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匈奴降民”指归顺、投降或楚被俘的匈奴人，包括平民、贵族、各级军士等各类人员，按其性质可以分为主动归附和逼迫投降，大致包括军事性降附、政治性降附和一般性降附。匈奴人的南下降附往往是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

自战国以来，匈奴一直活跃在中国北部及蒙古高原地带，并先后以漠南、漠北为中心建立了强大的北方草原游牧政权，对中原王朝构成了极大的威胁。西汉立国后的一个多世纪里，汉对匈的政策成为了西汉治边策略的主要内容。

在和与战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汉匈双方在政治、经济、文化上都有了深入密切的交流和融合。其中，人口的流动十分明显也非常频繁。在南下的匈奴人之中，因军事或政治斗争失败而降附汉朝的人口数量最为庞大，影响也最为直接深入，而且其产生和变化与汉匈关系、汉匈政策的发展紧密相关。

《史记·匈奴列传》记载：“匈奴，其先袓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

在中国古代少数民族史上，匈奴是最早出现的具有典型民族特征的北方少数民族。司马迁关于匈奴的提及，构成了古代极为盛行的“匈奴夏族说”，匈奴人应是早己存在于北方的某一强大部落为主，吸收了从商周以来北方的鬼方、猃貌、各类戎狄部落，甚至还包括一部分北上的华夏人口，经过长期融合而形成的民族共同体。

匈奴很单就组成了氏族部落和部落联盟，但联盟十分松散，“时大时小，别散分离”。铁器的使用大大提高了社会生产力水平，个体家庭的私有制经济出现，氏族组织开始解体，世袭权力也开始出现，社会内部的阶级分化和贫富差距日益加剧和深刻。冒顿杀父确立了匈奴单于的世袭制。单于集权独断成为常态，单于己是匈奴奴隶制政权的最高统治者。

先秦时期，匈奴便与中原有了联系。“当是之时，冠带战国七，而三国边于匈奴”。在冒顿单于的领导下，经过不断的军事扩张，匈奴奴隶制政权开始确立，社会经济得到较大发展，军事实力、骑兵力量大大增强，人口数量增加、势力范围扩大，成为了一个强大的草原游牧政权，开始与中原汉朝政权长期对抗。

秦汉之际，趁中原战乱，匈奴冒顿单于迅速扩张势力范围，一统北方草原。改变了“东胡强而月氏盛”的政治格局，成为控兵三十余万的强大的游牧政权。而此时的西汉，在经历了秦末战乱及楚汉战争后，国家经济凋敝，军事力量也较为薄弱，还因分封诸侯王而根基不稳。

彼时的匈奴，却是另一番繁盛景象，那时的匈奴正处于强盛时期，在冒顿单于的领导下，他们已经成为中原北方最强盛的民族；冒顿单于东破东胡，西败月氏，南并楼烦、白羊河南王，还将秦将蒙恬所夺取的匈奴地域全部收复。可见，相比汉王朝，匈奴的军事优势凸显，匈奴对西汉而言是一股强有力的威胁力量。

匈奴作为盘根北方草原的一支重要游牧民族，对中原王朝和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汉匈双方通过和亲、互市、战争等途径相互影响、融合，在经济、文化、政治制度等层面交往密切，在战争、和平状态下进行的人口流动也非常频繁。其中尤以“降民”的活动最为显著。

匈奴逃亡汉朝的人口众多，鉴于汉匈力量的变化，西汉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对匈奴的军事强硬手段，更多的是采用羁縻措施。汉朝开始作为汉匈关系发展的主导力量，规定了双方的边界，并承诺不受降者，一方面是防止汉民出塞，另一方面也满足匈奴单于禁民入塞的要求。

《汉书·匈奴传》记载：“孝宣、孝元皇帝哀怜，为作约朿，自长城以南天子有之，长城以北单于有之，有犯塞，辄以状闻，有降者，不得受。”

汉匈之间使者的交往无论是在战争时期还是和平情况下都显得十分活跃。使者本为协调两国关系，但受制于双方局势的变化和影响，出使活动难免坎河，出现大量使者被扣的事件。其中部分匈奴使者是被扣留充为人质，部分被汉劝降，尽管西汉在接受匈奴人口逃亡方面做出了种种限制，但并不能完全阻止。

在匈奴降民组成部分中，因军事斗争或政治斗争失败而投降汉朝或被汉军俘虏的人口占绝大部分。汉武帝以后，汉朝国力大盛，对匈奴持续、大规模的战争迫使大量匈奴人口来降或是被虏。汉简中以“收降”、“受降”、“收虚”等命名的烽爐十分普遍，更有受降城、受降都尉等直接用于招纳降民的地点和官职，这都反映了当吋匈奴的降汉活动。

汉武帝之后的数十年，汉匈爆发多次大战，在历次战役中，匈奴人口损失巨大，归降或被虏军民数以万计。如此数量的匈奴降民南下归附，很难仅仅归因于某次战役的得失，若将其置于复杂的汉匈关系变化发展过程中，则可以看出匈奴人民的附汉，也有着较为深刻的历史背景和历史发展的必然性，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匈奴实力强硬，但经济发展水平并不高。西汉政府在认清双方经济差异后，也开始从被动的给予汉物以缓和关系、消弭战争，转变为主动，利用强大的经济实力及较高的文化水平羁縻、控制匈奴。这是富有进攻性的同化政策，试图以经济文化影响匈奴的生产生活方式和思想意识，达到“兵可无战而渐臣”的目的。

政治上的强制很难抵抗经济、文化上的渗透。匈奴内部组织原本就比较松散，一旦遇到战争或足灾害，在生产生活难以为继时，匈奴民众便会南下归附汉朝，这种情况必不少见，规模也应不小，否则双方统治者也不会有“不受降者”的约定。但同时也要看到这种事例大部分是匈奴民众自发性的，与上层部落首领率众归附的人数、规模、影响尚有较大差距。

伴随着对匈政策的调整，匈奴降汉情况也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其变化主要表现在降附人口的增加，汉武帝时各类降附人口己达十余万。另一方面，降附形式也有变化。汉景帝之时只能被动的接降：汉武帝兵威所及匈奴往往不能战，因而此时主要以军事迫降、俘掳为主，匈奴内部主动降附人口比例大大增加。

与此同时，匈奴对汉的社会心态也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变化过程，与西汉由畏惧至抗击的变化恰恰相反。汉初匈奴的南下掠夺屡屡得逞，而西汉政府通过“和亲”的的退让政策更让其骄横不己，而且对汉措辞也极为强硬。汉武帝之后，面对数次大战的失败，匈奴盛气凌人的气势大为削弱，并主动寻求与汉和亲，“数使使好辞甘言求和亲”以此缓和关系。

单于“恐汉袭之”，于是自降身份“自谓我儿子”，冒顿时期的对汉强势态度己不复存在。“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更是直接反映了整个匈奴社会哀伤、恐惧、无奈的民族情绪。昭宣以后，匈奴连遭汉与乌孙的沉重打击，加上连年天灾、内斗不止，实力大为削弱衰耗，社会心态又有变化，从最初的轻汉、恐汉彻底转变为事汉。

在汉匈长期对抗过程中，随着双方实力的消长变化，双方社会心态也有一个相应的转变轨迹，在这种特定阶段内的社会心态引导下，汉匈民族关系、民族政策都有不同的反应。恐汉、事汉心理的出现与变化消磨了匈奴对汉的心理优势，推动了降汉事件的发生，也间接促成了匈奴南下臣服、成为西汉的内臣，结束了汉匈百余年的对抗状态。

关于匈奴降汉人员身份的认定，范传贤认为他们的命运是奴隶，而汉朝对华夏境内诺民族用氏的目的是为了获得奴隶。尽管秦汉时期仍存在不少奴隶制的残余，但归附的匈奴降民降将并不完全视为奴隶，在长期的汉匈战争中，产生了数十万匈奴降民或是俘虏，西汉政府对其采取了多种形式的较为妥善的安置措施。

《汉书百宫公卿表》记载：“武帝元狩三年，浑邪王降，复增嵐国。”

汉朝设置的安置匈奴降民的属国应该是从汉武帝开始的。此后随着汉匈战争的进行，陆续设置安定属国、天水属国、西河属圃、上郡属、五原国、张掖属国等。在属国体制中，上层官吏是以汉人为主的都尉、司马等，而下层则是匈奴原有的千长、百长等，这一方面体现了因俗而治的原则、坚持匈奴原有的社会制度，另一方面加强了中央对属国匈奴部众的控制。

对于归汉的匈奴人，西汉政府给予了大量的物资赏赐，汉武帝时匈奴“数万人皆得厚赏”，在经济赏赐同吋还提高他们的政治待遇，进行册封赐爵。对其他匈奴投降贵族或是有功之人也是封以侯爵，领有食邑。据《史记》《汉书》中“功臣侯年表”显示，自汉景帝以来匈奴降民受侯爵者三十余人，且大量有特长之人被任为官吏。

西汉还存在着将匈奴降人罚为奴婢的情况。在汉画像艺术中，匈奴奴婢形象也多有涉及。西汉时期的墓葬中出土过大量胡人执灯俑，这些灯俑大都呈跪地托；姿势、低眉顺耳，还有“胡奴门”及其它胡人形象的文物资料。从其人物形象、职责作用分析，称为“奴婢”是无可置疑的。

多次对匈作战的失利，让汉初士人开始反思汉匈之间的差异。晃错认为匈奴有三长技，据此提出“以蛮夷攻蛮夷”，当大批匈奴降民归附后，这种政策得以全面施行，大量匈奴人被束编为伍。同时，西汉政府还任用大量匈奴将领，让其担任军职参战，对其表现出了极大的信任。众多匈奴降将和胡骑成为西汉巩固边防、打击匈奴的重要力量。

尽管西汉对匈奴降民给予了充分的优待，但是从其属国官职设置情况来看，西汉并不是完全信任或是放纵匈奴降民的活动，因而在积极安抚的同时也采取了多种必要的措施来限制、控制降民。

首先，分而治之，将部落与部落分开、将首领与牧民分开。汉统治者深知游牧民族“散则易制，得并为一，则势专难图”于是极力分化匈奴降民，瓦解其集团实力。降有功的分封地域都在内地而且相离甚远，如此就能极大程度地消除这些首领在部众中的影响力，继而强化中央政权的管辖权力。

其次，严格限制匈奴侯者的活动。匈奴首领归附受爵后即外出就国，活动受到严格的监控与限制。中央政府通过遍布全国的御史监察系统，对匈奴侯者在地方的言谈、行为、居住地等进行了严密监视，而且中央在防范地方王侯时作出的一系列限令同样适用于匈奴侯者，这种限制除了包含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政治含义之外，或多或少的还有民族间的不信任感。

再者，在法律上严禁逃亡。汉代存在关津制度。关津主要作用是控制人员来往，检査违禁物品，缉拿罪犯，且无符传不得过关。汉初主要是为了防范诸侯，其后汉匈矛盾尖锐，边塞亭障防止叛逃的作用日益突显。其防范对象并不只限于边塞郡民，尚还包括内徙中原的匈奴降民。

历史上的人口迁移是一个双向流动的过程，在中原人口不断迁移到周边少数民族地的同时，少数民族人门也在不断徙屈内地。秦汉时期是我国古代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奠基吋代，也是我国代碟域的开拓时期。特别是汉武帝时期，内兴功利、外事四夷，“西荡河源，东澹海漘，北动幽旗，南耀朱垠”，“四海之内莫不为郡县，四夷八蛮咸来贡职”。

随着中原王朝的向外拓展，在经济文化吸引和军架打击之下，大量少数民族人口投降附汉。匈奴活跃于北方草原数年，是中原王朝的主要威胁。因此，匈奴降民的归附极具象征意义，是突显中央政府民族思想、民族政策的绝佳机会。

在汉匈和战交往中，大量匈奴人民以多种方式南下降附汉朝，他们构成了西汉时期“匈奴降民”这一主体。西汉统治者以属国、册封等形式对其采取了一系列安置措施，并极力发挥降民的潜在能力，将其运用到对匈作战中，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民族融合也是一个双向吸收的过程，是异文化、异族群之间的相互交融。汉匈之间，既有匈奴对汉文化的学习，又有汉人对匈奴文化的摘取。中原的儒家文化、农耕经济、生活方式和匈奴的草原文化、畜牧经济各有所长，匈奴降民的内附加强了汉匈文化交流、促进了民族融合。少数民族的汉化与主体民族的胡化构成了两股逆向运动的力量，共同推动着中华民族的发展壮大。

参考文献：

[1]司马迁.《史记》.

[2]班固.《汉书》.

[3]范晔.《后汉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