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5年，日本在日俄战争中获胜，成功把满洲变成他们的势力范围。次年，日本设立了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日本人在满洲的管治正式开始。当时满洲主要为满、汉、朝鲜三族的聚居地，北面又有苏联的虎视眈眈。如何有效和稳定地统治满洲是日本政府的难题。直到1936年，日本政府开始把一批批日本人送到满洲殖民，总数共达27万。这些日本移民便是所谓的“满洲开拓团”。
日本对满洲移民的构想是源自国内问题。自明治维新后，日本的经济迅速发展，粮食产量有所提高，民生得以改善，人口从1872年的3300万上升至1930年的6400万。而这也使得日本土地供应赶不上人口增长，农村出现了大批贫农跟无地农民。
这些农民对日本社会造成了很大压力，是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因此，日本政府打算将这些农民送到满洲做拓荒者，以缓解人口过多的压力。与此同时，日本社会又存在所谓的“部落民”阶级。部落民是日本封建时代贱民的后裔，他们主要从事宗教上认为“不洁”的工作或身份，如屠夫、殡仪业者、皮革工人、拾荒者等。他们长期遭受日本政府和社会的歧视，被看作是“碍眼的人”。因此，对于日本来讲，成立满洲开拓团也是为了减少“贱民”的数量。
日本殖民满洲的另外一个考量便是为了防止苏联的报复。1918年至1922年苏俄发生内战。协约国为了支援沙俄白军抗衡苏俄红军，就组织了联军出兵西伯利亚地区进行干预。当时，日本动员了7万人协助沙俄，是联军中出兵最多的。日军还协助战败的沙俄余党到满洲定居。
苏联局势稳定、日军撤回满洲之后，日本一直害怕苏联报复。因此，日本便想要以殖民手段去巩固满洲跟苏联的边界，希望利用拓荒者所组成的民团力量去制衡苏联。
此外，进行军事干预的日本军人很多都在西伯利亚或满洲待上了近七年时间（1918-1925），对当地的农林资源、风土民情都很熟悉。因此，日本政府也动员了这些富有经验的前军人作为满洲拓荒者。
而且，日本的国策跟侵略中国密不可分，他们打算把满洲经营成侵华乃至侵略整个亚洲的大后方，以殖民手段去开发满洲土地，使其变为集体农场，从而提升粮食收入，好作为日本未来发展的战略资源。
基于这一系列的考虑，日本便在1936年时制定了“满洲移民开拓推进计划”，开始对满洲进行殖民。
首先，日本政府以“匪情恶化”为由，把当地农民原有的土地指定是“无人地带”，继而将其逼迁。之后再以每人5元（折合现在的人民币1500元） 的赔偿价去强制收购那些所谓的“无人地带”。
计划刚出炉的时候，日本民间对殖民满洲并不感兴趣。后来日本政府提出了开拓团成员十年内免纳一切捐税和杂捐，以及终身不需服兵役的优厚条件，成功吸引了27万人到满洲开拓农地。
二战末期，苏联发起八月风暴行动，正式对日本宣战。关东军为了尽一切可能抵抗红军，违背了当初不需服兵役的承诺，强行征召了大量开拓团男性到前线。这些开拓团成员很多成为了关东军的炮灰，有1万多名成员当场战死。有些成员因为效忠天皇而全团自杀，总死亡人数达到8万人。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日苏两国暂时签订了停战协定，以方便日本撤侨。大约1万5千人的开拓团妇孺就聚集在黑龙江省的方正县，等待日本政府派船接他们回国。但是，他们发现当地的关东军早已逃跑，港口都被苏联封锁，一艘能够将他们送回家的船都没有。
他们只好在方正县附近的山头上安顿，期望日本政府会派人来救他们。可惜的是，他们等了超过半年，依然没有一艘救援船来到。而且，疾病、饥饿和严寒传遍了整个滞留地，5千多人死在荒郊野外。他们到这时才明白了一个残酷的事实：他们被日本政府放弃了。
这些滞留成员的惨况引起了附近中国居民的注意。有些中国夫妇收养了一些父母双亡的日本孤儿，有些单身中国男子则娶了日本的寡妇或少女，还把她们的家人接回家里。这些日本妇女和孤儿很多都融入了当地的中国人家庭。
一位被中国人收养的日本遗孤说道：“我的亲生父母侵略了中国，杀害了那么多的中国人，我的养父母没有必要收养我，但他们以德报怨，把我养大了，还要忍受周边人的鄙视，所以我十分感谢他们。”
1953年，中国红十字会跟日本红十字会取得了联系，打算安排这些滞华日人回国。但是，日本政府以“防共”为由，先后三次拒绝了这个计划，这些滞华日人再一次被日本政府遗弃。
据1958年我国政府的统计，滞留在中国的日本人有两万多，其中有4千人是日本遗孤。这些滞华日人在我国政府帮助下，在户籍本上登记了汉姓和汉族身份，过着隐姓埋名的生活，散落在东北各地。
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两国政府都同意处理战争遗留问题。自1981年开始，两千多个滞华日人重回日本，找寻失散的家人。不过大多数的滞华日人由于过惯了中国生活而不愿回去，也有一些部落民出身的，深知回国会遭歧视，倒不如在中国继续生活。
但即便回到日本的滞华日人找到了亲人，也不代表他们就能够获得当地居留权。那时的日本政府实施“身份担保人制度”，要求那些滞华日人的亲属做担保人，包办他们回国的手续费、旅费甚至是承诺照顾他们日后的生活。
结果，超过70%的亲属都不肯担保这些从中国回来的亲人，因为担心这些“穷亲戚”会增加他们的经济负担，甚至担心他们会分掉自己的家产。许多滞华日人得知自己的亲人有这样的“盘算”后大失所望。有些滞华日人就返回中国，有些则暂时寄宿在北海道札幌的华人家庭，而有些因为没钱买机票回国，走投无路之下自杀了。
1987年之前，留在日本的滞华日人只剩下1千多人。后来，在中国政府、在日华侨以及当地日本人团体的周旋下，日本政府终于允许第三方人士作为担保人，1千多名滞华日人终于可以取得日本居留权。
不过，滞华日人长期在中国生活，与日本社会脱节，早已忘记日语，而且很多人回国时已接近退休年龄，因此丧失了谋生能力，只能靠政府的救济金度日。而且，日本政府给这些滞华日人的待遇福利并不好，每个月的救济金只折合人民币5千元。如果他们要回中国探养父母，救济金更相应扣减。
日本政府提供的日语课程更只有四个月，课程完了后就让他们自生自灭，无助于他们重新进入日本社会。后来，日本政府在舆论压力下将滞华日人的救济金调整至与一般国民看齐，而且容许他们每年能回中国两个月。滞华日人第一次受到人道的对待。
不过，滞华日人的子女依旧遭到民间歧视：上学时常遭同学耻笑，成人后又很难找到好工作。所以他们长期生活在日本社会底层。
这些归国后代对日本政府及民间产生了极大的怨恨，后来组织了一个黑道团伙「怒罗权」。他们自视为中国人，改回了汉姓，专门跟日本政府和日本黑社会作对。他们曾饱受歧视和欺凌，所以异常团结。怒罗权成为了日本警方最为头疼的黑道团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