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汪金祥
作者简介：汪金祥(1907-1983)，江西省弋阳县人，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历任赣东北省政府第一副主席兼省政治保卫局局长、闽浙赣省组织部部长、福建省政府副主席兼政治保卫局局长、中央苏区国家政治保卫局侦察部部长、苏区中央分局成员兼政治保卫局局长等职。到达延安后，调入中央社会部任二室主任，长期从事情报工作。1945年当选为中共七大代表。1949年后历任东北人民政府公安部部长兼东北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东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公安部副部长等职。中共七大、八大代表，第一届全国政协代表，第四、五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1983年因病逝世，终年76岁。
时任中央社会部二室主任汪金祥（右）与治安科长陈龙在延安
在抚顺市乌金寨，紧傍高尔山麓，有一座日本侵略者专门囚禁和屠杀抗联战士和爱国群众的大型特殊监狱。东北解放以后，这座监狱被人民政府接收过来，很快进行了彻底的改造。阴森可怖的刑讯室和“镇静间”变成了窗明几净的医务所和病房;染透烈士鲜血的杀人场变成了美丽鲜艳的大花坛;还整刷了牢房，安装了暖气，兴修和扩建了礼堂、图书馆、浴室、理发室和食堂。原来日伪监狱那种令人毛骨悚然的气氛，已经一扫而光了。这就是以改造战犯而驰名中外的抚顺战犯管理所——使一批法西斯重犯得以在他们生命史上揭开新的一页的始源地。
这座监狱的演变,标志着时代的推移和历史的转换。日伪原抚顺监狱长大村忍在被关进抚顺战犯管理所的时候，曾苦笑着对其他战犯说:“这是咱们从前给中国人盖的监狱，想不到现在却由咱们自己来住了，可真是自食其果呵!”
在抚顺战犯管理所里，关押着日本战犯680多名、伪满战犯60多名。他们绝大多数都是苏联政府于1950年7月移交给我国政府的。
其中，伪满傀儡皇帝溥仪、国务院总理张景惠以及各部汉奸大臣。
日本战犯则有:在河北、河南等地疯狂制造“无人区”，一次在河北省滦县潘家戴庄村屠杀我1200多名同胞的日侵略军一一七师团中将师长铃木启久;有操纵伪满政权颁布“思想矫正法”、“时局特别法”、“粮谷出荷法”等各项法西斯法令，仅在执行“治安维持法”的五年中，就抓捕我17.7万多名同胞的伪满国务院总务长官武部六藏;有制定和推行“反共防谍对策”，指挥特务爪牙，疯狂摧毁我地下党组织，先后逮捕和杀害我共产党员和抗日群众6.3万多名的日寇宪兵大佐藤斋美夫;有秘密制造细菌武器，对我4万多名同胞惨无人性地进行细菌试验之后将人又投进炼人炉的日本七三一细菌部队少佐支队长神原秀夫，等等。
这些日本战犯的血腥暴行，使中华民族蒙受了空前的浩劫，也使日本人民遭到了巨大的灾难。他们本身，就是一小撮日本军国主义首脑集团发动侵略战争和破坏世界和平的直接罪证。
对于这些日本战犯，是采取民族报复的狭隘政策，还是采取革命人道主义的改造政策?党中央明确指出要实行后者，而摒弃前者。周总理同时指出;要认真做好我方干部、战士的思想工作，以便对战犯进行安全管理，做到不跑一个，不死一个，并抓紧开展认罪悔罪教育，将他们逐步改造成为反军国主义的、为中日友好事业服务的新人。
这是一项具有远大战略眼光和伟大政治意义的政策。就是这项英明而又正确的党的政策，指导我们取得了教育改造战犯的一系列奇迹般的胜利。
东北局决定在东北人民政府成立战犯管理委员会，高岗为主任，高崇民同志和我为副主任。东北公安部是执行机关，正式成立战犯管理所，调鞍山市公安局副局长孙明斋同志为所长，曲勤同志为副所长，后来所长职务又由金源同志接任;东北公安部政保处王鉴、解衡和劳改处李石生、董玉峰等同志具体负责业务指导。管理干部和警卫武装也一一配齐，工作很快开展起来了。然而,被法西斯军国主义思想蛀蚀了灵魂的战犯们,是不肯服服贴贴地接受人民政府改造的，这就注定我们必然要遇到许多困难，必然要经过一个复杂艰巨的斗争过程。
果然，当他们走进战犯管理所的时候，几乎个个都摆出了骄横狂妄的姿态，显露出祸心不死的神气。有的头戴战斗帽，身穿将校服，肩佩军章，足蹬马靴，依然是昔日践踏中国国土时的凶神面目;有的早起向东京宫城遥拜，祈祷“天皇陛下万岁”，表示“宁愿为天皇而死，也要为国复仇”;有的扭头不看我们的报纸，塞耳不听我们的广播，对我们的政治教育采取了排斥拒绝的态度;有的对于我们给予的人道主义待遇，不但毫无感激之情，反而认为是“日本又恢复强盛的象征”，“是同中国政府作斗争的结果”。
更为普遍的是，他们公然否认有罪，叫他们“是战俘，不是战犯”，诬蔑我们将他们关进战犯管理所，“是违反国际法的行为。”那时，美帝刚刚燃起的侵朝战火，又加重了他们卷土重来的幻想。他们断言“美国一定能胜利”，“日本一定要崛起”，“中国一定会再被列强瓜分”。有些人并且联名向联合国写信，或者策划联络社会上的日侨，妄图取得外部的支援和搭救，闹监活动越来越凶了。
而我方人员早就对日本侵略者怀着一腔怒火，看到这种形,气更不打一处来。有的炊事员,理发员不愿给他们做饭、理发;有的干部消极地等待有一天中央下令:“把他们公审杀头算啦!”为了忠实执行党中央的指示，我们首先组织我方人员，联系思想实际，学习毛主席《论人民民主专政》、《矛盾论》等文章，学习党中央关于管理改造战犯政策。经过学习讨论，同志们认识了改造战犯的的深远意义，认识了自己肩负的这个任务的重要性和艰巨性;同时，分析了战犯的思想特点和改造他们的有利条件，鼓起了工作信心，一致提出了个人思想要与党的要求一致、一言一行要与党的政策一致等保证，决心在改造战犯的战线上，打赢这场硬仗。
思想统一了,步调一致了,我们决定抓住闹得最凶的鹿毛繁太这个典型，打一儆百，积极开展反闹监的斗争。
鹿毛繁太是伪满警正。我方干部找他个别谈话，他顽劣不驯，一进门，就引起一场唇枪舌剑的论战。
“我是战俘，凭什么关押我?你们懂不懂国际法?”他高声吼叫着。
我方干部从容地回答说:“你既然自称懂得国际法，那就请你回答，国际法有哪一条，规定一个国家可以侵略另一个国家?”
他怔红了脸说，“我是帮助满洲国来维持治安的。
我方干部理直气壮地反问:“中国人民什么时候请过你们来维持治安啦?”
他不打自招地说:“我奉的是天皇陛下的命令。”
“正是因为你们忠实执行日本天皇的命令，所以你们才成了名符其实的战犯!”我方干部斩钉截铁地作了有力的回答。鹿毛繁太被驳得理屈词穷，哑口无言了。我们严词令他写出检讨，纠正闹监的抗拒态度，他又软中带硬地问:
“这是谁的命令?”
“这是中国政府的命令!”我们的态度凛然难犯。
他不敢不写了，但又想敷衍了事，蒙混过关。于是，写出交上来，不行，重写;又交上来，不行，再写;一连写了四遍，直到他暴露出真实思想并作了自我批判之后，才令他在即将召开的战犯大会上，公开检讨，保证今后老老实实，不再乱说乱动。否则，中国人民绝不答应，一定严惩不贷。
他一听要公开检讨，这不是等于要他第一站出来背叛天皇吗?立刻吓得额上暴起青筋，脸上沁出冷汗。但他只得在大会上作了检讨，下了保证，这个被战犯们捧为“磊磊落落的民族英雄”，终于暴露了他色厉内荏的虚弱本质，活象一个被戳了窟窿的气球，再也鼓不起来了。
这个会，对战犯们震动很大，批在鹿毛繁太身上，刺在其他战犯心里，他们再不敢小瞧中国了，也不敢再逞法西斯余威了。我们乘势一面组织战犯分组座谈讨论，要他们各自检查自己的入所表现，保证今后老老实实地接受管理改造;一面大张旗鼓地宣传抗美援朝的胜利，打掉他们的幻想，显示中国人民的不可侮。同时，鼓励表现好的，批判表现坏的，使这个似乎“铁板一块”的战犯营垒，开始发生了分化。许多战犯纷纷检讨;不少少尉级战犯，还主动反映情况，要求反抗将校级战犯对他们的欺压。这就初步孤立了极端顽固分子，基本上掌握和控制了他们的动向，闹监风被平息下去了。
在这种情势下,有些战犯又变换招数,转为暗中对抗。他们表面上阿谀说:“中国人大大的好”、“看守班长万岁”;背地里却散布:“难忍者忍之，难受者受之，十年后再让日本国旗在此地上空飘扬。”可见，要使他们真正低头认罪，必须进一步向他们的思想阵地持续发动进攻，摧毁他们固有的思想体系，诱导他们在世界观上来一个彻底的自我否定和自我转变，从而自觉自愿地走上新生之路。止于单纯的管理阶段是不行的。这是教育改造战犯全部工作的关键所在。
当初，苏联政府向我国政府移交这批战犯的时候，苏方代表曾告诉我们说:“这是一批极端反动的军国主义分子，经验证明，他们是根本不可改造的。”
果真不可改造吗?我们相信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认为在强大的人民民主专政条件下，只要我们的政策和方法对头，这批已被缴械的战犯，是可以改造过来的。本着这个思想，1952年初，我们开展了悔罪检举运动，向战犯的思想阵地发动了积极的进攻。
认罪伏法，是战犯走向改造的第一关，也是我们完成改造战犯任务的首要前提。我们决定:运用争取下层、分化中层、动摇上层、孤立反动的方针;采取先尉级后将校级、先小批后大批的步骤和从政治思想教育入手，抓好典型，促进一般的方法。要求做到外围警戒严，监内管理宽，思想教育严，生活管理宽，执行监规严，方式方法宽;敌我界限严，表现形式宽，以便顺应战犯们固有的自尊心，因势利导，逐步启发他们认罪悔罪的自觉性。
政治教育的中心内容，是讲授和学习《帝国主义论》，阅读和学习《日本资本主义发展史》、《美帝在日本的罪行》、《日本人民的前途》等有关书报。这本身就是一场斗争。有个日军少尉三轮敬一，以研究所谓“三轮哲学”为名，拒绝参加学习。所里严正宣布:“三轮敬一怀有恶意，不配和你们在一起，可以让他单独研究他的那个哲学去!”这一来，他就自我孤立了。一周后，他看到别人谈论一些他根本不懂的新道理，又感到实在冷落不堪，就主动作检讨，请求参加学习。所里让他“好好考虑考虑再说”。他急不可耐地说:“我错了，不用再考虑了。”三轮敬一的转变，鼓舞了愿意学习的人，震动和教育了采取敷衍态度的人，他们的学习兴趣从此一步步浓厚起来。
“春风初度玉门关”，战犯的头脑里，第一次照进了真理的光辉，透出了春天的气息。经过学习，他们开始认识了帝国主义对内压迫、对外侵略的反动本质，认识了帝国主义就是战争及其必然灭亡的革命道理。从日文书报中，他们了解到美帝占领下的日本现实，更加怀着切身之痛，明白了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明白了当年发动的侵略战争，只是为了实现日本垄断统治集团的扩张野心，什么“本上小，人口多”、“日本人理应指导别国民族”的“民族生存论”和“八纮一宇”，不过是欺骗日本人民的一个借口而已。将侵略别国，当做“英雄的行为”、“爱国的表现”，这同野兽世界的弱肉强食，简直没有什么不同。许多尉级战犯终于懂得了这样一个基本的道理。
但运动进到自我认罪阶段，不少战犯又说什么：“侵华战争是日本全民的战争，如果说我们有罪的话，日本人民都有罪”，“我们是执行上官命令的，个人没有责任”，“日本政府已向全世界谢了罪，我们自己没有义务再这样做”，等等，企图推脱个人罪责。有些战犯虽然承认有罪，但又害怕象在苏联时那样，坦白了反而会加重处罚，甚至向中国当局为自己提供杀头的司法根据。我们逐一批驳了这些谬论，进一步交待了党的政策，指明了他们今后的出路。同时，出了三个题目，让他们讨论:
一、是谁把你拉上战争犯罪的道路?
二、你是怎样充当了天皇枷锁下的牺牲品?
三、怎样才能结束囚禁生活而获得新生?
这么一讨论，许多战犯坐不住了。有的寝食不安，有的抱头痛哭，大尉黑濑市夫流着眼泪第一个站起来说:“为真理而学习，就是杀头也要坦自自己的罪行!”一些尉级战犯接着表示:。我们既然摒弃青春的生命，犯了人类不能容忍的罪行，那么今天认罪同样非有摒弃生命的精神不可!”缺口打开了，很快起了坦白认罪和检举揭发的热潮。
交罪彻底的大尉中队长宫崎弘，在战犯大会上做了示范发言。他在坦白了自己的一系列杀人罪行之后,沉痛而又激昂地说:“这样残酷的记录，在人类史上有过吗?没有!我那卖鱼为生的父亲，当过纺织女工的母亲，希望我犯下这样的罪行吗?决不!不仅我的父母，就是全世界人民的父母，都不希望我这样做，那么是谁将我变成了杀人魔鬼?是万恶的日本军国主义者。我现在要号召我们这群人，清算和打击我们的共同敌人!不要再屈从上官们的意志了。希望大家冲破一切旧关系，抛弃一切旧道德和旧感情，为真理的实现而崛起斗争吧!”
宫崎弘在台上声泪俱下，许多尉级战犯在台下高喊:“说得对呀!”“同感哪,同感!”但也有少数战犯继续顽抗，中尉战犯市毛高友布置他的几个同伙，列出表现积极的战犯名单，公开宣称:“回国后统统给予报复”，并写出反动诗说:“敢叫武士蒙羞辱，且看腰刀斩肉泥！”这件事，激起了认罪战犯的极大愤慨，当天就贴出大批声讨文章、标语和漫画，一致要求中国政府从严惩办。市高毛友看到四面楚歌,情况不妙,慌忙找工作人员认罪，所方责令他当众坦白，立改前非，他的同伙见“头头”低头了，也都随之转变态度，下了不再顽抗的保证。
就在这个时候，将校级战犯编出了一套赖罪的谬论：“杀人放火的罪行都是下级官兵们干的，所以帝国主义者是下级官兵，而不是上级将校。”所方公布了这个谬论，尉级战犯气愤极了，纷纷揭发上官，要求同他们当面质证。这时，最高人民检察工作团已经来到抚顺，侦讯战犯的工作即将开始，我们及时将运动转入将校级战犯认罪悔罪的阶段。
将校级战犯的态度更顽固，赖罪的理由更荒诞。伪满国务院总务长官武部六藏，不但说他“无罪”，而且还“建设满洲有功”，叫他写交罪材料，他写了一百三十一条，却是准备回国后作为竞选首相资本的《日本新宪法》。伪满警务总局特务科长岛村三郎，给自己涂脂抹粉，说他曾“站在中国农民一边，反抗过满洲国政府，如果现在旧地重游，一定会受到很多人的欢迎。”中将师团长藤田茂不交罪，反而强硬地说:“我是帝国主义者，你们是共产主义者，我们之间没有谈话的必要。”他的赖罪理由被驳倒后，又怒气冲冲地拒绝回答，摆出了一副十足狂做的面孔。
为了打破这种局面，我们决定把尉级战犯同这些将校级战犯混合编组，并要认罪好、职位高、影响大的伪满国务院总务厅次长古海忠之作悔罪检举的典型发言。他在交罪时强调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法有了新的发展，一个战胜国有权处理任何侵略的战争罪犯。对我们的处理，当然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这句话，恰似重重的一棒，打在了不肯认罪的战犯头上，他们护身的“武器”不灵了，气焰已自扫一半。这时，尉级战犯纷纷举手发言，要求将顽固分子拉到台前斗争。将校级战犯看到部下反叛了，总务厅次长也“缴械”了，更加感到众叛亲离，有不少人相继出来坦白交罪。但也有少数顽固分子仍在对抗。我们又决定以说理的方式，开展“打尖子”的斗争。说理斗争的第一个对象，是少将旅团长长岛勤，他的老上级藤田茂陪在身旁。长岛勤诡辩说:
“我一贯廉洁奉公，经常教育部下遵守军纪，他们从来没有犯过非人道的罪行。”
他的部下一听全火了，纷纷摆出自己的罪行，问道:“抢掠烧杀，无恶不作，这不是非人道的罪行吗?”
长岛勤恼羞成怒,训斥他们部下说:“你们干了那么多坏事，为什么不向我汇报啊?只怪我当初犯了官僚主义，没有察觉和处分你们，如今却把罪责全部推到我的身上，简直是一群流氓，岂有此理!”
会场上，马上掀起了一片怒吼声:
“这都是奉的你的命令!请问哪一条罪行不是因你发话而犯下的?”
“战时,你把'功劳’据为已有,今天又把罪责转给部下，你才真正是一个流氓!”
“难道罪行都是我们部下的，而没有你们将官、校官的吗?”
“你是地地道道的军国主义重犯，事实俱在，抵赖只能加重你的罪名!”
长岛勤招架不住，吓得低下头，连忙表示认罪。而藤田茂也开了眼界，长了见识，不敢再顽抗了。
会后，一些战犯推测中国政府可能要采取“宽赦部下，严惩上官”的政策。自称是“风前的蜡烛”、“早晨的露水”“菜”板上的鲤鱼”,终日惶惶不安。我们又进一步加强安全管理,交待党的政策，并针对他们不同的心理特点，个别地进行谈话攻心，教育他们彻底认罪，争取光明的前途。如此经过反复的教育、反复的斗争，在一年多一点的时间内，将校级战犯陆续交出认罪材料，否定了他们为军国主义服务的前半生。在这个基础上，我们组织全体战犯制订学习改造计划，开展比认罪程度、比立功表现、比进步大小的活动。这就促使他们从被迫改造转入自觉改造，有力地配合了侦讯工作的深入开展和顺利完成。
这时，大区已经宣布撤销，抚顺战犯管理所在中央公安部的直接领导下，对全体战犯开展了系统的政治理论教育。这是使战犯们彻底改造反动立场，树立进步思想的决定性的一步。
系统的政策理论教育，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反对帝国主义的教育，二是世界革命形势的教育;三是中国革命经验的教育。三方面的教育紧紧衔接，步步深入，要求既使他们清算罪恶的过去，又要看到光明的未来。
那时候，战犯图书馆里，马列主义著作、毛主席著作，以及中文版、日文版的革命书报文章，琳琅满目，许多学习书籍、资料，都发到他们手中。学习本着理论联系实际的方针，除个人阅读、小组座谈、专题辅导、单元总结而外，还配合放映了一百多部中外革命影片和日本进步影片，播放了近三百次战后日本的消息，组织了九十多次思想改造收获的典型报告。他们都有较高的文化水平，阅读能力很强。越学习，心越明，眼越亮，探索真理的兴趣也越浓。统治他们头脑多年的那个反动的思想王国，终于随着学习的深入真理的展开，而一步步地瓦解了，崩溃了。
日军中将师长铃木启久无限沉痛地说:“过去我尊以为神威天皇，原来是依靠财阀和军阀，在白骨堆上建起私有财产高楼的大奴隶主。我为之效命半生，真是上了大当，悔恨莫及呵!”
伪满奉天省警务厅长三宅秀也看了《混血儿》后，苦泪盈眶，他说:“美军基地附近，已经成了卖淫的世界、赌博的世界、贫穷和屈辱的世界。这就是美帝占领下日本现实的缩影，也是帝国主义之间矛盾发展的必然。”
伪满间岛省省长歧部与平在学习总结中写道:“社会主义是巍然不可动摇的革命事业。实现了真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成了保卫世界和平的堡垒、亚洲局势安定的基石、指点前进方向的灯塔。”
不久前还顽固不化的藤田茂，慷慨激昂地表示:“军国主义是亚洲人民的大敌，也是日本人民的大敌。如果中国人民给我留条老命，我要牺牲一切同帝国主义作坚决的斗争。”
许多战犯一致表示，“共产党不是人间的魔鬼，而是真理的化身，是她拯救了我们罪恶的灵魂。”“我们一定要用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武装头脑，为世界和平和中日友好，贡献出自己的后半生!”
战犯的学习不是平平静静的，它是激烈的自我思想改造过程，也是两种思想直接交锋的斗争过程。有个战犯叫富永顺太郎，他在学习深入的时候，大骂靠近我们的战犯是“奴颜骨”，并且发表了一大套“天皇无罪”、“战犯本性不能改造”等谬论。由进步战犯组成的学习委员会，经过所批准，组织了一场全体战犯参加的大辩论。让富永顺太郎将他的谬论全部搬出来，然后由战犯们逐条辩论，逐条批驳。大会连续开了十四天，富永顺太郎在真理面前低头了，全体战犯也弄清了是非，在思想改造的道路上迈进了一大步。
随着战犯立场的转变，我们通过战犯学习委员会，发动他们开展以抒写自身罪行为主题的文艺创作活动。这个活动，由最初的几十个人，逐步扩展到全体战犯。他们共写出小说、话剧、散文、诗歌、回忆录等720多篇。这既是日本战犯的悔罪自白书，也是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控诉书。许多都在战犯文艺晚会上演出，起到了强烈的自我教育的作用。
岛村三郎入所后，写过一篇《民族矛盾不可调和论》的文章，现在却写出《秘密战》一文，彻底揭露了日本特务们在“民族矛盾不可调和论”的思想指导下所犯的种种罪行。有个战犯曾在山东摧残了一对新婚夫妻，那时他接到妻子寄来的一具双人小木偶。现在他成了战犯，妻子又给他寄来了双人小木偶。前后联想，他感慨万端，写了一首《小小木偶》的悔罪叙事长诗。诗中痛恨自己说:
“对于争取自由的人，
我的回答是:
鲜血磨亮我的刀锋;
残酷这两个字怎么能够形容?
我是杀人的魔鬼，万恶的畜生!”
那时，战犯们对新中国还有藏在心里、不敢提出来的许多疑问。所方不作回答，却从1956年2月起，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在中央公安部的领导和布置下，分三批组织他们参观了长城内外、大江南北的11个大城市、99个单位。既让参观工厂，也让参观农村;既让访问一般群众，也让访问受害苦主，以便他们在亲身体察中，自己做出正确的结论。
这是他们作梦也没有想到的事情。个个怀着又惊又喜的心情，一致提出“争取彻底改造”的口号，象普通旅客一样，踏上了参观的旅程。
他们参观了已经换了新貌的规模雄伟宏大的鞍钢联合企业，连声称赞:“惊人，惊人。”伪满时期曾经多次到这视察过的古海忠之，深有感触地说，“当初日本人离开时，曾说将鞍钢丢给中国人去种高梁吧，要恢复它，至少需要20年。可今天，中国人不仅没有种高梁，而且3年就恢复了，发展了，年产量竟超过了伪满时期的最高记录，这证明，中国人是有能力的，社会主义制度是无比优越的。”
他们在沈阳大青农业合作社访问了社员家庭。当他们走进徐老大娘家时，看到的是一幅富裕幸福的生活图景，听到的是对日伪政权的控诉和对新中国的热赞，歧部与平说:“给你们过去造成苦难的，就是我们这批战犯。今天你老人家看见我们，抱有什么样的心情?”徐老大娘说:“我反对发动侵略战争的帝国主义头子，并不是反对执行命令的每一个人。只要你们能学好，我们老百姓可以原谅你们!”歧部与平听罢深深一躬，跪在老人面前哭个不停。其他战犯也都被感动得放声痛哭，一再表示:“一定要洗心换面，绝不辜负中国人民的深情。”
他们所到之处，无不是日本侵略者杀人作恶的地方。在哈尔滨，在长春，在武汉、南京、杭州、济南等等城市，他们参观到哪里，就忏悔到哪里。当在抚顺听到“平顶山惨案”唯一幸存者方素荣同志的倾诉时，他们个个跪倒在地，泣不成声。中将师团长佐佐真之助说:“我衷心向中国人民再次谢罪，将我枪毙，死而无怨。只希望向日本后一代传告我的体会，不要叫他们再走我的老路，我就心满意足了。”。
他们一下北京车站，激动的感情已经达到了沸点。许多战犯流着泪主动介绍和倾耳听取当时60万日军驻扎和践踏北京的悲惨情景。九谷忠三说:“过去,我为天皇卖命,但他没让我去过一次东京;而曾被当作敌人的中国人民却领我来参观北京。帝国主义教我杀人，中国人民教我明白了真理，我从心里感谢中国。”通过参观访问，他们过去形成的对中国人民的种种错误认识，彻底改变了，一致认为:“站起来的伟大的中华民族，一定能建成社会主义，一定能防止和粉碎帝国主义的侵略。”“今天的中国人民无限热爱共产党和毛主席，已经形成了一道无形的万里长城。这是比秦始皇时代不知坚固多少倍的万里长城，是任何力量也攻不破的万里长城!”
1956年春，党中央决定对战犯进行审判和处理。这次具有国际意义的审判，是打击帝国主义侵略政策的严正斗争，也是对多年来教育改造战犯工作的严重考验。
从4月起，全所人员就对全体战犯进行了受审前的思想教育，帮助他们聘请辩护律师，同时向他们宣读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处理在押日本侵略中国战争中犯罪分子的决定》。战犯今吉均代表全体战犯表态说:“这次审判的目的是打击帝国主义，我们的责任是揭露帝国主义，所以我们和法庭之间没有矛盾，一定要老实认罪，接受审判，不负中国政府对我们的关怀和教导。”许多战犯写出要求处死的申请书，表示:“就是将我处死，也要喊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
6月间，庄严的审判开始了。特别是军事法庭对铃木启久、藤田茂、武部六藏、古海忠之等45名首要战犯，依法分别判以13年到20年有期徒刑。
最高人民检察院首席检察员王之平同志在法庭上对其他900多名战犯，严正宣布了免予起诉、分批释放归国的决定。
话音刚落,战犯们个个涕泪横流,法庭中立刻爆发出一片痛哭声。这是谢罪的眼泪、感恩的眼泪,决心与黑暗诀别和向光明奋进的眼泪。他们一致表示:“若论我们的罪,判几个死刑,也不能赎回于万一。然而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却表现了如此宽宏伟大的胸怀，赐予了我们重新做人的机会，这是中国共产党革命人道主义政策的崇高体现，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改造人类的伟大胜利!”从1956年6月到1964年3月，被免予起诉的和被判处徒刑的战犯，分批被释放回国和提前宽释回国。伪满战犯也在这期间，依照同一政策，全部处理完毕。
日本战犯们一踏上日本国土，就和从苏联放回的战犯多数成了反共的急先锋相反，他们发表了《告日本人民书》，向日本国会提交了《请愿书》，表达了他们反帝反侵略和要求中日友好的愿望。1957年，又正式成立了“中国归还者联络会”推选藤田茂为会长、岛村三郎为副会长，推选宫崎弘，三轮敬一、国友住太郎等人为常任理事。这个组织，在东京本部之下，设都、道、府、县支部五十四个，一共拥有会员一千多人。他们还创办了会刊《向前，向前》，发表了许多忏悔录和进步作品，并且集体参加了中日友好协会，一直为揭露美日反动派和促进中日友好而不懈地奋斗着。
1956年以后，藤田茂冲破种种阻力，亲率代表团数次访问中国。他向中国人民献了铜碑。碑文上镌刻着他们的心声:“感谢中国人民的宽大政策，誓为反对侵略战争，保卫世界和平和日中友好而奋斗!”
日本军国主义首脑集团当初不曾想到，他们花费多年心血培养和吹嘘的所谓“民族英雄”、“皇军武士”，竟是这样纷纷投向真理，走进人民行列，变成了向他们反戈一击的叛逆者和反对者。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真理之征服人的力量是无敌的!
