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657年，是齐桓公即位之后的第二十八个年头，也是齐国被尊为霸权的第二十二个年头。从齐桓公的声望来看，已经达到了他历史的顶点！这一年，是鲁僖公即位后的第三年，也是卫文公即位后的第三年，因此鲁国、卫国国内形势趋于平静，进入了历史恢复期。当然，对于邢国来说，已是齐国附庸，自不足虑。而对于燕国来说，这已经是齐桓公成功救燕的第五年。在齐桓公看来，经由齐国的帮助，这些北方国家所面临的内忧外患初步得以安定，目前最需要的是休养生息。

这一年的齐桓公，岁数已经不小了！按照笔者前文推算，齐桓公即使作为齐襄公的儿子，去世前的年龄也在70～80岁之间。即使按照齐桓公70岁去世，鲁僖公三年时他的岁数也在55岁。这个年龄，对于古人，尤其对国君而言已经是高寿了。因此可以想象，这时的齐桓公，在身体上已经不适合长途跋涉，劳师远征了。即使今天的人，多半也是抱着颐养天年，享享清福的想法。

作为旁证，可以看到，那个最后害死齐桓公的宦官之一，寺人貂已经在鲁僖公二年的《左传》记载中出现，并成为泄露齐国核心军事机密的罪魁祸首。这或许说明，这时的齐桓公身边，已经是小人成堆了。齐桓公喜欢寺人貂这样的人，必然与他的热衷享乐欲望有关。而被小人包围的齐桓公，自然和历史上的所有昏君一样，为了贪图享乐，不但听不进逆耳忠言，还好高骛远！这是典型的老年昏君做派。

鲁僖公三年《左传》中关于齐桓公的一段记载，也很好诠释了这一时期的齐桓公。原文是：“齐侯与蔡姬乘舟于囿，荡公。公惧变色，禁之不可。公怒，归之，未之绝也。蔡人嫁之。”这段文字，很传神！成功刻画了一个流连并享受于女色与苑囿之乐的齐桓公。尤其蔡姬“荡公。公惧变色，禁之不可”的点缀之笔，让今天的读者依旧能看到蔡姬是多么的恃宠而骄！乃至于齐桓公在惊惧之下，厉声禁止，蔡姬竟不为所动，依然荡舟不止！这样的场景，反衬出的是一个年老惜命的齐桓公！这时的齐桓公，表现的是何等的脆弱！竟然会盛怒于荡舟这样的儿戏之举。由此可见，这时的齐桓公其胆识，其勇武，其坚定，其坦荡，竟不如妇孺，岂能再长驱千里而伐楚！

当然，《左传》并没有告诉，蔡姬是何时嫁给齐桓公的，又是何时将蔡姬遣送回蔡国的。但显然，《左传》是把齐桓公与蔡姬闹翻的情节置于了此年《左传》的最后一条，这样就和次年春天齐桓公率领诸侯伐楚的时间点前后衔接起来了。通过这样的时间顺序以及这样的文字安排，《左传》就把蔡姬“荡公”、蔡姬归蔡、蔡姬另嫁，与齐桓公怒而侵蔡的历史事件串通了起来。通过这样的联系，齐桓公兴师动众、谋定而动的伐楚军事行动就变成了次要目标，其首要目标就巧妙地被替换成了齐桓公因蔡姬另嫁而发动的侵蔡军事行动。

显然，《左传》通过蔡姬另嫁的小插曲，把齐桓公高大的人设给彻底崩塌了！这是因为：

第一，如果之前齐桓公伐楚的军事准备具有一定的正义性和正当性的话，则齐桓公为蔡姬另嫁而发动的侵蔡行动就没有了合理性和正义性。事实上，鲁僖公四年的诸侯伐楚，不但半途而废、无疾而终，反而成了一次齐桓公个人武力的炫耀秀！而真正在这次军事行动中受到诸侯伤害的，只有蔡国！

第二，通过上述目标的转换，齐桓公次年发动的侵蔡军事行动，竟如同带有低级趣味的携私报复，更是典型的假公济私！因为这对于诸侯来说，是如同“烽火戏诸侯”一样的戏弄，是严重的不负责任！尤其对于那些渴望伐楚成功的诸侯，如郑、江、黄、徐等来说，这无疑是沉重的打击。

第三，作为齐桓公，在诸侯反复盟会，一致同意伐楚的情况下，竟然为了蔡姬而搞砸与蔡国的关系，并把侵蔡作为了这次诸侯军事行动的实际目标，这是典型的鼠目寸光，因小失大！这种决策，连利令智昏都算不上。因为对于宋国、郑国、陈国、许国、江国、黄国来说，此时伐楚，是千载难逢的机会，不容错过！所以在这一主要矛盾下，蔡国不但不是讨伐的对象，更应该是团结的对象！即使蔡国中立，对伐楚也是有利的。

第四，《左传》通过鲁僖公三年以前对齐桓公伐楚一事的种种铺垫，尤其关于蔡姬事件的铺垫，目的就是为了塑造一个欺软怕硬、恃强凌弱、优柔寡断、心胸狭隘、利令智昏、因小失大、好大喜功的齐桓公，一个为了低级趣味而随时可以抛弃诸侯利益的齐桓公！

这样的齐桓公，当然是可悲的！而其伐楚失败也是必然的！

蔡姬戏桓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