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价历史人物，应该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去看，功劳归功劳，过错归过错，用功劳掩盖过错，或者用过错否定功劳，都是不可取的。

谢富治，1909年出生于湖北红安，17岁参加农协，18岁参加黄麻起义，在红军时期曾担任四方面军总政治部组织部部长、川陕省委组织部长、红9军政治部主任等重要职务，主管干部工作，掌握人事大权。

这一时期的谢富治，深受张国焘器重，曾被后者表扬为“革命的尖锐锥子”。后来到了延安，谢富治及时调转立场，改正错误，当时中央曾有文件指出：“我们共产党员要有坦白的襟怀，有了错误不怕，要勇于改正错误，比如谢富治同志，也受过张国焘的欺骗，但是，他不仅改正了错误，还帮助党中央及时地挽救了一些还在错误中糊涂着的其他好同志……根据谢富治同志揭露，张国焘对于中央一贯阳奉阴违……”

全面抗战爆发后，谢富治先是担任129师772团政委，一年后升任129师385旅政委。后又担任太岳军区副司令员、代司令员、太岳纵队政委等职。从这时起，他和陈赓大将开始了长达7年的合作，这7年，是谢富治人生中最高光的时期，也是他功劳贡献最大的时期。

1945年，日本人投降后，陈赓、谢富治率领太岳纵队参加上党战役，一战歼灭国军1.4万人，俘虏国军19军军长史泽波。随后，陈赓、谢富治又接连指挥了闻夏(闻喜、夏县)、同蒲、临浮(临汾、浮山)战役，三战三捷，歼灭国民党军达5万余人，其中包括号称“天下第一军”的国民党军整编第一师第一旅。

当时，延安的《解放日报》刊发社论《向太岳纵队致敬》，专门对他们进行表扬。刘伯承司令员也称赞说：“打得好，中央夸奖说是出乎意料……”

1947年7月，为了配合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中央决定在前太岳纵队的基础上，加上新组建的秦基伟9纵和原西北军38军共8万人，组成陈谢兵团，并挺进豫西。此后，陈谢大军名震中原。

据秦基伟将军回忆：“我对陈赓、谢富治一直都很尊重，他们都是参加较早的老同志，政治水平高，在作战指挥上很有一套。”他将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形容为“给了蒋介石当胸一拳”，将陈谢兵团渡过黄河，挺进豫西比作“朝蒋介石肋骨上又踹了一脚”。

挺进中原后，陈谢兵团截断陇海路，配合华野兄弟部队出击平汉线，解放洛阳后，又发起宛西战役、宛东战役，建立豫陕鄂解放区，解放郑州。

1947年8月，陈毅元帅曾在给中央的密电中写道：“我认为我党20年来创造杰出军事家并不多。最近粟裕、陈赓等先后脱颖而出，前程远大，将于彭、刘、林并肩前进，这时我党与人民的伟大收获。”陈谢兵团的胜利，当然离不开陈赓大将的指挥，但军功章里，自然也有谢富治这个政委的一部分。

在淮海战役中，陈谢兵团全歼国军第12兵团，再次为解放战争的胜利立下一大功。

淮海战役后，陈赓出任二野第四兵团司令员，谢富治出任二野第三兵团政委（司令员为陈锡联），两人长达7年的合作就此告一段落。陈谢兵团在这个时期，打出来血性，打出了风采，作为该兵团的主要领导，谢富治无疑是有功劳的。

此后，陈锡联、谢富治率领第三兵团参加渡江战役，又率部进军大西南，解放重庆。建国后，谢富治担任云南省委第一书记、云南军区（后为昆明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在这期间，他的工作重心转移到了地方，后期军区的工作，主要由军区副司令员秦基伟负责。但他还是参加了1955年的大授衔，被授予解放军上将军衔。

谢富治在云南当省委书记的期间，实事求是地说，成绩是相当不错的。困难时期云南没有死人，这离不开谢富治打下的基础。如果说解放战争时期，陈谢兵团的成绩大部分来自陈赓大将的话，主政云南则真正凸显了谢富治一人挑大梁的能力。

据原4兵团13军副军长程康中将回忆，谢富治临终前，他曾到北京看望谢，临别的时候，谢富治紧握着他的手反复说道：“我在云南没干坏事啊，我在云南没干坏事啊……”可见，谢富治也以自己主政云南的成绩为傲。

云南时期的谢富治，官声很好，经常到各地方去蹲点，和群众同吃同住，没有一点架子。当时他的生活作风也很清廉，有一次他的秘书私自收下了乡亲送给他的一些山货，谢富治看到后，直接让他送了回去，不久后就把他从自己身边调走了。

1959年，罗瑞卿调任解放军总参谋长，公安部长一职空缺。组织部提名了杨成武、杨勇、张宗逊、张际春等同志作为候选人。毛主席看到名单后说：“谢富治同志如何？公安工作很重要，不能只从一方面军里出人，要搞五湖四海嘛！”

谢富治红四方面军的出身，加上他在云南的成绩，使得他被调入中央工作。而在这之后，谢富治一步步走入错误的漩涡，不可自拔……

提起谢富治，他的弟弟谢富礼对他的评价并不高，用他的话说：“谢富治话不多但多心。要是不有那么多的鬼心思，怕不会死得这么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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