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孙鸿志 赵绍昌
编者说明
冀中军区第七军分区第十七团具有光荣的革命斗争历史，是个能征善战，功勋卓著，使敌人聞风丧胆的英雄团队，冀中军区主力团之一。该团组建于抗日战争初期，在发展和巩固冀中抗日根据地的斗争中成长壮大，并做出了重大贡献。一九四二年“五一反扫荡”后，转战平汉路西，坚持平山、行唐地区的反“蚕食”斗争;一九四三年七月，为了保卫陕甘宁边区，在吕正操司令员率领下，转战晋绥各地;一九四七年十二月，改属西北野战军建制，西渡黄河，转战陕北;一九四九年二月，随第一野战军进军大西北;全国解放后，参加抗美援朝战争，又经受了严峻的考验。一九六九年改编为一军三师七团。
这个团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面对强大的敌人和各种难以想象的困难，始终保持着旺盛的战斗意志。党指向哪里就打到哪里，坚决服从命令，听从指挥，攻如猛虎，守如磐石，有坚强的政治工作，有良好的官兵、军民关系，不愧是一支中国共产党培育起来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英雄部队。这里刊登的仅是十七团斗争史中自一九三七年十月至一九四三年六月这一时期的斗争史料。
第一章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诞生
(1937.10-1939.2)
冀中军区十七团，主要是由冀中二分区(后改称七分区)所属的二十二大队(前身是冀中人民自卫军第二团)和二十四大队(前身是冀中人民自卫军第七团)合编而成。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抗日战争的烽烟烈火中诞生成长起来的。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芦沟桥炮声响了。中共中央七月八日发出《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芦沟桥通电》，号召全中国同胞和军队团结起来，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八月二十二日至二十五日，中共中央在陕北洛川举行了扩大会议，通过了《目前形势和任务的决议》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为全国人民指明了抗战胜利的道路。
日军于七月十一日从东北、朝鲜抽调一个师团和两个旅团增兵华北，以加强日本在华的驻屯军。二十六日占领平津线廊坊车站。二十九日，攻占北平，三十日占领天津。八月十三日日本大举进攻上海，日本侵华战争全面展开了。
河北省地区除二十九军，五十三军以外，还有蒋介石的嫡系军队约数万人，这些军队在日本侵略者面前虽然有几次接触，却一触即行溃退，或不战而退。由北平南下的日军，九月二十四日，占领保定;由天津沿津浦线南下的日军,迅速进到沧州。各县国民党政府的县长、保安团队，敲诈勒索，搜刮群众財物，携眷南逃。当地地主豪紳有的组织联庄会，保护他们的生命财产;有的组织维持会，准备投靠日本人。而农村的广大人民，都预感到一场国破家亡的民族灾难即将来临，渴望抗战。在农村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绝大多数都不甘心当亡国奴，决心与日寇拼以死战。冀中地区迅速形成前所未有的动荡、混乱的局面。
中共中央北方局指示河北省委，在华北的国民党军队败退以后，共产党领导的游击战争，将成为华北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主要力量。九月二十五日，八路军一一五师平型关首战告捷极大地鼓舞了华北地区人民。一个全民抗战救国的高潮就要到来。
第一节 人民自卫军攻克高阳，二团成立
东北军五十三军六九一团，当时已有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团长吕正操就是共产党员。七月中旬，该团开赴永定河前线时，获悉党关于留在敌后开展游击战争的指示。因此，党的外围组织“东北革命军人抗日先锋队”就提出了“准备向敌后退却”的口号。九月中旬，日军向永定河沿岸五十三军的防线进攻。六九一团进行英勇抗击。战斗中三营营长刘裕勤(共产党员)、八连连长王宽民(共产党员)和副营长王德平光荣殉国。敌人在该团左翼突破防线，五十三军全线溃退。敌人长驱直入，向南追击。吕正操率部在原阵地坚持两天后，也开始向南撤退。
十月十一日，六九一团馓退到藁城梅花镇。日军约一个大队向梅花镇进攻。一营利用土围子进行抗击，该团炮兵给敌人以猛烈轰击，敌伤亡惨重，未能得逞，吕正操同志遂召集营连长会议，研究形势，认为不能再随溃军南去，决定北上抗日。先到晋县小樵镇，以后决定甩掉国民党军队的番号，切断与五十三军的联系，改编为人民自卫军。从此走上了独立自主北上抗日的道路。
自卫军经深泽到达安国。吕正操同志与中共保定特委侯玉田、孟庆山等同志会面，商定部队经博野、蠡县进驻高阳县城。可是部队到达高阳时，驻高阳的伪冀东保安队尹松山部，四门紧闭不准进城。经再三谈判无效，遂下令攻城。共产党员杨经国等同志带头爬上城墙。营长、共产党员纪振雄光荣牺牲。在炮火掩护下，部队攻入城内。缴获长短枪一千多支。第二天召开群众大会，枪毙了尹松山。攻克高阳城，鲜明地亮出了抗日的旗帜，士气昂扬，军威大振。各地武装，紛紛找上门来要求收编加委。农民，知识分子，青年学生，也开始改变“好人不当兵，好铁不打钉”的陈旧观念，很快掀起了一股参军热潮。短短时间内，人民自卫军发展到五千多人。成立了三个步兵团和一个特种兵团，其中第二团就是二十二大队的前身。团长于权伸，政治主任杨经国。
二团成立以后，十二月随吕正操司令员、孙志远政治主任到路西完县整训。在过平汉路时，分别袭击了定县、寨西店、新乐三个车站。五连一排长李恩彦(共产党员)在完成任务掩护部队撤退时，不幸以身殉国。部队到达路西后，听取了聂荣臻司令员的指示，接触了路西部队，亲眼看到了八路军怎样教育训练部队，怎样进行政治工作，以及如何对待官兵、军民、军政关系等等。从而找到了学习的榜样，明确了努力的目标。时间虽短，受益非浅，对部队的建设和发展有积极的影 响。
南于八战斗
一九三八年一月上旬，部队从路西返回中。以二团一营为基础扩编为第四团，二团便只剩下两个营。
一月十五日夜，二团袭击保定东南十八公里的石桥镇，将团部勤杂人员和机炮连，留在南于八。部队执行任务返回后，团部和二营驻南于八，三营驻北于八。
一月十六日拂晓，驻保定日军板垣师团的四十二联队三中队出动一百余人，从东、南、西三面包围了南于八。敌人先偷偷摸到村南口，先将我哨兵捕获，用绳子勒死，然后，以炮火掩护展开进攻。于权伸团长、杨经国主任刚刚睡下，忽听炮声，一跃而起，大声喊:“敌人来了”，叫醒挤在一起的战士们立即投入战斗。这时，留守在南于八精力充沛的机炮连大显身手，在谢洪恩连长的指挥下，迅速将重机枪架在村西沿的房顶上，猛烈射击，将敌人压在村西南角坟地里，当即毙伤了几十个敌人。
驻北于八的第三营，向南于八的西北方向迁回过来，从侧翼包围了敌人，使西部敌人腹背同时挨打，丧失了进攻能力。住在村南的一个年过花甲的老人，名叫张老化，带领战士们来到了一个墙垣，选择了便于发扬火力的地方，挖开一个枪眼，正好对准村东南方向一条道沟,用机枪猛烈射击,把藏在那里的几个敌人全都消灭。进到村南口的一股敌人硬往村里冲，一直冲到街中心。
二营营长杨书明和团部副官魏凯臣，指挥在三宫庙和奶奶庙的部队，用机枪和手榴弹将敌人打了出去。另一股敌人冲到东西街，被我埋伏在房上的战士和群众一顿手榴弹打退了。东南角有几个敌人还不死心，想爬树占领房屋，以图顽抗，也被一一击毙。
这时蠡县游击五支队一大队大队长李则韩率队赶来，进到北辛庄西北地区,由南北配合二团攻打敌人。人民自卫军独立营，也由蔡家庄进到万安道沟，由西向东配合作战,形成对敌人的包围态势。战斗中，群众送水、送饭、照顾伤员，为部队助威助战。
经过一天的战斗，除少数敌人于夜间逃跑外大部被歼。俘日军七人，缴机枪一挺，步枪几十支。此次战斗，六连连长翟西令、机炮连徐德州等八名同志光荣牺牲。六连二排长于芝荣(共产党员)，战士陈永生等三、四十人光荣负伤。这是人民自卫军北上抗日以来所取得的一次大的胜利。它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医治了一些人的恐日病，狠刹了日军的嚣张气焰。群众欢欣鼓舞。当地群众有的穿起缴获日本人的黄呢子大衣，头戴黄呢子帽，脚穿大皮鞋，手舞足蹈起来。此时正值春节将临，我军英勇杀敌的事迹和敌人被歼的狼狽丑相，成了家传户诵的佳话。
争取清苑联庄
清苑县的地主、紳士，为了保护他们的土地、財产和枪支，联合起来组成联庄会。博野民军曾几次下委任，想把他们收编为民军，他们拒不接受。民军乃用武力镇压，形成尖锐的对立。
人民自卫军也向联庄会进行了宣传工作，联庄会负责人和一般群众对自卫军略有好感。
二月十三日，二团袭击保定敌人，夜行军到北大冉村，联庄会开枪向部队射击，阻止部队前进。但部队没有还击，捕获三人，缴枪三支。经教育，派人将人枪如数送还，并进行了宣传工作，对该村的影响很大。
还有一次，部队伏击保定敌人运粮的三辆大车，押车的敌人被我军消灭,赶车的车夫经教育后放回。这一行动引起了保定近郊群众紛紛议论:“这个部队真好，不打人，不骂人，不要好吃的”，赞扬之声传遍各村。
当部队返回行至东固庄，又被联庄会射击，并打伤一个连长。当即派人联系，又将联系人扣留，再派再扣。于是，部队被迫采取武力手段，将迫击炮(不上引信)、轻重机枪架起来，向空中射击。联庄会见事不妙，自知理亏，遂派人与部队谈判。于权伸团长严肃指出:"“你们开枪射击抗日部队，且打伤我军连长，派人联系又无理扣人，这一事件的发生完全由你们挑起。并提出下列条件:一、受伤连长医疗费由联庄会负担，如果牺牲由联庄会抚恤一万元，损伤的武器，消耗的弹药，由联庄会赔偿，三、部队所需给养，由联庄会负担;四、不准再发生类似事件。明日我军再到你村，应组织欢迎。联庄会接受了这些条件。
后来,博野民军攻打北宋庄联庄,要收缴联庄的枪支，二团政治主任杨经国和政治处的张希平、庞殿贤等同志三次到该村进行宣传，说明“保家必须卫国，卫国必须抗日”，只有共产党才是真正保卫人民利益，坚决抗战的，动员他们参加人民自卫军，并晓以利害指出:不参加自卫军枪枝也是保不住的。经过反复协商，这一片的联庄会就同意参加了人民自卫军。编为二团第一营，由王文奎任营长。
接着，博野民军又要收编冉庄联庄会，冉庄联庄会长李九皋和张登联庄会长刘全章联合起来抵制博野民军的加委。这时，二团就抓紧对冉庄、张登和王庄一带联庄的争取工作，于权伸团长请刘全章亲自谈话，给予接待并用马送回，使他们大为感动，于一九三八年初受我军委任，编为人民自卫军独立第一支队，由他们自己推选史云青为支队长。王庄联庄编为第一大队，王洛亭任大队长。张登联庄编为第二大队，刘全章任大队长，李九皋任副大队长。
联庄会接受我军委任后，博野民军大为不满，乘我军北移之机，向联庄会发动进攻。该支队派人告急，二团即派部队前去解了围，并进行救济和慰问。这时已到六月，冀中军区和二分区成立，于权伸任分区司令员。分区机关驻张登镇，经反复打通思想接受改编八路军。分区派部队到保定附近警戒、掩护整编，第一大队编为冀中军区警卫营，归军区直接领导;第二队编为二分区警卫营，刘全章为营长。李九皋为副营长。从此，这一带的地方工作也开展起来了。
第二节 蠡县人民武装保卫家乡，七团编成
高阳、蠡县地区，一九三二年在中国共产党组织的领导下，曾举行过一次暴动，给国民党和地主豪紳一次沉重打击。暴动虽然失败了，高阳县委书记翟树功同志被杀害，蠡县一部分共产党员被捕，党组织受到破坏。幸存的同志不得不更加隐蔽。但群众却受到一次革命斗争的教育，党的影响扩大了。
一九三六年在全国抗日高潮的影响下，高蠡地区出现了新的革命高潮。由反对国民党的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如牲口税、猪头税、硝盐税等等的斗争，发展为反对国民党出卖民族利益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斗争。
“七七事变”以后，由平津南下的日军占领保定、沧州，继续向南推进。蠡县地下党员王芝、郭春元等同志挺身而出支撑局面。在党的指示下开始组织抗日政府，组织抗日武装。
首先成立游击第三支队。一九三七年十月蠡县南区，以七器村为中心，早已解体的旧联庄会会长李殿荣，副会长李锡荣，以及杜闿軒等人，为了保家自卫，名正言顺恢复联庄会，想到人民自卫军去请委。县委正计划发展抗日武装，就同意共产党员李继之带着李殿荣等人到人民自卫军去联系。吕正操司令和孙志远主任立即给了一个游击第三支队的番号，并委任李殿荣为支队长,李继之为政治主任,李锡荣为副支队长。他们回来就集合各村人、枪约四、五百，三支队宣告成立。
其次建立游击五支队。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人民自卫军主力开赴路西，冀中新发展起来的武装，不断发生相互兼并和违法犯纪行为，群众情绪开始发生波动。中共蠡县县委，决定建立一支由县委直接控制的武装力量，以利于团结群众开展工作，稳定局面。经冀中河北游击军孟庆山司令批准，建立游击第五支队。领导核心都是共产党员，支队长王耀华，政治主任由三支队政治主任李继之调任，张逊之为政治指导员。这支队伍在蠡县县委大力支持下，经四个月的紧张艰苦的工作组织起来，共有五百多人，长短枪四百多枝。分编为四个连队。连排长都是选在旧军队受过军事训练的人担任。政治工作人员，多是小学教师和青年学生。军政干部中都配备了一些共产党员，部队成份比较纯洁。这支部队在政治上起到了骨干作用，产生了一批优秀干部。
组织区村自卫队。除了南区三支队控制的村庄，其它各村都建立了这种武装组织。其任务，主要是站岗放哨维护地方治安。
编成人民自卫军第七团。根据人民自卫军司令部的命令，于一九三八年二月将游击三支队、五支队及区村自卫队合编为第七团。团长李弗畏，政治主任李继之，副团长王耀华，参谋长李宪周，下属三个营，每营四个连，加团直特务连，共十三个连，约一千五百人，长短枪一千余支，是当时人枪比较充实的一支队伍。
荆邱玉田战斗
七团成立后，正值保定、定县之敌向安国高阳地区扫荡。部队稍事整顿，即开赴蠡县以北地区，向高阳、保定方向警戒，防敌入侵。高阳的敌人经常向南出动，烧杀抢掠。在高阳城南莘桥镇，日寇曾制造了一起骇人听聞的大惨案，残杀了许多群众之后，更加疯狂，进而入侵蠡县境内。
一九三八年三月底，高阳敌人企图进犯大百尺镇。一营一连严密警戒，敌人进到距大百尺东北三、四里的荆邱、玉田未敢前进即返回。
第二天中午，敌人又出动汽车五辆，载日军一百余人，再次进犯荆邱、玉田。为了保护群众，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七团一连埋伏在荣家营、大柳树村。当敌人一出村，我即开枪射击，毙伤敌二、三十人。但因我军杀敌心切，经验不足，过早开火，致使敌人将一连压制在村外坟地。一连长王秉义、机枪班长刘景阳等十八名同志英勇牺牲。此后，高阳的敌人约一个月未敢南犯。
消灭南边窝地主武装
六月初，二十四大队奉命开往高阳、保定地区执行任务。这时，高阳敌人被我军刚刚挤出去，群众情绪非常高涨，部队每到一村都有不少青年参军。部队迅速发展到一千七、八百人。部队进到保定附近，不断袭击敌人，配合地方开辟新区，建立政权，发挥了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的作用。
在部队开赴保定附近执行任务时，高阳城西南边窝村的豪绅兼资本家杨木森，(高阳蚨丰号的財东，河北省商会会长)，自恃拥有全副武装的护院壮丁百余人，还有几个“抬杆炮”，不准部队进村，并向部队开枪射击。七团只得将该村包围起来，经两天战斗，终于越过高墙，攻入村内，将其全部武装予以缴械，拔除了这个反动据点。战斗中，一营副营长刘永义被抬杆炮击中腿部，身负重伤。这次小的战斗使部队得到了初步锻炼。
第三节 编成八路军
一九三八年上半年，正面战场的日军正在进攻徐州，并准备进攻武汉。冀中迅猛发展起来的抗日武装和初步建设起来的抗日政权，迫切需要进行整顿巩固工作。中共中央北方分局派黄敬同志于四月二十一日，在安平主持召开了冀中第一次党代表大会。会议决定成立八路军第三纵队(兼冀中军区)下辖四个支队(兼四个分区)。
人民自卫军第二团改编为二十二大队，大队长杨书明，政治主任杨经国(后吴建中、贾一民)，参谋长王子月。第七团改编为二十四大队，大队长翟家駿，政治主任(后何元富同志任政治委员)李继之(后杨立),参谋长李宪周(后齐瑞亭)，总支书记王耀华。这两个大队和六团改编的二十三大队属第八支队(第二军分区)的建制。第二军分区司令员为于权伸，政治主任刘哲华。
编成八路军以后，领导统一了，编制统一了，装备加强了，服装统一了。当战士们戴上“八路军”臂章时，个个喜笑颜开地说:“我们是正式八路军了”!各大队的营连建制和干部虽然没有多大变化，但部队的精神面貌却截然不同，大为振奋。这次整编成为建军史上一个新起点。
反磨擦斗争
编成八路军后，部队在反对日寇扫荡的同时，还进行了紧张的反对张荫梧搞磨擦的斗争。
张荫梧是盘踞在博野县地区一个旧军阀，是阎锡山的旧部，曾在北平和博野办过四存中学，培植个人势力，很有政治野心。“七·七”事变后，他就以四存中学的学生和从山西带过来的军官教导团的学员为骨干，收编国民党军队溃散的人员及各县保安队，开始组建“河北民军”。保定陷落后，他指挥部队撤往晋东南陵川地区。一九三八年上半年，蒋介石军队退到武汉地区，看到八路军在华北地区有所发展，就指使鹿钟麟、张荫梧乘日军南进之机北窜，妄图向八路军浴血奋战而解放的地区“收复失地”。
驻博野地区的民军共三个团，司令张仲瀚(思想较进步)，副司令张子元兼第一团团长，二团团长张文祥，三团团长李侠飞，该民军是由旧警察和保安队人员为核心组织起来的。其主要干部大都是张荫梧的部属。
张中瀚
为了争取这个部队抗日，我党曾派齐建秋、李之琏、张逊之、肖泽西等同志到这支部队进行工作，并建立起政治机关。在我党的领导下，有大批青年农民、青年知识分子参军。部队发展很快。曾两次到路西地区受训，接受过八路军的教育。但是，二团团长张文祥，三团团长李侠飞，本质恶劣，一直心向张荫梧，暗中联系，企图摆脱我党领导。于一九三八年九月，公然杀害我党干部投靠张荫梧。十一月，张荫梧又命王长江带三个团到博野，妄图争取张子元的第一团，并进而占据祁、博、蠡地区，发展顽固势力，破坏我抗日政权。
为了保卫抗日民主政府和广大群众利益，军区命令二分区司令员于权伸，政治主任刘哲华，在民军首先打响第一枪的情况下坚决消灭之。十二月十六日二十二大队、二十三大队、二十四大队同时行动，将民军小店指挥部及其部队完全包围起来，从拂晓打响，同时展开宣传攻势，很快解决战斗。参谋长吴家谟被俘，王长江起义。除张文祥、李侠飞率残部狼狽逃窜外，大部被我缴械。
军区首长指示枪支全部退还改编成冀中民军。于一九三九年五、六月与一二〇师特务团合编为民众抗日自卫军。同年十二月又与挺进支队合编为警备旅，王长江任旅长，成为冀中主力部队之一。这一件事使广大指战员认识到了张荫梧的反动面目，从而懂得了民族斗争中还有阶级斗争的道理。
博野城受挫
一九三八年十月日军占领武汉以后，即将进攻的重点转向华北。从十一月开始，日军对冀中连续进行了五次较大规模的扫荡。
十二月二十一日日伪军出动一千五百余人开始从平汉线保定、望都、定县向安国，博野、蠡县地区进攻，并先后占领了这三座县城。冀中军区为了给敌人以有力的打击，组织了祁、博、蠡战役。命令二十二大队和冀西三分区十一大队共两个大队的兵力，攻打博野县城。
其城墙事先已被我拆毁，城内日军二百余人，连同伪军也不过三百余人，且工事尚未修好。我军的部署:二十二大队一营负责进攻南面，三营进攻北面，二营和特务连在东面。并警戒蠡县方向之敌。十一大队负责进攻西面。准备乘元旦敌人警戒疏忽，袭击敌人。
进攻的时间确定在元月一日拂晓。二十二大队按命令规定的时间进到博野。三营越过城墙进去两个连，二营也进去一个连，进展比较顺利。但十一大队未按规定时间到达，西面留出了缺口。我进城不久，敌人开始反击，从西面出来，向南北两面迂回到一、三营的侧背，进行攻击。二营也受到威胁。二分区于权伸司令员、张珍参谋长亲临前线组织掩护。一面抵抗，一面撤退，将大部队、机炮连和各营部队大部撤了下来。唯有三营突入城内一个连共百余人，机枪三挺，被敌人围困在城内，未能撤出。这个连第二天在城内与敌人苦战一天，除两个同志于第二天夜晚，冲出城外，其余全部壮烈牺牲。
这次战斗是在日军极为疯狂，我军还没有大规模协同作战的经验的情况下进行的。且又是两个地区部队的协同作战。这就增加了战斗组织指挥的复杂性。教训是深刻的。
堼 头战斗
敌人占领安国、博野、蠡县三座县城以后经常外出扫荡。
一九三九年二月十五日，安国日军小西少佐率日军三百多人出动，企图进攻安平。行到安国城东南十公里的堼头村，被我埋伏在潴龙河北岸的二十四大队二营六连阻击，杀伤了几十个敌人。
敌受阻后，转向堼头村向我军进攻,并冲进村内，占据村西一部分高房，与我村内部队对峙起来，展开逐房争夺。我军表现非常英勇，特务连指导员赵社重同志，不顾个人安危，奋勇登上墙头，与敌人肉搏，被敌人刺死。当时他身上只带了几块红薯，记下了我军艰苦战斗的史绩。三营十二连副指导员王国库同志英勇战斗，以身殉国。二营七连一个班与敌浴血战斗后只剩下了一个战士，最后他仍带七、八条枪安全归队。
战斗一直坚持到第二天，二十三大队前来增援，打退安国敌人两次增援。十六日中午，敌机三架掩护被围日军突围逃走。
这次战斗毙伤敌军二百余人，其中小西少佐被我击伤。我军也有一百多个同志抛洒热血，其中约七十个同志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一支年轻的部队与日军进行如此激烈的战斗，还是第一次。所付出的代价虽然沉重。但也使日军尝到了我军的厉害。
第二章路西整训编成十七团，打下了“正规化”“八路军化”的基础
(1939 3~1939.7)
一九三八年十月，武汉陷落以后，日军回师华北，分期进行所谓治安肃正”。其作战方针是:“通过讨伐作战全部摧毁匪军根据地”。从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开始，日寇对冀中进行了五次围攻。随着日寇回师后方，国民党反动派也由消极抗战变为积极反共，指使张荫梧、鹿钟麟等地方军阀向八路军“收复失地”。我军被迫在反日寇围攻的同时，还要进行反磨擦斗争。二十二大队、二十四大队虽然在反磨擦斗争中取得了一些胜利，但在反围攻中连续受到挫折。这时有的部队叛变投敌。冀中的斗争日益尖锐复杂和紧张起来。
中共中央针对冀中形势，作出了重要决定，派程子华任冀中军区(三纵队)政治委员，王平任副政治委员，并带来了一大批斗争经验丰富的红军老干部，担任各级政治委员、政治主任和团营主要军事指挥员，加强了各级的领导;同时决定贺龙师长、关向应政委率一二〇师主力进入冀中地区，和冀中人民一道打击日益疯狂的敌人，开展平原游击战争，发展和巩固平原抗日根据地。同时，也输送了一批红军老干部到三纵队工作。
吴西同志就是在一九三九年一月到二分区任政治委员的。通过他们的言传身教，对冀中部队的“八路军化”，以及发展巩固冀中平原抗日根据地，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当一二○师冒着风雪严寒，通过敌人的封锁来到冀中平原，并连续取得许多战斗胜利的时候，冀中人民受到了极大鼓舞，增强了坚持平原游击战争的信心。人们对“亚五、亚六”(一二〇师两个团的代号)的光辉战绩始终铭记在心。
一九三九年二月十日八路军总部发出了整军训令，冀中军区根据总部和晋察冀军区的指示，于一九三九年三月召开了第一次政治工作会议，确定了以加速“正规化，八路军化”为目标的整军方针，分期分批地创造主力兵团。首先决定抽调一批部队，由王平副政委率领到路西整训。分区决定，二十二大队、二十四大队参加第一批部队的整训。
王平上将
第一节 开往山区
二十二大队、二十四大队接到开往山区的整训命令后，对于到过山区的人波动不大。然而对绝大多数干部战士说来，却不同寻常，因为这是第一次远离家乡。至于那些怀着保地、保枪目的参军的人，则感觉一切希望落了空，情绪更加动荡不安。加上那时干部还不会进行深入的思想动员工作，当部队向山区移动时，曾经发生严重逃亡现象。二十四大队计划在明月店附近赵家洼过路，到达出发地东张谦村时，一营教导员刘止善报告说:“三连有一大批人开了小差，只剩下十九个人了。因为有的班排都是一个村子的人，参军成群来，开小差成群走，简直弄得干部晕头涨脑无可奈何。
那时部队不会打仗，打胜了一窝蜂，一拥而上，失利时有的逃跑回家，还要去人往回找。也不会走路，行起军来不是走错了路，就是失去联络，常常出岔。二十四大队过铁路，大队长翟家骏正在全神贯注地观察过路时，忽然前无踪影，后无接续，一片寂静只剩他独自一人，后退不得，前进不能。幸好遇见护路民夫带路追赶约十余里才赶上部 队。
部队穿过铁路时有的战士摸摸铁轨，拣上一块石头留作纪念。天到黎明时分，东方发白了，西边的山影露了出来，一条长龙似的队伍继续向西挺进着。战士们热烈地谈论着过路的情景，回顾着过去憧景未来。冀中的一片沃野渐渐地抛在了后面，阵阵歌声伴随着欢笑响成一片。人们带着好奇的眼光环视着周围的一切，迈着有力的步伐进入了山区。
第二节 编成十七团
部队到达山区后，王平副政委组成整训指挥部，兼政委，聂鹤亭任司令员，根据晋察冀军区的指示，于一九三九年三月将二十二大队、二十四大队及冀中四分区的一个营，一个新兵营共八个营合编为第十七团。二十二大队大队长杨书明任团长，二十四大队大队长翟家骏改任政治委员，齐瑞亭任参谋长，孙鸿志任政治处主任，王耀华任总支书记。一营营长刘鸣琴，政治教导员刘止善，副教导员王福吉;二营营长谢洪恩，副营长刘家鹄，政治教导员刘超，副教导员肖光甲;第三营营长杨德敬，政治教导员安友龙。
对于战士安排妥当与否关系到部队的巩固。由于有的连队来自一两个乡，有的班排来自一个村，甚至是一个家族或亲戚朋友而不愿分开。对于这种情况进行了适当地说服教育工作，同时也作了必要的照顾。如两个大队合编，一般是营与营、连与连尽可能保持排连的建制。人数过多过少予以适当调剂。对于一些老弱病残和一部分不适宜在部队工作的人员做了适当安置。对于一些不纯分子进行裁汰。经过一番工作，人员的思想基本稳定下来。整编后全团共两千多人。
对武器也进行调整，全团共有轻机枪二十一挺，平均每连都有一挺机枪。最困难的是步枪的调整。许多连队是枪跟着人来，这一次整编时，有些人要求人带着枪走，自己使用的好武器不愿更换。甚至那个村的枪人们都认得。曾发生这样一件事:刘家鹄副营长在整训期间到冀中执行任务，住蠡县一个村庄，他带的手枪正好是那个村的，被人家认出来了，要求把枪留给他们。他带着几分歉意笑着说:“现在不能给你们，将来打走了日本鬼子再给你们吧!”大家都笑了。
调整武器虽然不易，但是为了便于作战，便于弹药的补充，尽可能以连为单位统一口径。针对好武器不愿更换的思想，着重讲明为着建设正规兵团的需要，战斗的需要，应服从调整武器的命令。经过思想动员，调整武器的工作还是比较顺利地完成了。
遭敌袭击
部队整编后，十七团团部和一营驻完县司仓村,二营驻白司城，三营驻西安阳。人员刚刚整编完毕,武器也作了调整，但弹药还没有配备妥当。六月六日拂晓，由完县出动日军约二百人绕过了外出担任警戒任务的刘家鹄副营长率领的第五连,突然袭击西安阳的第三营。三营遭敌袭击，仓卒应战，顷刻间，十二连伤亡一名排长和十几名战士。当一、二营前往驰援时，不见敌人踪影，只剩下敌人放火烧村的浓烟滚滚，一片瓦砾。
刘家鹄副营长率领的第五连，闻悉敌袭击西安阳，立即尾追进山的敌人。当五连进到山口时，太阳已经升起，敌人发现尾追部队，即向该连射击，五连迅速抢占火焰山制高点。因平原部队爬山动作迟缓且又是背敌上山，受敌侧击，何连长阵亡，并伤亡十余名战士。五连这一积极行动虽付出了代价，但迫使敌人仓促撤走未敢久留。
这一仗，敌人采用了突然袭击，打了就走的所谓“牛刀子”战术。血的代价深深地教育了部队:任何时候都不能麻痹大意。挨了敌人这一刀，却给整训部队上了极为重要的一课，它表明整训不是风平浪静的，必须以战备的姿态来进行。
第三节，向“正规化”“八路军化”前进
部队的整编和训练是在晋察冀军区直接领导和帮助下，在冀中军区王平副政委主持下进行的。聂荣臻司令员亲临指示，军区政治部舒同主任亲自传达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的精神，指明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一个处于被侵略的，面临民族危亡关头的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将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结合起来,要坚决勇敢的走上民族解放战争的战场，拿起武器瞄准日本侵略者，共产党员要在民族解放战争中起模范作用。他还指出:要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和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原则。他还号召努力学习马列主义，着重指出军队干部学习马列主义的重要性。这些精神的传达，对于在冀中紧张战斗环境中新生的一支部队是非常新鲜的。尽管大家理解还很肤浅，但从思想上武装了头脑，明确了政治方向。
连队党组织在部队整编的同时也进行了整顿，各连健全了党支部。六中全会的精神除在干部中传达外，在党员中也进行了传达。并对党员进行了短期训练，增强了党的观念，加强了党员模范作用。同时发展了一批党员，连队的战斗堡垒建立起来了。
建立了政治委员制度。翟家駿同志是十七团第一任政治委员，他是一九三二年参加过河北省高蠡暴动的白区共产党员，人民自卫军到达高阳时，即参加人民自卫军在二团二营任教导员，成立第四团时任政治处主任，编成八路军后调任二十四大队大队长。这次整编改任团政治委员。虽然作为政治委员还缺乏经验，但具有一定的马列主义理论知识，熟悉党的组织原则和党的生活。组织观念较强，对党的指示、决议执行较坚决。这时上下都进行了关于政治委员制度的学习和教育。这是一个新的制度，对于改变旧军队一长制的习惯、作风，克服旧军队带来的军阀残余，加强党的领导，按照老八路的领导制度建设军队，是非常重要的一步。翟家駿同志在这里起了较好的作用。
健全了政治机关。孙鸿志同志任政治处主任，下设组织股(总支书兼)、宣传股、除奸股(特派员)、敌工股、民运股，并设有宣传队。在政治委员领导下，由政治处主任负责全团政治工作。各营设正副教导员，各连设正副指导员，作为政治机关派到营连的政治工作人员，和营长、连长享有同样职权。各连还配有一名文化教员，进行文化教育工作。各级政治干部从组织上建立健全起来。
针对绝大多数干部都是新入党的共产党员，又多是青年学生和乡村略有文化的知识分子，不会做政治工作的情况，进行了各级干部职责的教育。王平副政委亲自到团训练干部，他召集全团连长指导员上课，传授红军连队政治工作经验。他用现身说法讲解怎样做政治工作，怎样当指导员，怎样开支部会，怎样开小组会，以及怎样当连长，连队应该有那些管理教育部队的制度和方法等等，使基层干部学会了不少工作方法，提高了管理教育部队的能力。
在建立政治工作的过程中，由于一部分军事干部来自旧军队，对于政治工作不了解，不习惯，加上政治干部本身缺乏工作经验和工作上的某些缺点，因而产生过不少矛盾和误解。如有的军事干部不把政治干部放在眼里，本来应该和政治干部商量的事不商量就自行决定。还有些人错误的认为:连队设政治指导员是多了一个“婆婆”。甚至有諷刺政治干部的事,如武器坏了,有人说:“请指导员政治政治吧!”故意为难政治干部。这表明在建立政治工作制度的过程中，确有一番斗争。但是，在政治工作制度的教育下，人们的思想觉悟逐步提高，特别是政治干部注意发挥自己的模范作用，开展政治工作的具体方法，从而产生了明显的效果，矛盾和误解就渐渐少起来了。
建立了干部政治学习和战士政治课制度。曾发生这样的笑话:问一个战士:八路军的总司令是谁?答:“于司令”(七分区司令)。有人纠正说:“不对”，是“吕司令”。连长忍耐不住插话说:“我们部队教育太差，连总司令是毛主席都不知道”。逗得大家哄然大笑。这样的事那时并不奇怪。可见，进行政治教育是非常必要的。所以，在整训期间进行了关于六中全会精神的教育，当前形势和任务的教育，以及政治委员、政治机关、政治指导员的职责教育等，提高了干部的政治思想水平，打开了战士的眼界，提高了民族觉悟，激发了对敌仇恨心，创造了进行政治工作的有利条件。为巩固部队，提高战斗力，打下了初步的思想基础。
连队还建立了若干政治组织。如青年队是连队的青年组织,它对于组织青年学习，展开文娱活动，进行各种比赛，突击完成任务等方面起到党支部助手作用。建立了救亡室，开展各种文化娱乐活动。组织起经济委员会定期公布账目，改善伙食等等，活跃了连队生活。
建立起文化教育制度。王平副政委对提高部队的文化极为重视。他到十七团检查工作时，看见有些干部开会作记录，他倍加赞扬，说冀中部队文化高，并顺口说了一个故事:红军时期有个连队在战斗中繳获了一个有香味的小瓶子，几个战士以为是雪花膏抢着往自己的脸上抹。这时文书走过来也想抹一点，拿起小瓶一看，是卫生浆糊，便哈哈大笑。王平副政委这番话对建立文化教育制度，提高部队文化水平大有启示。
在军事训练方面，有不少军事干部对制式教练、射击技术有一定基础，有服从命令的习惯。但是训练方法、训练制度需要改革。在军区工作组常忠连同志帮助下，在改革训练方法的基础上着重进行了射击、投弹、刺杀三大技术的训练，提高了部队的技术水平。并加强制式教练及队列教练，改变了部队的军容，军貌，克服了农民习气和懒散作风。
在行政管理方面，进行了纪律条令和内务条令教育，并相应建立了班务会、排务会、连务会等会议制度和各级汇报制度，以及请假、点名、查铺、查哨等一系列的行政生活制度。按作息时间生活，照课程表进行训练。这样比较快地建立了一套正规而紧张的生活制度和生活秩序。
在进行教育的同时还进行了反对不良倾向的斗争，整顿了纪律。当时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是军阀残余，对有错误的战士任意打骂，甚至曾发生过集合全营战士看着用军棍打犯错误的人，严重损害了官兵关系和军政干部的关系。军阀残余的另一种表现是，士兵可以任意打骂群众，侵犯群众利益。这种倾向严重地阻碍着新型的军民关系的建立。
在整顿军纪过程中，八连有个司务长诱奸一个少女和贪污而被枪决，在部队引起了很大震动和强烈反响。使大家认识到:八路军的纪律是“铁的纪律”，是不可动摇的。还有一种倾向是封建残余、自由主义。这主要表现在来自联庄会的部分人员中因有同乡、家族亲戚关系，摊摊伙伙，有了缺点不批评不反映，相互包庇任其自流，阻碍了新型同志关系的建立。这些问题都在通过教育提高了认识，逐渐克服了。
总之这次整训奠定了“正规化”“八路军化”的初步基础，对尔后部队的发展、巩固和提高部队的战斗力，具有重要的意义。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