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儒学的特色（二）

日本儒学变异成为以“忠”为本的武士道德，提倡观念上的绝对忠诚，使“忠”远远凌驾于“孝”之上。日本更重视以主从为基础的名分的“家”，因此更强调社会集团内部人为的等级秩序。所以，日本从古至今由非血缘关系的“养子”来继承家业的情况司空见惯。

 日本儒学把“忠”提升为一种绝对的行为准则，“孝”则滑落为“忠”的延伸，在这一点上与中国儒学的忠孝伦理观存在显著的差别。日本儒学号召人们在忠孝不可两全时舍孝而取忠。

林罗山曾以战场的“阵勇”与“偷生”作比喻，指出为主人而奋战至死则大忠，亦大孝，若苟且偷生，则忠孝俱灭。这是典型的以“忠”为本的观念，它成为武家精神的理论支柱和武士道德的核心内容。

正因如此，古代的武士才会“把生命看作臣事主君的手段”，为效忠主人而拼上身家性命，如今的职员也才会为公司的利益而不顾妻儿老小决绝自杀。了解了这样的思想根源，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二战期间许多日本军人把奔赴战场看作是无上荣耀的生命终结，不难理解为什么会出现神风敢死队的疯狂的自杀式进攻。就连日本最后的投降，也是奉天皇的“玉音放送”之命才举国接受。

“忠”本身已成为价值和意义所在，成为人生目标和道德义务，因而是无条件的、绝对的。

但在中国，人们认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彼可取而代之”，对帝王的“忠”是有条件的、相对的。中国人伦关系的核心是“孝亲”，而日本社会秩序的基础却是“忠君”。

日本学者武内义雄（1886—1966）指出：“相对于中国的五伦以家庭本位重孝，日本的五伦不同的是用国家主义来提倡忠孝一致，忠比孝更处其正”。在日本的历史进程中，无论朝代怎样更迭，从原始社会直到物质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作为天照大神子孙的天皇系统却始终得以延续，中间未有异族异姓的介入，这其实与日本发达的忠君思想渊源甚深，同时又反过来加强了日本人对皇权神授的笃信。

    在战争认识问题上成为人们关注焦点的靖国神社，实际上是一个凝聚着日本忠君思想的重要标志。靖国神社建于1869年（明治2年），其目的就是为了追悼为天皇献身的军人（当时称“招魂社”）。因此，它不同于一般的承载传统文化的宗教设施，而是一个肩负着政治目的、宣扬忠于天皇思想的国家神道设施。

    以“忠”为本的武士道精神教育，在近代以来确立起了不以一己生命为重而以天皇国家为重的帝国军人的思想观念。东条英机等战犯在就刑前大喊“天皇陛下万岁”，就鲜明地反映出他们透彻骨髓的忠君思想。

    日本儒学的特点是相互关联、密不可分的。如今日本的右翼势力仍然在利用日本儒学这些互为表里的特点，希求从意识形态的层面左右国民对战争的认识。于是，在二战期间沦为军国主义精神支柱和宣传工具的日本儒学，在战后则顺理成章地成为右翼势力歪曲历史、推脱罪责的思想渊源和理论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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