(改名肖舫舟)，李石(改名韩洪涛)等人任敌工干事，各区都配备了敌工委员。从1942年10月到1945年抗日斗争胜利，对敌斗争中的民族统一战工作主要有以下内容:
(一)实行“两面政策”，粉碎敌人“强化治安”运动，教育改造伪乡、村保甲人员为抗日的“两面政权”
原来，抗日政府禁止资敌。在环境极其残酷的情况下，经过批准允许应酬敌人，或给敌人运送物资时报告我方武装劫回，使办公人员免遭杀害，把他们团结在抗日政府周围，谓之“两面政策”。
要彻底粉碎敌人的确堡封锁为主的强化治安运动，就要坚决彻底控制伪乡、村保甲政权组织，把其改造成为抗日政府领导下的两面政权。凡敌人新占领区的伪乡、村保甲长和联络员，都要经过抗日政府审查同意;对敌人老统治区伪乡、村保甲长和联络员，进行教育清理改造，使其为抗日服务。
敌老统治区伪乡、村保甲人员，原来一般都不是抗日政府同意的，而且绝大部分与我方无联系，只有个别的与我方有秘密来往。在改造这些人员中，坚持打击少数和争取多数为主的原则，对少数忠心侍敌而又展教不改，或对我采取两面态度的人，坚决打击镇压。
三十里铺伪镇长南清合时常向敌人密告抗日工作人员活动情况，使我们受到危害，1942年底我敌工人员用“掏窝战术”将南清合逮捕，布告周知，枪毙在敌三十里铺据点之下。
小店据点伪保长杨品三，曾任抗日政府区长，知道我方一些人的情况，当伪保长后，死心塌地的帮助敌人残害百姓，危害抗日，经多次教育，死不悔改，致使与我方有关系的伪军和伪办公人员提心吊胆。在内线关系的配合下将杨品三抓捕，枪毙在小店村头。
这对伪人员起到以儆效尤的作用。对绝大多数无重大罪恶，能接受教育，愿接受我政府领导，为抗日效力的伪人员，一律留用考察。
留古寺宁芝清，1940年敌安据点时曾为伪保长，1942年又当了伪保长，但并未做什么坏事。宁的家就在敌据点附近，我区干部和敌工干部，为了考验教育争取他，就住在宁芝清家，他不但不向敌人报告，还设法保护我干部，并接受抗日政府领导，为我方送情报，争取瓦解敌人。我们有些被留古寺据点抓去的区、村干部都是通过宁芝清营救出来的。
经过一段艰苦的工作，不仅敌新统治区的伪乡、村保甲人员，完全在我党和政府领导之下进行工作，而且交通沿线敌老统治区的伪乡、村保甲人员，也成为在抗日政府领导下忠于抗日的两面政权。我们对敌人征粮派款采取应付拖延办法，维护群众利益，尽量减轻人民负担，必要时向敌人送些假情报，并及时掌握报送敌人的活动情况，便于我方保护自己，打击敌人。
两面政权成为我教育争取瓦解敌伪军警人员的重要阵地和桥梁。至此，敌人推行“强化治安运动”的政治基础--伪乡、村保甲、联络员制度，已被彻底摧垮。
(二)正确执行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团结社会名流开明上层人士共同抗日
在抗日形势低潮时期，一些社会名流、上层人士和过去的旧军政人员，政治思想上易于动摇，被敌人暂时的“强大”所吓倒，对抗战胜利丧失信心。同时，某些人在政治经济利益和社会关系上与敌伪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是易于被敌人利用的对象。因此，我们把团结社会名流、开明上层人士共同抗战，当作孤立敌人，壮大抗日力量，开创抗日新局面的重要一环。
西诗经村原北洋政府代理大总统冯国璋的后裔，住着冯国璋生前修的“将军第”(人称总统府)，敌人对冯家采取“怀柔政策”，从不进入其宅院。抗日政府积极做冯国璋后裔和长工的工作，提高其民族观念和爱国思想，使他们完全站在抗日方面，在敌人“清剿”、“扫荡”时，我方工作人员和小部队经常在冯家大院隐蔽，保证了安全。大院内挖了地洞和地道，大院外面就是敌人的岗楼，我工作人员还经常在“将军第”与伪军中的内线关系接头。
三十里铺开明地主赵煦东，有个亲戚是伪省政府的高级官员，一提赵家连伪县长、伪警察局长都敬畏三分。赵东本人有民族正义感，在环境十分严峻的情况下，对抗日持观望态度，敌工部利用赵在北京上大学的儿子与我地下党有来往的关系，努力做赵旭东的工作，使他由观望转为积极支持抗日。敌工部长张旭升经常住他家，赵家后院成了敌工部的机关驻地。由于赵煦东在敌伪人员中有一定影响，逢年过节一些伪军头目都去他家拜年、送礼。赵趁机对伪军们说:“孩子们，我们都是中国人，是灰热着土，对老百姓要好些，别给八路军过不去，不要做对不起中国人的事。”张旭东在他家时常和敌人照面都相安无事。
二十里铺哈广恩(回族)在城里开了一座广顺居饭庄。哈在当地和县城，特别是回族中有一定影响，敌伪军中有他的一些亲戚和朋友。敌工部做通了哈广恩的工作，他经常为我方搜集敌人情报，其饭店是我们在城里的据点，我侦察人员进城多在该处落脚用餐。他进城时把我方宣传品藏在自行车架铁管子里，在城里秘密散发。通过其回族身份，对伪军中的回族官兵进行争取瓦解工作，对他们的家属进行抗日爱国教育，伪军联队长李万祥(回族)就是经过他做工作和我们建立联系的。他时常通过回族伪军搞到枪支子弹送给我们。在一次战斗后，日军拉回一车尸体，哈广恩为查清敌人尸体数目站在旁边观看，被日寇逮捕关押起来，百般折磨，他始终未承认与我方的关系，为抗日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郭家村郭洪举居当地“青红帮”的头目，辛中驿据点伪军中有他的徒弟杜从周、李晓岩、王僧等人，且在伪军中很有势力。敌工部把郭洪举争取到抗日方面来，通过郭洪举与他在伪军中的徒弟建立了关系，并经常在他家与我方会面，王还为我方送过枪支子弹。后来在拔除辛中驿据点时，他们起了关键作用。
时村赵守仁是个医生，伪军和他们的家属经常请他看病，敌工部说服赵守仁配合我方做敌伪军的工作。他利用看病的机会，争取教育敌伪军和他们的家属，一个伪军小队长和一个班长通过他的工作和我们建立了关系。他利用行医的合法地位，经常和供军中的内线关系会面传递情报，有两个伪军在他的争取教育下向我投诚。
樊家庄旧军人范团长的儿子范茨龙，敌人用高官厚引诱他当伪军，在他举棋不定的时候，我方加紧对他进行争取教育，他不但未投靠敌伪，还送他的女儿们参加了抗日工作。范茨龙还说服他的妹夫、旧军官赵合甫当了我抗日村长，赵的5个儿子也都参加了抗日工作。
由于正确执行了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团结了大多数社会名流和上层人士共同抗日，在维护群众利益、争取瓦解敌伪军、支持武装斗争方面起到了其他人起不到的作用。
(三)争取瓦解敌伪军，有计划地进行派遣，打入敌人内部，发展内线关系
“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在改造伪乡、村保甲人员为抗目的“两面政权”，执行革命的“两面政策”的同时，积极地、有计划地在敌伪军警人员中建立发展内线关系，是从其内部攻破和瓦解敌人的重要手段。建立内线关系的方法一是进去，二是拉出来，在敌人营垒内设立“第五纵队”
所谓派进去，就是有计划地选拔共产党员、坚强的干部和抗日的基本群众，经过训练通过多种渠道派进打入敌人内部，为我方提供情报，待机行动配合我部队歼灭敌人。
一种渠道是以假投降，假叛变的方式打入敌人内部。王厚朴是我们的区干部、共产党员，我政府以其“贪污腐化”的“罪名”判处死刑,王“借机”逃跑。我政府四处通缉，王厚朴东躲西藏，在实在“无办法”的情况下，投奔了他的亲戚、敌大江部队特务头子边守敬门下，敌信以为真收他当了“特务”。我公安干部马文澜、区抗先队长中等人都是通过类似办法打入敌人内部的。
另一种渠道是趁敌人要兵、要勤杂人员时打入敌人内部。冯村冯明章被派去给铁杆汉奸中队长杨寿明当了警卫员并被认为义子，柏桐村褚福田被派进二十里铺岗楼给伪军小队长杨保珍当勤务员，在敌人心脏里插进了两把尖刀。大保车村共产党员赵德兴被派去当了杨寿明中队的机枪班长，大操鲁村共产党员张顺义被派进河间域内宪兵队当了班长。还有的被派进敌岗楼内担水、劈柴、当伙夫。全县通过这些渠道共派进200来人。
所谓拉出来，就是把敌军警营垒中的可以争取的分子，通过多种渠道拉出来，成为我抗日力量或同盟军。
一个渠道是被我抓捕的伪军警人员只要没有什么罪恶，交还枪支教育释放，指示其身在曹营心在汉，和我方建立关系，在敌人营垒中为抗日出力。
县城边德民部伪军李x(人称独眼龙)在平大公路被敌工干部刘宪抓获，教育释放后成为我内线人员，送出了不少可靠情报，后来在端敌留各庄岗楼时起了内应作用。
九吉据点手枪队特务班长袁占庭，到一个办喜事的亲戚家吃酒，被我政工干部肖舫舟俘虏，教育释放后经常给我敌工干部送情报，还送出过1支手枪，40粒子弹。
城内伪军中队长丁富友第一次被捕教育释放，第二次带队出来被我军打伏击，立即命令全队缴枪投降。
再一个渠道是我敌工部通过“两面政权”人员、社会名流上层人士及伪军家属亲友，采取“交朋友”、“拉亲戚”的方式，与他们建立关系。通过这些工作，开始只是一些中下层伪军官和士兵与我方建立了关系，后来连一些上层军官也和我们有了关系，到1943年秋敌所有据点包括县城伪军，上至联队长李万样、大队长郭月亭，下至中小队长、班长土兵、宪兵、警察、伙夫、马夫、警卫勤杂人员中都有了我们的内线关系，在全县伪军中共发展内线关系300多名。
为了保证我派遭和内线关系的人身安全，实行单线领导，一般不发生横的关系，县敌工部编印了密码，将派遣人员和内线关系的姓名、年龄、籍贯、部职别等主要情况，都用密码填写。根据内线关系的表现，区分为可靠，基本可靠和一般关系。对其中对我忠实可靠，积极协助抗日的，发展为“秘密抗日团员”(简称密抗团)，并发给团员证书。县密抗团长是赵齐久，副团长是张旭升。这样，我们就从组织上、政治上瓦解了敌人的军事组织，敌人的嚣张气焰逐渐消失了。
(四)开展政治攻势，对敌伪军警人员及其家属，进行形势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分化伪军，孤立打击日寇
在内线关系配合下，持续不断地开展政治攻势，揭露日寇侵华罪行，对伪军警人员进行民族观念和爱国主义教育，是瓦解伪军(警)，孤立打击日寇、铁杆汉奸、削弱敌人战斗力的重要一环。政治攻势的主要内容是:
编(翻)印散发宣传品。敌工部翻印了日本反战同盟支部反对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侵华战争，使中日两国人民都遭受苦难的罪行材料，还编印了欧洲战场、太平洋战场盟军胜利消息，连同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号召伪军投诚起义、优待条款的布告，交内线关系秘密散发，促使日军士兵反战厌战，也增加了日伪军之间的矛盾和伪军官兵之间的矛盾，从而涣散敌人的战斗力。小店岗楼的伪军看了宜传品，有4个士兵开了小差，大汉据点也有4名警察开了小差，更多的敌伪人员要求和我方建立关系。日军头日日益孤立。
经常开展有针对性的喊话活动。抗战形势好转之后，日伪军一到晚上就龟缩到岗楼内不敢活动。我县区干部、敌工部人员和区小队，时常在晚上围在岗楼外喊话，除进行形势教育，号召伪军弃暗投明，参加抗日外，主要是根据敌伪军外出活动、表现好坏,有针对性地点名教育,提出警告。
我敌工部早已通过内线联系、伪军亲属，对各据点伪军警人员逐个进行姓名、籍贯、年龄、出身、成分、表现等调查登记，建立起档案，办了好事的在其名下点个红点，办了坏事的点个黑点。哪个伪军外出办了坏事，在喊话时就公布其档案，历述他过去的不轨行为，点名提出警告，使被点名的人心惊肉跳。
二十里铺伪军班长王振合被点名后，赶快托人向我们赔罪，表示坚决悔改并与我们建立了联系。中队长王凤朝，小队长杨保珍被多次警告，仍不悔改，我打伏击时专打王凤朝和杨保珍，王风朝差点丧命，杨保珍被后处决，这在军警中引起了巨大震动。
有些伪军家属经过教育后也主动到岗楼前向其亲人喊话，哭诉她们整日为亲人担心受怕，讲八路军不歧视伪军家属的好处，央求他们赶快回家与亲人团聚。这些，对瓦解涣散敌伪军士气也起了重大作用。
(五)粉碎敌碉堡政策，组织派遣人员和内线关系配合部队拔除敌据点
进入1943年夏秋，形势发生了有利于我方质的变化。我县区武装在青纱帐掩护下,不断袭扰伏击敌军,使日伪军异常惶恐。为了防止敌人收缩据点集中兵力，县敌工部利用内线关系积极配合武装部队，展开了拔除敌据点、扩大解放区的作战攻势。
从1943年秋到1945年初，通过内线关系里应外合先后拔除了敌人台头、黄家村、河西、留古寺、邓各庄、史村、唐庄、兴村、北中原、东大汉、东八里庄桥、九吉、柳洼、南八里铺等据点多处。这里仅举两例;
1944年7月下旬，小麦收打入仓不久，青纱帐已起。北中原据点之敌，不断外出催粮抢粮，为了打击敌人的气焰，保护群众利益，决定拔除该据点。北中原据点内驻有伪军一个小队，3个班，共计26人，有步枪20多支，里边有我内线关系2人，其中有一名班长叫王黑。经我四区敌工委员马铁和内线关系研究，打算拔除这个据点。
报上级同意后，由县大队一个排，配合四区小队，在县大队长路松起指挥下，于7月25日晚6点前，在青纱帐掩护下，匍匐前进到吊桥附近，7点钟左右，敌集中到院内吃饭。王黑趁机迅速放下吊桥，部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冲进据点，敌人措手不及，连枪也没摸到，就全部当了俘虏。计俘敌24名，缴获步枪20多支和全部弹药，并把敌人抢的粮食，分发给各村群众，从而打击了敌人的气焰，鼓舞了附近一带村庄人民群众抵制敌人征粮的斗志。
东大汉据点，位于沧河公路上，是敌确保交通干线的主要据点之一。伪军小队长回xx很坏，经常外出抢东西抓人，还克扣军饷中饱私囊，士兵们敢怒不敢言。据点内有我们的3个内线关系，一个是伪军班长杨x(杨官营村人)，一个是伪军士兵缴树林(缴台头村人)，还有个给据点里劈柴的马秀祥。区敌工委员郑廷杰指示3个内线关系设法激化士兵与小队长之间的矛盾，孤立回某。
1944年8月x日，我方决定利用回族开斋节的时机里应外合拔除该据点。郑廷杰把3个内线关系编成一个战斗小组，由杨班长负责，规定攻击时间为开斋节夜间12点。
那天，伪乡联保所给伪军们送去酒和牛羊肉、纸牌等，敌人夜间大吃大喝，个个直喝得酩酊大醉。我内线关系趁敌人酒醉之际，把枪支，手榴弹搬到岗楼顶上。此时我区小队已埋伏在吊桥外达二三十米处，时间一到，内线关系按规定发出信号并放下吊桥。我战土如同猛虎下山扑向敌据点，当战土们冲进敌堡时，敌人还不知发生了什么事，一个个在酩酊大醉中束手就擒了，在清点大员打扫战场时，发现少了伪军小队长，立即分兵四处搜寻，原来他听到我军高喊缴枪不杀时，酒已吓醒了一半，屁滚尿流地爬到水沟里，当被我战士发现令其上来时，他还战战兢兢的不敢动弹。我内线杨班长拨开众人，用枪对准敌人小队长，回某当即被击毙，终归落了个可耻下场。
战斗结束了，我无一伤亡，计击毙敌人小队长1名，俘敌30名，缴获机枪1挺，掷弹筒两个，步枪20余支，子弹手榴弹2000多发(枚)，及粮食日用品一部。当时即把粮食部分给了贫苦农民，被俘伪军经动员一部分参加了我八路军，一部分释放回家。附近农民拥进据点，清理物品，燃起烈火，使猖獗多时的敌军巢穴，在浓烟滚滚中化为灰烬。柳洼、沙河桥据点之敌，望着东大汉岗楼的浓烟，未敢越过雷池一步。
为了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在八年抗战中，河间的党政军群各组织，坚持一切为了抗日的原则，贯彻执行民族统一战线一系列方针政策。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了各个阶级、每个阶层的广大群众，争取了更多的朋友，更大限度地孤立之敌人，取得了抗日斗争的全面胜利，充分说明了统一战线是革命胜利的一大法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